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

这个厂的干部、群众，注意鼓实劲，干实事，讲实效，不赶浪头，不务虚名，不做表面文章。这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在企业工作的各个方面，尤其是事关路线的问题。

多年来人们对嘉丰有个评定：这个厂是坚持总路线，多快好省全面发展的先进典型。多快与好省的关系，在这个厂一直处理得比较好。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形势下，纺织系统出现了一股片面强调提高车速，追求产量的潮流。嘉丰也注意车速，注意产量，但他们是从整顿机器设备、提高工人操作水平入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稳步加快车速。当时，嘉丰由于在提高车速方面迈的步子不大，一度被一些人指责为“右倾”“保守”。但他们始终坚持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的方针，不赶那种片面地抓一个“快”字的浪头。经过一段时间，当有些厂由于基础工作差，不得不把过了头的车速大幅度退下来时，嘉丰的车速和产量水平却连同产品质量稳稳地进入了先进行列。60年代初，他们又顶住了当时的一股右倾情绪和用牺牲生产效率来换取棉纱质量的另一种片面性。类似的情况，后来在不同时期里几次出现过，每一次他们都能较好地处理。常常是这样：他们在某些“单项”上往往“成绩平平”；而到后来，那个“全能冠军”的桂冠却总是落在他们身上。

也正是这种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使这个厂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畏“四人帮”的帽子、棍子，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四人帮”及马天水一伙在上海强行推销他们那套假“左”真“右”的企业管理“新鲜经验”，鼓吹建立“无制度工厂”。嘉丰厂党委从实际出发，在1971年、1973年、1975年，围绕要不要规章制度问题，发动全厂职工开展了三次大讨论，学习恩格斯《论权威》等经典著作，进一步武装思想。在那几年里，这个厂不仅坚持了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且根据生产发展需要，在管理工作的不少方面实行严格要求。1975年8月，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到嘉丰厂调查、总结加强企业管理的经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得知后，派人急匆匆赶到厂里，又是威胁又是哄骗，硬要厂党委依照“四人帮”的调子去讲什么“路线”，不要讲生产，不要讲企业管理。厂党委坚持汇报真实情况，不说假话，用“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办法，回击了“四人帮”。在“四害”横行的那几年，这个厂受到的压力不小，什么“复辟势力严重”，什么“上海棉纺行业中最差的班子”，帽子、棍子一齐飞来。党委一班人不怕打击，不怕撤职，顶住了这股逆流，他们互相鼓励：在革命岗位上干一天，就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