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不同来源

谁是现代化者？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我们对于谁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充满了好奇。一些人认为他们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如东南亚的华人。更多时候，他们是两种不同文化或不同部族团体的人们联姻的后代，或者至少是讲不同语言的人们，或者是驱使人们离开家园的教育制度的产物。边缘因素由此被认为是现代化技能发展的关键因素。³

第二个因素是创新角色的可获得性，一种主要影响年轻人的条件。尤其是，不管是以学徒制形式还是以更正式的学校体制出现的教育，在刺激人们对现代性角色的兴趣方面是重要的，因为这些角色本身带来了权力和声望。

第三，正如勒纳（Lerner）指出的，大众传媒以及通讯的发展，总体上使人们即使在许多现代性因素还匮乏的情况下也能够感受到现代性的降临。⁴现代性也不要求有一个认为自己属于知识分子或技术人员的群体，他们的头上笼罩着一种巨大的“光环”——因为他们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如记者、作家、教师、公务员、工程师等等——为了使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更稳固，他们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农民阶层或前现代的阶层。

这三个因素并没有充分说明激励人们走向现代性的所有条件。更通常的是，传统社会组织本身、传统社会的僵化以及它的调适能力，产生了一种现代化的推动力。同样，现代化的动机依赖于社会中人的因素，人们的创造性以及他们整体的向上精神。⁵

无论涉及的个性是什么，很清楚，现代化创造了一种赶超心理以及由于处于不利地位而产生的被替代感，这些均产生了要求变革的动力。一个社会中任何物质条件的改善制造了更多的物质需求。正如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对土耳其的研究指出，“在一个城市的社区邻里中，汽车交通、自来水、电力、报纸以及其他城市设施的供应，揭开了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序幕。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地方，当地的道路、每天的公交车以及无线电设备，为这些地方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新事物，一种在更广阔社会中新的成员意识，预示着一系列社会变革的新过程的开始。”⁶这些变革创造了许多新角色如汽车驾驶员、无线电修理工、记者以及所有其他具有重要的光环效应的角色。同时，变革的条件、变革的角色以及变革所需要的个性有机组合在一起，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产生了特定的结果。另一方面，现代化在较弱意义上也带来了沮丧和痛苦——一种试图成为现代的，却遭到失败而产生的感受——正如班菲尔德（Banfield）在意大利南部乡村的研究所揭示的。⁷

通常，阻止已经尝到现代化甜头但却不能很好应对现代化的人们的道德水平下降，是政府的最重要工作。埃及遭受这一问题的困扰已经许多年了。埃及比其他任何中东地区或北非地区的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均要深入，也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在英国殖民管理时期，埃及就已经形成了大批的城市地区，一种规模较小但重要的工厂文化，一个技术工人群体，以及理性化程度较高的公务员群体。公务员主要从城市人口中录用（74.2%），他们能够进入大学完成学业（77.1%），大多数大学生是公务员、白领职员和地主的后代（62.4%）。⁸然而，尽管政府官员不断地努力，直到最近，现代化的结果才创造出希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能够吸引那些具有创造性和自律性的人。这是目前埃及政府的一项主要成就。

一般地，第一批现代化者是那些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自己的角色就会永远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人们。例如，在非洲，一些最早的现代化者是部族首领，传统上他们明确地被划分为宗教角色而非世俗角色。然而，他们不时地参与现代化，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就是他们的后代。在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非洲地区，专门建立的教育部族首领后代的学校，其目的就是确保他们能够参与到录用他们的现代政府。

在加纳，一些具有现代化意识的首领遭到当局的不利对待。非洲海岸角的阿基利国王在审理司法案件和建设公共工程中因表现出现代性精神而受到称赞，但后来由于其政治独立和勇敢而遭到攻击，被废黜王位并遭到驱逐。⁹有着类似遭遇的是尼日利亚奥波博族的贾贾国王，他被英国承认为部族首领。根据阿兰·伯恩斯（Alan Burns）爵士的记载，“贾贾精力充沛，聪明过人。通过贸易活动他的财富迅速增长，使他获得了充足的资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实现了垄断统治。”作为独裁者、商人、船运代理商以及普通的企业家，贾贾试图控制奥波博海港周围的贸易。同样，他也遭到了驱逐。¹⁰

之所以引用这些例子，是因为，尽管有些与众不同，但他们都是殖民地国家现代化历史中特定时期的代表。在许多情况下，受过教育的精英被犹豫不决的殖民政府挑选出来加以利用是因为，一方面，殖民政府将这些精英看作是富有远见的殖民教育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也将他们看作是不断制造麻烦和抗议活动的根源。这些通常被称为“学者”的精英，被认为是心怀不轨、傲慢十足且不诚实。他们的现代化努力被看作是对西方制度的拙劣模仿，仿造他们“指导者”的特征和形式。这种态度在南非的欧洲人中也可以发现。¹¹

近年来，代际冲突在现代性的伪装下无意中产生了一种类似的情形。为了使自己认同现代性角色，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开始挑战既有的秩序和形式——不管是否是从外部强加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印度，当国大党变得软弱无力时（但仍然控制着所有主要的现代化职位），年轻一代使用投票来选择能够提供更好的机会来实现他们的创造性和技能的其他政党。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共产党不断地录用那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的确，对于许多发展中社会而言，共产主义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在角色探索和界定的困难时期，它可以作为一种能够提供稳定和控制的现代化制度）。在现代化遇到巨大障碍的社会中，富有创造性和革新精神的、失意的人们往往寻求最有力的、独特的甚至极端的政治制度，并献身于这一制度。例如，在中东地区，20世纪30年代在拒绝了代议政府制度后，一些国家转向了瓦尔特·Z.拉克（Walter Z. Laqueur）所称的“军事社会主义”，另一些国家则对共产主义颇感兴趣。¹²

在试图总结现代性扩张中角色的多样性时，卢西安·W.派伊（Lucian W. Pye）使用了一种分类方法，包括了几种功能不同的类型：协调者、传播者、传递者等等。他从倾向的角度来运用这些类型，尽管这些类型互相对立，但它们都产生了现代化的结果：强调理性官僚形式的行政管理者，相对于唤醒潜在需要的鼓动者；将新旧角色合并为一个角色的合并者，相对于只代表新角色的传递者；试图建立一种普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倡导者，相对于集中特殊利益的政治代理人。¹³

不管这种分类存在什么问题，它确实指出了直接涉及政治的现代化角色的多样性，这些角色必须在现代化的实证评价中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现代化角色与较高社会地位者之间如何联系起来。为了寻找角色变革的推动因素与角色之间的不协调，需要进一步对角色、地位、职业、岗位等进行分析。

通常，对现代性的渴望如同在绘画中寻找新的艺术形式或独特技术的动力一样。的确，例如在中国，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在诗歌中加入了政治的成分。即使是在那些非常悲伤的场合以及党的仪式活动中，也要唤起一种伟大的骄傲感和成就感，就像取得重大胜利一样。¹⁴现代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有许多共同点，对于那些代表了现代性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往往以政治方式扮演角色，并通过政治方式寻求人类精神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