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美学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其发展

生态美学从产生之初就存在着概念不清晰、对象不明确、理论不充实的缺陷。好在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它一直处在发展过程中，先是逐渐给出了准确而清晰的概念界定，使其研究对象得到确定，又从古今中外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学科中寻找到理论支撑。正因为如此，人们对生态美学的理解并不相同。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美学，有的学者更强调其在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上的哲学基础，其他学者则更强调其理论上与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融合的可能性。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关注的是如何变革人类主体的精神观念，尤其是将生态理念植入其中，从而绽出一种精神性的生态审美之花。但不管怎样，生态美学终究是一种美学，因而有着自己的美学学科根基和美学理论基础。而生态美学从萌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美学视域下的不断裂变与融合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向度看，传统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艺术，比如黑格尔就曾把美学界定为艺术哲学。相应地，它所构建的审美观主要针对艺术，而非自然。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美学开始把自然环境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逐渐形成了环境美学这一新兴学科。应该看到，无论是传统美学还是环境美学，其出发点都是主体认识论和人类中心主义。在这种价值与认知框架下，只有人类（主体）的审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忽视了或并不承认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境域下呈现出的生命之美。可以说，生态美学的出现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克服。它是“对于传统美学认识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也是对于传统美学完全漠视生态维度而仅仅局限于艺术美学的超越，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形态”^[1]。可以看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是更深层次的生态问题。它的关注点既非独立于人的艺术，也不是围绕着人而存在的环境，而是人与自然万物在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生态联系和生态平衡中的存在关系。这既是生态审美的重要因素，也是生态审美观所蕴含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生态美学不应该用艺术的审美方式来对待生态，而应该“允许”生态自身产生美。正如张法所言，“用艺术之眼来看美的自然，可能根本上是与生态原则对立的”^[2]。艺术的审美原则是审美无功利性，而生态的审美原则恰恰是审美的功利性。艺术之美主要蕴含于艺术形式及其内容之中，而生态之美主要蕴含于生态主体所构成的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生态联系和生态平衡之中。在此过程中，生态主体不仅不能脱离整个自然界的深度联系，而且还要有力地呈现为活生生的自然生态世界。从这一点来说，生态审美观超越了传统美学和环境美学的审美观，构建起了一种全新的、生存的、源初意义上的审美观。

当然，生态美学建构其审美观时需要丰富得多的理论资源，这是它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欧美国家而言，生态美学更多被视为生态科学与美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相应地，更为强调科学认知对于生态审美观构建的重要性，但却也因此缺少对科学认知的哲学理论层面上的建构。这一事实值得做进一步思考，因为科学认知意味着客观知识的介入，而这会使蕴含生命与情感活力的美或审美变得干瘪呆滞。此外，科学认知往往难以逃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就会使生态审美处于一种主体认识论的框架之下，从而失去体验生态联系、生态平衡与生态和谐所带来的愉悦。尤其重要的是，科学认知到审美体验之间需要一个转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基于这个原因，生态美学要想走通一条科学认知的道路，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西方生态美学不同，中国学者则注重从哲学理论层面为生态美学寻找根基，使之呈现为一个有着多元理论背景的学科，并且成为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生长点。纵观中国生态美学研究，它的理论来源大致有以下四个路径。

一是汲取西方哲学中有关生态的思想。生态美学在中国成为学术热点之后，它就更多以哲学和美学分支的身份出现。其中，有许多中国学者用存在论的哲学思想去阐释生态美学，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繁仁教授就曾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比如“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试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美学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当代存在论美学观的建立”等。尤其是他在2009年出版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一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认为，生态美学是“以与生态学有着某种联系但却完全不同的生态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哲学为其哲学基础的”^[3]。这里他强调的是，生态美学建构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存在论美学。无疑，这个论断有一定的道理。毕竟，生态美学属于美学学科，如果没有哲学基础，它的理论意义如何体现，又如何去指导实践。而一旦理论问题解决了，实践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基于此，生态美学确实需要哲学理论尤其是存在论作为理论基础。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发。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并非主客二分的关系，而是一种在世关系，或先在的融合关系。既然如此，人处在世界之中，就会与世界合而一体。生态审美观借鉴了这种观点，认为人与世界具有先在的生态联系，而人类的行为举止应该与自然万物保持一种生态关系，而不是以自身为中心的征服、占有甚至破坏关系。这种生态关系是天地神人所共同构建的“四方游戏”。相应地，这就赋予了“四方游戏”以生态美学的意义，并使之成为生态审美观中的重要范畴。对此，海德格尔提出的“人诗意地栖居”的观点，影响巨大。生态美学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诗意地栖居”。当然，这其中“栖居”的主体不能仅仅是人类，还应该包括自然万物，正如海德格尔所谓的“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素朴本质”^[4]。唯有如此，“诗意地栖居”才会具有生态审美的意义。它剔除了人的主体性，并使自然万物进入一种互相联系而又诗意生存的审美世界。生态美学借以阐发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家园意识”。在海德格尔看来：“‘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惟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5]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家园”，是由人与世界共同营造的，并且使人与大地处于一种本真存在与澄明之中。在生态美学看来，人、自然万物和大地共同构建“家园”，它们之间具有源初意义上的生态联系。对于具有意识的人来说，他必须有“家园意识”，把自然万物与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家园。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生态，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家园毁掉。上述的生态审美观源于存在论，并在理论上与生态学紧密相连，对于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也都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性。

可见，生态美学不仅主张对二元对立认识论的突破，而且还坚持其存在论的哲学基础，希望以此发展出一个生态观、人文观和审美观相统一的理论体系，来深化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天地神人“四方游戏说”，以海德格尔后期的“词物共生”理论，来应对西方传统词物分离的话语优先理论对生态美学的挑战。^[6]不仅如此，它还主张深化现象学对工具理性“悬隔”的方法研究，挖掘现象学对人与自然统一的新型审美关系的建构。曾繁仁认为，“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 “生态美学的产生其实也是美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是对传统认识论美学、实体性美学、形式论美学的突破。而随着胡塞尔、海德格尔与梅洛-庞蒂等人在生态现象学上的逐步深入，生态美学也逐步走向深入。可以说，胡塞尔对于生态美学是一种开路与奠基的作用，到海德格尔，则是生态美学的深入，而梅洛-庞蒂则使生态美学走向成熟”。^[7]实质上，这是从现象学为生态美学找寻理论的内在依据。具体而言，胡塞尔现象学开启了传统认识论美学转向存在论美学，海德格尔则使生态存在论美学变得更为丰富，更为系统，而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则使生态美学走向一种“身体—生命美学”。完全可以说，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基础，使之更富有哲理性与学理性。应该承认，这种哲学化的探索致力于探寻生态美学的本源及其理论意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也应该看到，生态美学不能只是停留于理论，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是环境美学理论的启迪。生态美学对环境美学诸多范畴的借鉴吸纳，不仅是理论上的，更多是实践上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只关注哲理而忽略对现实世界观照的缺陷，并走向注重应用的发展道路。众所周知，自然美学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受到关注，与之相应，环境美学也逐步被认可接受，其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不仅如此，环境美学研究较早就开始了理论探讨之外的对应用性问题的关注。比如，芬兰学者约·瑟帕玛就认为，环境美学有着自己的本体论和元批评，这是理论分析所需要的，但此外还应有应用环境美学，例如环境审美教育、环境审美理想、环境审美参与立法等。^[8]受环境美学的启示，生态美学也逐渐认识到，需要一种从理论层面到应用实践的拓展或转化。生态美学既要有自己的本体论和元批评，也要能够从应用方面解决现实问题。就此而言，存在论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本体论和元批评，而生态审美教育、生态审美评估、生态审美规划、生态审美建设等可以视为生态美学的应用化。如果理论与实践层面并举的话，生态美学将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则更多的是借鉴环境美学的审美范畴，并赋予其生态的意义。近代以来，随着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以及现代化工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环境美学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环境美学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审美观，如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提出的“参与美学”和“场所意识”^[9]、卡尔松提出的“肯定美学”和“自然全美”^[10]、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提倡的“荒野美学”^[11]等。在此基础上，生态美学不同程度地借鉴了环境美学的审美观。按照伯林特的观点，人对环境的审美经验，实际上是通过身体与场所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审美之境。生态美学借鉴了伯林特提出的“场所意识”概念，使之对生态具有同样的解释性。很显然，人与自然万物的存在都需要一定的场所或空间，他们之间只有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场所，才能共同创生出生态审美世界。所以，人类在面对生态环境时所透露出来的“场所意识”显得非常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说，人类对场所的破坏即是对生态系统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同样，环境美学提出的“参与美学”概念，也可成为生态美学的审美范畴。伯林特认为，我们在感知和体验环境时，应该是一种全方位的审美参与，即主动地全身心地投入。如他所言：“人具有意识的身体参与到一种动态整体中去，这种整体被所有感官感知。”^[12]欣赏者在参与审美时要启动身体全部感官，与环境形成没有缝隙的连续性的审美世界。当然，生态美学受此启发，赋予了“参与美学”以新的意涵。也就是说，人只有用全部身体感官去感知和体验整个生态时，才能真正理解生态的魅力。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场所意识”和“参与美学”对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理论上的启发性。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注重人与自然共同形成的生态场所，也要努力使人参与到整个生态之中，以此来保持生态的连续性与可持续性。

相比之下，环境美学产生较早，因而其审美范畴确实对生态美学有所影响。但也应该看到，前者向后者的概念移植并不是无限的和无条件的。因为，尽管环境与生态联系紧密，但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同。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还牵涉到整个生态系统。如果只是简单参照环境美学的理论内容，那么势必会造成二者理论上的混淆。就此而言，生态美学应该逐渐从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中跳出来，追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

三是吸纳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中包含的诸多生态思想与生态意识。生态美学对中西哲学和美学思想的整理阐释，已经摆脱了早期的生硬借鉴、拼贴的研究方式，而是采取以生态美学理论自身向传统美学思想辐射的方式，并注重西方哲学和美学理论与自身理论的内在结合，尤其注重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发掘中国传统审美思维与生态美学之间的契合点。比如“天人合一”“生生为易”“道法自然”和“众生平等”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哲学或美学的范畴。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们既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也可以成为生态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我们知道，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有着不同的解释。儒家讲“天人合一”，主要指的是由尽心到知性到知天这样一条由内而外的路径。比如《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3]孟子所言的出发点是心与天合，其目的还是以心性、人性与天性、天命形成一种贯通。当然，这里的天性与天命具有道德的意义。道家讲“天人合一”，则是让人忘掉或取消自我，从而与万物为一。这里的天没有道德的意义，而是自然或自然规律之意。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天人合一”既有人与自然的融合之意，又有人要自觉遵循自然之意，都包含着一种生态智慧。从这一点来看，它可以成为生态审美观的重要内容。此外，“生生为易”也可以是生态审美观的重要范畴。《易传·系辞上》曰：“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14]也就是说，阴阳变化以化成自然万物的生命，而这些生命体既互相联系并呈现为万千景象，又遵循和效法着天地宇宙的自然规律。很显然，这种变化和联系可以形成具有生命链环的生态关系。正如曾繁仁所说：“‘生生为易’是《周易》的核心内涵，包括阴阳太极为万物生命之源、生命产生于天地阴阳相交、宇宙万物都有生命并表现为生命环链等思想。”^[15]这就赋予了“生生为易”以生态美学的意义。道家讲“道法自然”，主要是把“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而人应该以道观物。人不能以其主体性去对待世界万物，而应该把自己放到世界万物之中去观另一物。而这正是生态美学所主张的让自然万物处于互相联系之中，并自由地发挥出自身的本性。另外，佛家讲的“众生平等”，也可以是生态美学的重要审美观念。在佛家看来，大千世界是因缘起缘灭而变得无穷无尽，实际上它是性空，是一个过程，而非实体。所以，众生是众缘和合的存在，有着平等的生命本质。尽管佛家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但“众生平等”的观点可以成为生态美学的思想来源。生态审美观将其阐释为，生态系统中的人与自然万物都有强盛的生命力，他们在生命这一点来说都是平等的。当人取消自身的主体性，以一种平等的生态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时，才不至于使整个生态处于严重失衡甚至破坏的状态。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的生态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精华，也是生态审美观阐发的重要理论依据。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去研究它，赋予其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意涵，从而实现古代思想的现代转化。

除了吸纳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中的生态审美范畴之外，生态美学还把古典美学的生命精神引入自身理论之中。蒙培元曾指出：“中国哲学是深层次的生态哲学。”^[16]相应地，中国哲学背景下的古典美学也应暗含着生态的意蕴。曾繁仁认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意味着它与中国古代的生态审美精神和生态审美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是生态美学中国话语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是一种‘生生’为其核心、以‘天人之和’、‘阴阳相生’为其背景的中和论生态与生命美学，几乎渗透于儒释道等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也渗透于绘画、音乐、诗学、建筑与民间艺术的各个方面，构成相异于西方古代实体论哲学与形式论美学的理论风貌，具有特殊的价值意义。”^[17]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所强调的“生生为易”“天人合一”与“天地交感”，是生态美学与传统精神对接的重要思想范畴。在对接的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生态与生命，它可使万物一体，使生态平衡与生命自由。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具有丰富的生命力，它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毫无联系的生命存在，而是具有内在的生态价值和意义。正因如此，人类的生命不能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而是应与之建立一种生态性的联系。人与其他生命体在保障生态系统平衡的状态下和谐共存，否则就会破坏生态整体，危害自身。实际上，这种生态与生命精神不仅渗透于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还渗透于诸多艺术之中。中国各类古典艺术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崇尚生命意蕴。对此，宗白华曾多次指出中国艺术之中包孕着生命的气韵。他说：“中国画所表现的境界特征，可以说是根基于中国民族的基本哲学，即《易经》的宇宙观：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物皆禀天地之气以生，一切物体可以说是一种‘气积’。这生生不已的阴阳二气织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命。”^[18]在他看来，中国艺术应该是整个宇宙生命的表象，并融天地造化于万千姿态。艺术融汇了宇宙生命，使生态整体得到了呈现，为生态美学提供可证的范例。

总之，对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生态美学意义上的阐释，既使得我们的生态美学理论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又使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可以在生态美学的理论平台上与西方美学思想进行交流。

四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结合和融通。比如，马驰认为，生态美学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人的自然化”理论有着共通性，因而可以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过程中发展生态美学；生态美学不是美学与生态学的机械结合，而是以生命融合性和生命对等性两者的结合为基础，所以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讨论生态美学，在具体的社会历史中讨论生态美学中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生态问题并介入生态美学，增强其对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19]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的生态美学研究，还关注自然问题^[20]和身体问题^[21]，并探讨了德国古典美学对于生态美学理论建设的借鉴价值^[22]。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下的生态美学研究也注意到了自身理论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的问题^[23]。

综上所述，多元理论路径下的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研究，既积极为自身寻找理论发展的内在依据，也在努力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中的生态美学观念进行对接，同时也热情投入和观照迅速变革中的经济社会现实，希望在能够真正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产生更广泛的社会与学术影响。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近年来学界对生态美学理论研究的批评更加理性、更加中肯。概括地说，这些理论批评与质疑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美学理论建构上，强调生态美学只是美学研究的一个维度，只是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24]生态美学的学科性质并不具有确定性，生态美学不过是一门有学无美的致用之学。^[25]生态美学将人与自然的完全融合消解了美本身，因为美是人的心灵自由的表征，而不是对象性的存在。^[26]生态美学理应坚持审美的感性、情感方式，而生态美学思想中的“自然”，并不是作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自然”概念，它只是一种生态美学的臆造而已；生态美学理论中所谓破除二元对立的模式只是一种“语言陷阱”，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中生态美学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更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它，其理论无法抵御“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拜物教”观念。所以，刘成纪认为，生态美学应该利用自然的整体性、有机性和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美做出新诠释，此外还要注重自然生态向美学的生成问题，同时，生态美学应该从精神维度与身体维度来建构新的理论形态。^[27]第二，在生态美学的实践性上，认为生态美学提倡的自然全美观念消解了审美活动中人的审美能力和价值评判。^[28]生态美学中的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论，无法应对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在确立生态价值观时，理性智慧比生态美学所倡导的诗性审美智慧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承认，这些理论上的反思与批评，对于生态美学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建设性。依此，笔者认为，生态美学应适度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更明确自身研究的对象性，使研究对象下降到形而下的层面，避免玄之又玄与宏大叙事，另一方面要加强理论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只有这样，生态美学才能凸显美学理论对现实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当然，生态美学一直都是在理论建构与批评质疑中发展的，我们有理由期待，它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理论生机，从而对中国美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生态审美观诸范畴是以美学的名义对生态文化理论产生影响，或者说，生态文化理论包含着生态审美观这一向度。工业文明的扩张使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造成了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而生态文化理论的出现，就是要消除过度膨胀的主体性，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审美观念的改变就显得异常重要。生态审美观的形成，可使人们的头脑中植入生态审美的因子，从而改变其对待自然生态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生态平衡的目的。诚如刘成纪所言：“生态美学的目的并不是让人重新回到原始的荒蛮状态，而是要以生态观念缓解人给予自然的强大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生态美学之于当代社会的意义，并不在于生态理想的最终实现，而在于如何将生态的观念融入对现实生活的调整中。”^[2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审美观既是生态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

[1] 曾繁仁：“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31—32页。

[2] 张法：“环境—景观—生态美学的当代意义——从比较美学的角度看美学理论前景”, 《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第6页。

[3] 曾繁仁、程相占：“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建设”, 《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3页。

[4] 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67—168页。

[5] 马丁·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页。

[6] 曾繁仁：“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37页。

[7] 曾繁仁：“再论作为生态美学基本哲学立场的生态现象学”, 《求是学刊》2014年第9期，第122页。

[8] 约·瑟帕玛：《环境之美》，武小西、张宜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9] Arnold Berleant, The Aesthetics of Environmen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5）.

[10] 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Routledge,2000）.

[11] Holmes Rolston, Philosophy Gone Wild:Essay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New York:Prometheus Books,1989）.

[12] 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张敏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13]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8页。

[14]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

[15] 曾繁仁：“试论《周易》‘生生为易’之生态审美智慧”, 《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33页。

[16] 蒙培元：“为什么说中国哲学是深生态学”, 《新视野》2002年第6期，第42页。

[17] 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探索——兼论中国古代‘中和论生态—生命’美学”, 《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第66页。

[18]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146页。

[19] 马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美学”, 《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31—38页。

[20] 代迅：“从牧歌到挽歌：人对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变迁与生态美学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第69—80页；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视野中的自然之美”, 《文艺研究》2011年第6期，第42—48页。

[21] 苏宏斌：“生态美学的身体之维”, 《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17页。

[22] 曾繁仁：“对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反思——由‘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到‘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 《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4—9页。

[23] 傅松雪：“试论生态美学的存在论维度”, 《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第117—122页。

[24] 董志刚：“虚假的美学——质疑生态美学”, 《文学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4期，第98—102页。

[25] 王梦湖：“生态美学——一个时髦的伪命题”, 《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第17—21页。

[26] 黄文杰：“生态美学的困境与存在论基础”, 《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7期，第187—194页。

[27] 刘成纪：“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5—12页。

[28] 毛宣国：“当下生态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创作与评论》2008年第5期，第38—41页。

[29] 刘成纪：“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