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生态美学理论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8世纪50年代，而后研究对象仅限定于艺术。比如黑格尔认为，美学应为艺术哲学。随着美学研究对象和视域的扩展，它也逐渐把自然、环境、生活等纳入其研究范围。尤其是进入现代化阶段之后，自然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相应地，美学研究开始出现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自然美学、生活美学等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的出现表明，美学从理论和现实层面上都已发生转变。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学科。从词源来看，“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οικοσ”（oikos，意为房屋、家务，也可理解为居住地、家庭）和“λογοσ”（logos，意为语言、理性的语言）^[1]构成的。一般认为，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最先将生态学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20世纪初，生态学理论得到迅速发展，生态学会和生态学刊物（如《生态学杂志》《生态学》《生态学专刊》等）也得以创办，表明生态学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式。一般而言，生态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的学科。而美学主要是研究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审美关系，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初看起来，生态学与美学的联系并不密切，基本没有融合的可能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从研究对象上说，生态学关注生物体（包括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而美学则关注人与自然、社会、艺术等之间的审美关系。因此，它们在研究视域上有许多交集，即都是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和谐问题。依此而言，生态美学应该既有美学方面的理论支撑，也有生态学方面的实践支持，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

生态美学在西方的确立并不是太早。1972年，加拿大学者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加拿大小说杂志》发表了“生态美学断想”一文，应该说是较早地提出了“生态美学”这一概念。^[2]该作者的观点是，要用生物学和生态学的知识去反思和重构美学理论，并以此构建生态美学理论。1978年，苏联哲学家尤·什科连柯在《艺术》杂志上发表了《生态学与美学》的论文，该论文被中国学者翻译并发表在了1980年第1期的《世界美术》上。可以说，它是最早提出生态学与美学研究相结合的中译文论文，但该文章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美学”概念。尽管如此，它为后来“生态美学”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1992年，俄国《哲学科学》第2期发表了H. B．曼科夫斯卡娅的“国外生态美学”一文，并随后被翻译成中文。按照她的看法，国外生态美学概念的建立与自然美学哲学模式联系在一起，它至少从本体论、批判和应用问题三个层面形成了新的研究路径。从本体论层面来讲，它主要研究自然环境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关系。从批判层面来说，它蕴含着审美理想、审美价值与和谐等范畴与审美经验之间的联系。从应用问题层面来看，它要“把个人的审美的、生态的、法律的素养作为一个综合问题加以看待”^[3]。具体而言，这三个层面就是作为审美客体的环境、环境的审美价值、生态学与审美教育。这篇论文在介绍欧美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最新进展。至此，生态美学从本体论到实践都有着新的理论阐释点，已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比如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在研究环境美学时也涉及了生态美学^[4]，但并未给予深入的探讨。

相比之下，生态美学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并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从回顾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生态美学”概念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尝试构建“生态美学”概念，并赋予它新的理论内涵。《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的一组文章，讨论了科学方法论研究问题，并在第7期上有后续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余谋昌撰写了一篇“关于生态学方法”。他认为，生态学可以作为科学方法去研究生命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和信息交换。这种方法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多个领域，其中包括生态美学。^[5]这是中国学者最早提出“生态美学”这一术语。1987年，叶峻在其论文“社会生态学初论”中明确提出了“生态美学”概念。他认为，生态美学是社会生态理论的一个主要分支，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是现代科学生态学化在美学领域的表现”^[6]。随后，他又发表了“关于生态学发生与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谈到，生态学可以与社会科学进行结合并形成新的学科，比如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法学、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和生态美学等。在他看来，生态美学的特点是“在生态系统中体现美学，或在美学中引入生态学原则”^[7]。这些都是对生态美学的初步性认识，至于生态学与美学如何融合，还没有去做充分的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无论如何，这为后来的学者在此概念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阐发，开拓出了新的理论空间与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是对生态美学的初步理论阐释。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关注生态美学理论本身的研究。郭因在“关于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问答”中认为，“生态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在保障环境自然美的基础上，协调生态主体与自然环境的整体美或综合美”，它“侧重研究人与天然自然的和谐问题”^[8]。这个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但依然没有清晰而详尽地分析其主要内涵。佘正荣在“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中认为，“在自然界中，丰沛的生命与其生存环境所展现出来的协同关系和谐形式，就是一种自然的生态美”^[9]，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充溢着蓬勃旺盛、永恒不息的生命力”，具有和谐性，其“生命与环境在共同进化过程中的创造性”，而且“人对生态美的感受，是直接参与到生态系统中去的”。这就对生态美从含义、特征及意义上给予了一定的概括。但是，这只是对生态美本身的研究，还没有使之成为学科层面上的进一步考察。这是一种理论的自觉，而不是理论学科的自然生成。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认为，生态美学应该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构成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和精神文化生产生态三大层次系统”^[10]。这个界定具有一定的学科意识，但还没有清晰地概括出生态美学的主要内涵。不管怎样，这对生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促进作用，也为生态美学研究的深化做了理论上的铺垫。曾永成的“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立足于“马克思的生成本体论的人本生态观”，认为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就是一个生态化的过程。人只有按照生态规律，才能在生态和谐中进入审美状态。在此过程中，人的精神与肉体同样可以纳入到人性的生态系统之中。此外，自然之美对于人性的生成同样具有生态意蕴。该研究的出发点并未脱离人本主义，不能认为是纯粹的生态美学问题，而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生态学进行一种融合^[11]，并由此拓展了生态美学的研究路径。总之，生态美学在这一时期从概念到理论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种新兴的理论，还没有真正地表现出自己的学科意识。

第三阶段是生态美学的全面深化研究。自2000年以来，国内学者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这就使得生态美学研究全面展开，从理论到实践层面都得到了深化。2000年，徐衡醇出版了《生态美学》一书。2003年起，曾繁仁相继出版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生态美学导论》《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探索与对话》等著作。同样重要的专著还有，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袁鼎生的《生态审美学》、程相占的《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张华的《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等。此外，生态美学方面的专题文集也值得关注，比如李庆本主编的《国外生态美学读本》、曾繁仁和阿诺德·伯林特主编的《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党圣元主编的《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刘彦顺主编的《生态美学读本》，等等。这些著作和文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生态美学，尤为重要的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了理论和学科的自觉。除此之外，中华美学学会于2001年召开了全国首届生态美学学术研讨会，2003年又召开了第二次生态美学研讨会。在这方面，山东大学的曾繁仁教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创建了该校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研究中心，而且还于2005年主办了“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主办了“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主办了“过程哲学与生态美学”国际研讨会，等等。这些会议的成功举办，大大推动了我国生态美学讨论的拓展与深入。

总体来看，经过10余年的发展，生态美学已然成为当今中国美学研究的热门与前沿领域。它以生态环境为关注点，以人与自然、人与环境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致力于探讨如何通过美学方式达到人与生态自然的和谐相处。这种美学形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诗意地栖居为旨归，致力于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特征。曾繁仁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关系，在对这种关系的把握中实现了由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以及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重大转变，那么与之相关的美学领域也必然随之发生转变”^[12]。在美学理论发展史上，生态美学不同于传统美学理论，它以现代存在论为哲学基础，克服了长期将自然排除在审美之外的美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观念，比如诗意地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等。^[13]近年来，一大批生态美学学者在此共识之上，努力挖掘整理国内外的生态美学思想，积极地将生态美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力图使生态美学成为一门独立于传统美学的综合性学科，这是近几年生态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这种研究一方面致力于为生态美学找到哲学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努力使生态美学理论得到有效的建构。而这两个方面都提供着生态美学在理论上的生长点，也有助于我国的美学学科建设。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交叉、互融与区分，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二者都大致属于一种“深绿”的生态文化观，都关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都致力于实现整体世界的生态审美理想。从这一点来说，许多学者把它们统称为生态型美学^[14]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生态美学甚至在理论建构上还吸纳了环境美学中的理论成果和诸多范式，从而构建了具有生态特色的理论范式，比如参与美学、场所意识等。所以，它们之间的交融与联系非常密切。但也要看到，由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在研究对象、内容、出发点等方面的侧重点不同，它们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别。曾繁仁曾试图为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做一种理论上的区分，尽管并不否认两者之间的互补性。他在“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一文中，从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字意、哲学内涵与传统文化继承等角度，对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进行划界，以此来突出生态美学的特质。在他看来，西方环境美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容易陷入人类中心主义抑或生态中心主义的两极，而生态美学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借鉴了理论资源，突出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链环关系，以及自然的内在精神对人的审美价值。^[15]就此而论，作者的阐述既使生态美学的意蕴彰显出来，又对环境美学做了理论上的回应。概括地说，生态美学侧重于从哲学层面上来考虑，而环境美学更注重从具体的审美对象上来讨论。前者更具有生态整体主义的倾向，而后者则依然受制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前者是美学的新维度，而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新审美对象。^[16]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一方面为环境美学弥补了理论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使得环境美学更好地反观自身的理论如何向前发展。正如曾繁仁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仅仅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称作是一种美学形态或新的分支学科，而应该将其看作是美学学科的新发展与新延伸，是一种相异于以往的、当代形态的、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的美学理论”。^[17]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可以促使两者共同为当代美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程相占在“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中，梳理了它们之间关系的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18]应该说，这些立场基本涵盖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关系的几种可能性，而作者主张第五种立场，即一种以环境美学的理论和范畴为核心，使生态学与传统美学参与进来的吸纳、消化、融合与改造的路径，其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生态美学。按照这个思路，其前提还是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区别，然后才是在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寻找融通的可能性。总的来说，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都需要进一步确定自身的研究对象与理论取向，以便使双方在坚守自身理论视域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发展。

回顾生态美学概念的由来以及在中西方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无论在改变美学的研究对象方面，还是在重构人类的生态审美意识方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理论贡献。同时也应看到，生态美学从开始到现在都存在着许多争议，比如存在合法性问题、研究对象问题、理论来源问题等。此外，由于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生态美学的意涵与研究路径也不尽相同。接下来，让我们对生态美学的概念与内涵做进一步分析。

“生态美学”这一概念由“生态”和“美学”两个词构成，也就蕴含了两种不同的学科背景及其内在依据。但是，虽然它是生态学和美学两个学科的交叉，也应该明确以哪个学科为主去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一旦弄清了这一点，就可以确定生态美学的意涵、路径与意义。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生态美学至少有如下三种不同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认为，生态美学“并不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而是以与生态学有着某种联系但却完全不同的生态哲学为其哲学基础的”^[19]，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这样，所谓的生态美学，实质上就成为生态存在论美学。也就是说，它努力从哲学上搜寻与生态相关的理论，并使之成为自己的理论根基。这种研究路径使之走向哲学化，从理论上获得圆满自足的阐释。这可以为生态美学找到理论上的支撑，从而获得理论的合法性。但也应该看到，过度追求生态美学学科化的发展及其理论建构的完整性，急于搜罗和整合中西不同的哲学与美学理论，偏执于使其理论体系走向完善，就往往会忽略对对象性的自然、环境与生态方面的研究。生态美学要想让自身理论关注到现实世界，实际上还是离不开人的实践。所以，它应当通过重构人类的生态思维、生态精神、生态审美和生态意识，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去指导人类实践，从而获得生态实践上的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寻求人与自然万物的一种生态审美生存。因此，它需要从理论上获得支撑的同时，也要注意现实世界中的实践和运用。这两种方式相结合，既可互证，又可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第二种路径认为，生态美学“既然是一门建基于现代生物学和生态学的学科，它的核心研究对象就应是自然，因而对于自然的科学认知（而不是审美想象）是基础性的。所谓生态美，也必然首先是关于自然对象的审美认知，然后才是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重建”^[20]。该观点认为，首先应对自然进行科学认知，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当然，这与卡尔松提出的环境审美科学的认知模式也有所区别。在卡尔松看来，我们要想正确而恰当地欣赏自然之美，就需要如地理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背景。^[21]相反，如彼得·哈里斯-琼斯（Peter Harries-Jones）所说，惊鸿一瞥的审美可以整合和统摄整个的生态系统，使其呈现出生态之美。而这一点恰恰是生态科学缺乏自身内在精神意义之所在。也就是说，没有审美的生态科学将是“坏科学”。^[22]张法也认为，西方生态型美学从“小全”来讲确应有科学认知的模式，“以这种小全生态学知识来进行认知干预，以建立新的生态型审美感知模式”。而从“大全”来说，生态美学则充满着科学认知无法把捉的“无”，是一种带有哲学色彩的审美感知。^[23]这就阐明了，西方生态美学的特点在于科学认知，但只是属于小范围的“小全”美学。而作者所赞成的是“大全”的哲学式的生态美学，并与中国的美学相契合。但无论如何，“小全”意义上的生态美学，也应该受到充分的重视。毕竟，它指出了生态走向审美的认知路径，使生态美学研究的对象变得可以把捉，而非飘忽不定。当然，这一路径同样有着美中不足之处。毕竟，人类的科学认知是有限的，如果不能正确地认知生态，那么是否就不能获得对生态的审美呢？再者，如果我们用科学认知的方式进行生态审美，那就会更多地囿于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式，也会陷入思维逻辑的推演过程中，从而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审美感知。或许，抛开科学认知之后，自然生态所呈现出的那种生命力与原始风貌，也一样会散发出令人惊奇的魅力。它们并不会因为人类的科学认知而变得富有魅力，而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出美的奇迹。从这一点来说，生态美学的科学认知路径要想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就需要从认知到审美进行一种转换或转化，这样才能真正使生态审美建基于生态学之上。

第三种路径认为，生态美学应该关注精神生态问题。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中认为，“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24]。在他看来，精神生态的变化会导致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文艺和艺术能通过人文精神来改善人类的精神生态，从而使地球生态系统变得健康与和谐。这条路径强调更多地关注精神生态，但“精神”如何界定，又有着怎样的内容，似乎并不容易解决。尤为重要的是，精神生态的标准如何界定，怎样的精神才是合乎生态的和审美的。由于它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需要内在与外在的统一，才能使精神生态的研究具有可行性。总之，精神生态路径依然有着自身的理论缺陷，而这是生态美学作为新兴学科应该面对的。

可以看出，生态美学概念包含着多层次内容，其哲学基础是生态哲学，其审美方式是由对生态的科学认知向审美进行过渡，其具体过程是精神生态向现实生态的转化。这些内容共同指向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审美关系。要想实现它，一方面需要人类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变，另一方面需要自然万物之间也能够形成一种生态化联系。否则，生态审美将会变得虚无缥缈，无从把握。总之，生态美学首先是生态与审美的融合，然后才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最终达到整体世界的生态平衡与生态和谐。这是一种天、物、人合一的境界，更是一种美的境界。

那么，生态美学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呢？依据本书所确定的分析框架，“生态文化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深绿”“红绿”“浅绿”三大类型或“阵营”。其中，“深绿”包括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红绿”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浅绿”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环境公共管治理论。依此而言，生态文化理论不仅涉及诸多学科的理论，而且还会涉及制度、现实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就“深绿”来说，“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生态中心主义改变，即明确承认和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独特价值，是所有绿色变革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25]。相应地，生态美学理论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依存关系，用审美与和谐的方式来统摄它们。正因如此，面对现代化社会中的工业文明，生态美学理论不能只是停留或满足于理论，而要用情感来唤起当代社会中人类主体的生态审美意识。它将着力于对传统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意识进行革新，从而改变人类的思想和行为。这将是一种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质变或跃升，也是人类面对工业文明负面后果的一种自我拯救。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需要改变传统式的、封闭的、完满自足的理论，而从生态存在和精神审美上对现实社会产生自己的影响。因此，它既是正在构建中的生态文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现实社会变革作用。

综上所述，生态美学理论在理论层面上实现了对传统美学的拓展和补充。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与思考视域不局限在审美意义上，而是还关注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与和谐。依此，我们就不能再用传统美学的那种单一的、主体性的视野一厢情愿去观察世界，而是用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去重构世界。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构建的审美世界，不是主客二分的静态审美，而是包孕生命、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系统性的动态审美。按照这一理论，我们要改变对生态世界审美的深层次动因的认识，它们不全是来自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客观现实，也不全是来自政府部门提出的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举措，而是源自人们在对现实世界进行实践活动时的正当性考量与反思。相应地，我们也希望在对自然生态的审美中获得对自身与他者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不仅已成为生态文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会对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发挥重要的作用——基于对审美主体与现实世界同时进行的“绿色重构”，才能为一条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坚实基础。

[1] 林祥磊：“梭罗、海克尔与‘生态学’一词的提出”, 《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2期，第24页。

[2] Joseph W. Meeker, “Notes toward an ecological aesthetics”, Canadian Fiction Magazine,1972 （2）, pp. 4-15.

[3] H. B．曼科夫斯卡娅：“国外生态美学”, 《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12期，第31页。

[4] 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薛福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余谋昌：“关于生态学方法”, 《哲学研究》1980年第7期，第18页。

[6] 叶峻：“社会生态学初论”, 《天府新论》1987年第5期，第56页。

[7] 叶峻：“关于生态学发生与发展的几个问题”, 《大自然探索》1987年第4期，第104页。

[8] 郭因：“关于绿色文化与绿色美学的问答”, 《学术界》1991年第4期，第63页。

[9] 佘正荣：“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 《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8期，第50—51页。

[10] 李欣复：“论生态美学”, 《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第53页。

[11] 曾永成：“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60页。

[12] 曾繁仁：“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与未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35页。

[13] 曾繁仁：“新时期与新的生态审美观”, 《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第34页。

[14] 比如张法认为：“西方生态型美学由三个领域组成：环境美学、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三者在西方审美的生态转型中，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共同促成审美世界观和审美感知的变革。”按照他的看法，西方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应该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都属于生态型美学的范围。但实际上，这是把它们基本等同起来，只是研究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而已。参见张法：“西方生态型美学：解构传统、内在差异、全球汇通”, 《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13页。

[15] 曾繁仁：“论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 《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第61页。

[16] 廖建荣：“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 《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5页。

[17] 曾繁仁：“西方20世纪环境美学述评”,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第235页。

[18] 程相占：“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2页。

[19] 曾繁仁：“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建设”, 《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3期，第103页。

[20] 刘成纪：“生态美学的理论危机与再造路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6页。

[21] Allen Carlson, 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Routledge,2000）.

[22] Peter Harries-Jones, “Understanding ecological aesthetics:The challenge of Bateson”, in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12/1-2（2005）, pp. 61-74.

[23] 张法：“西方生态型美学：解构传统、内在差异、全球汇通”, 《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16页。

[24]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25] 郇庆治：“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 《鄱阳湖学刊》2014年第1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