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的经验和教训

深入认识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

原编者按：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在日前给我刊的研究文章中认为，由于我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病；同时由于我国学界在对苏共、苏联兴亡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分歧，而在这些问题上持何种看法，会影响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此，在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有必要继续深入认识和吸取苏联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现将此文的主要内容编发如下，供领导同志参阅。

一

关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把问题集中到苏共为什么丧权亡党问题上。

苏共丧权亡党的主要原因，在于党具有的三大优势的丧失。

这三大优势是：第一，苏共有宽厚的、比较稳固的执政基础，其宗旨、性质、目标使其曾经得到广大劳动大众真心实意的拥护；第二，作为执政主体的共产党的组织，强调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第三，这个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产生了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代表了当时俄国广大工农大众利益和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正是由于这三大优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才取得执政地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后又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使苏联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为到20世纪70—80年代成为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基础。

如果没有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团结奋斗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这些历史性成就的取得是不可设想的。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看成是历史的迷误，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看成是偶然的，是个别领导人意志的产物，或者把这种模式的弊端看成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都不是正确的历史观。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从历史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二

苏共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是掌权后逐渐地脱离群众，最后在政治剧变中多数老百姓对苏共不投赞成票。

（一）这首先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并没有一套健全的体制、机制和工作制度来切实体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掌权以后，自以为是，把少数人自认为是代表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策、措施，实际上是脱离民众要求的“左”的东西，如全盘集体化、大清洗运动，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对有不同意见者便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将其打成社会主义的“异类”加以批判、斗争、镇压，造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冤假错案。这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到执政集团的对立面，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留下久治难愈的硬伤。

同其他社会一样，社会主义社会也需要有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的管理阶层。按马克思的设想，他们应该是社会公仆而不应该是社会的主人，但这必须有民主选举、民主监督和罢免制度来保证。而在苏联，民主制度十分薄弱，或有名无实，民主选举在党内党外基本上是流于形式，普遍实行的是体现长官意志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权力又缺乏必要、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于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滋生泛滥，干部以权谋私普遍存在，这就形成了一个高居于民众头上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到思想感情同广大民众是格格不入的，在苏联社会中造成了一对突出的矛盾——“官民矛盾”。当执政者无力解决或用错误方法（如高压）解决这一矛盾，或者矛盾为其他政治势力所利用时，就会出现给共产党执政地位带来颠覆性危险的社会动乱。

（二）在经济上，苏共曾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很了不起的成就，但也还不尽如人意，这也是苏共最终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

苏共在“第一要务”上搞得不尽如人意，原因有三：一是指令性计划的经济体制缺乏活力和内在的动力；二是由于急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行高指标的赶超（美国）战略；三是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上形成七重七轻的模式：重政治轻经济、重工轻农、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用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里的“重”和“轻”自然是相对而言。问题在于“度”，把七重七轻变成一个长期要实行的发展模式就有问题了。这种模式使苏联国民经济长期比例失调。它造成发展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且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人为本。对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到90年代初，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针的错误，苏联出现负增长，商品奇缺，老百姓对苏共执政更加失去信心。

执政党同民众关系如何对其执政基础是否牢固是决定性的。正如列宁所说的，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老生常谈，但对党来说则是生死攸关。因此在苏东剧变时，我们党就专门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讲得入木三分：我们党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这是以沉重的代价换来的真理。对各级党组织来说，执政为民不能停留在原则上、口头上，要落实到具体的体制、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上。

三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另一个重大原因是由于缺乏党内民主，而使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丧失。

列宁在俄国革命前提出，给我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要把整个俄国翻转过来。革命家组织就是共产党。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搞革命重点需要强调党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即使这样，99年前，即1905年，列宁就提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更加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经济和文化的相对落后，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受到一定的限制。斯大林执政后，党内民主逐渐受削弱和破坏，形成了极端的集中制、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其表现有三：

一是党内权力体制发生背离党章的扭曲，甚至颠倒，对总书记——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党代会，只讲前者对后者的领导，不讲其对后者负责、接受监督和报告工作，而且不按期召开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并把具体的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置于权力机关之上，把党的集体领导机关、决策机构变成可有可无的咨询机构了。

二是党内的不同意见，包括合理意见缺乏表达的机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的民主权利、甚至其政治生命和脑袋得不到制度和法规的应有保障，导致不少对社会主义事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党员和干部冤死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

三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中央自行停止活动，即宣布解散苏共时，1800万苏共党员和干部竟是那样的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呢？那都是党内长期缺乏民主的恶果。既然党员在党内就是一个听话的、受驱使的，还能有什么主人翁精神和主动性、积极性呢？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缺乏民主，党就不会有生机和活力。表面上的“一致”，形式上的“服从”，可能就预示着思想混乱、政治分歧和组织涣散，最后使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

四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又一重要原因是没有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搞教条主义。

理论的僵化停顿使党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实践。他们有的判断、有的结论一用就是几十年。比如，1928年第三国际作出的资本主义处于总危机时期的结论，就一直被苏共沿用到80年代中期。半个多世纪了，资本主义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可是谁敢面对现实去研究资本主义有什么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适应能力呢？重复陈旧的观点不是更为保险吗？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政界、理论界就是这样明哲保身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代价与个人何关？又如，苏联长期以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复杂，民族独立组织早已出现，苏共却高枕无忧地大唱“民族问题永远解决了”的高调。这里暴露教条主义的另一特点：不顾现实，甚至是自欺欺人，自我麻痹。至于这么做后果是什么，谁也顾不了那么多。

搞教条主义的结果是苏共思想理论的停滞落后，创新能力衰竭，只会粉饰现实，歌功颂德，无力回答广大民众关心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习惯于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在一言堂里宣布自己战无不胜。这种只有靠权力才能支撑得住的理论和理论队伍，实际上毫无战斗力，当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滚滚袭来的时候，它们只有偃旗息鼓，丟盔卸甲，败下阵来。

实际上，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这个“阵地”便是“人心”。而苏联的宣传鼓动工作，思想理论教育靠的是“灌输”、压服、脱离实际的空谈。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结果是适得其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从斯大林开始，苏共长期搞的是文化禁锢主义，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还在自然科学领域。控制论、相对论、遗传学、应用心理学等遭到禁止，社会学也不允许存在。如此禁锢的后果是自己的理论思想僵化、萎缩，想垄断真理，却丧失阵地。

苏共的教训启示我们：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民主的政治氛围，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体领导，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权，理论创新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苏共的教训还启示我们：思想理论的宣传教育搞形式主义，是一种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的表现，必须坚决克服；要逐步形成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探索、善于思考，不唯上、不唯书，敢说真话，把党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的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的理论创新才有希望。

五

苏共丧失政权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原因，比如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义、两种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关系。

应该说，列宁对这个问题认识十分清醒。他认定在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但在很长的时间里，苏共只看到两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前者又是后者的“后继者”；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优秀文明成果统统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对市场经济长期持批判态度，对权力制衡原则的漠视就是典型例子。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封闭和半封闭体制使苏联在不少领域落后于西方。

因此，苏共丧权在一定意义上又可以说是被时代潮流所抛弃，是其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结果。

六

苏共三大优势的丧失是一个过程，而最终把苏共的执政地位断送的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剧变、解体负有直接的责任。

我有一个看法：苏联模式的转型、转轨（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转向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由一党高度集权、权力没有制约的政治框架转向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权力制衡体制，由经济文化上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向同世界全面接轨等等）是不可避免的，但转轨不等于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瓦解。同样的道理，苏联国家结构，即中央同地方的那种名为联邦制、实为单一制的关系，进行重大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包括个别加盟共和国退出联邦而独立），却不一定要导致联盟的彻底崩溃和瓦解。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何把苏联推上绝路？问题是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步骤的错误。这体现在其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中，即“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新思维”讲的是“公开性”“民主性”“多元化”。这里，戈尔巴乔夫踩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雷区”。政治上的多元主义承认党外有党，承认多党制，使苏共失去了有宪法保证的领导地位；“民主化”“公开性”鼓动起来的“反思潮”，一笔抹杀了苏共的历史成就，丑化了苏共的形象，使苏共威信扫地；扫除“社会障碍机制”的方针大批撤换了苏共干部，使改革失去可以通过教育，提高改革自觉性的干部的支持，使戈氏成为孤家寡人；弱化、淡化民主集中制使党的组织涣散，党内派别林立；特别是党的联邦化，即允许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的独立性实际上斩断了维系苏联统一的民主集中制这根钢绳，苏联解体便大局已定了。

本来，“公开性”“民主化”原则上说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戈氏提这些口号时不讲“限度”，不讲政治界限，没有估计到可能的失度、失控。他一个劲鼓吹“革命性变革”，反对“渐进主义”，结果什么问题都提出来了，积蓄已久的矛盾全面爆发。整个社会思想混乱不堪（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经济进一步停滞、滑坡，政治由纷乱到完全失控。戈氏本人也无可奈何地只有听任他的改革方针召唤出来的、迅速喊起的民主派的摆布了，戈尔巴乔夫根本就不懂得发展和社会稳定对于顺利地、有序地进行改革的极端重要性。

苏共执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笔沉甸甸的历史遗产。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正确地深刻地记取苏共的经验教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精辟地总结了我党经过艰辛探索和实践积累的执政的成功经验，其中无疑也包含着上述的教训，这表明我党更加成熟了。但是吸取历史经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比如说，对于苏共败亡的教训，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甚至形成理论性的认识，形成制度，形成党的决策，在某种气候和条件下，还可能会旧病复发。这是20年来我们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的。制度、决议会不会得到遵守、执行，还有人的素质问题。毕竟，产生以前的体制和机制的土壤的改良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本文是作者2004年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讲解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后，应《求是内参》之约而作，发表于该刊第31期，2004年12月6日，供干部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