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从苏联剧变中得出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

苏联剧变的教训是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一笔宝贵的遗产，但对这一教训的不同理解会在实践中造成不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研究这个教训并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中。例如1990年春，即苏联动荡和东欧剧变中，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表明我党中肯地认识到党群关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讲话，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理论。上述的决定和理论对推动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不正确的、片面的认识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流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政治体制）不改等死，改是找死。”“不改等死”是对的；但为什么不改死路一条？“改是找死”这要看怎么改。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所有这些问题对中国如何看待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有必要进行分析。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由于没有对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

如前文所述，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说，“基因”有问题。这体现在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各个方面。

先看其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苏联实行的是共产党一党单独存在、单独执政的刚性制度，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社会团体则完全成了执政党的“传声筒”和执政工具，不能维护其所代表的群众的权益，实际上也发挥不了党和政府联系民众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苏联在党政关系上则实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方式。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或者成为表决机器，或者被撇在一边，无法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在人民民主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同时遭到破坏，形成了以个人崇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制度。这种执政体制造成了像全盘农业集体化和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这样的影响着苏联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错误，使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最主要体现的民主、法制、人权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

还必须进一步指出，苏联政治体制的要害是普遍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制和监督制，在此制度下产生了官僚特权阶层。这个阶层或官官相护，维护其共同利益；或拉帮结伙，各成派系，争夺和瓜分权位及既得利益。这是一个高居于社会和广大民众（包括普通共产党员）之上，背离了共产党的宗旨和理想的统治集团和权贵阶层。他们从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到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他们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表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

再看看苏联执政党的执政方略。其中，带有全局性影响的是苏联的对外战略，即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实行对外的政治、军事扩张和经济、文化的封闭半封闭，与此密切相关形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军火工业）的发展观念和战略，以及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发展战略造成影响民生改善的畸形的经济结构，使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和根本动力，长期推行这种背离科学性的发展战略必然使苏联制度越来越失去对民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正是苏联体制的致命伤。

以上说的是苏联体制的“基因”缺陷；但是“基因”并不完全决定寿命的长短，问题在于是否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发展适时进行改革。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9年中，苏共也先后对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改良和政策调整，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有了一些扩大和改善。但是他们的改革和改良基本上没有打破原体制的框架。在政治体制上，党权高于一切、不受限制的框架没有改变；党内外监督制度和机制薄弱的状况没有大的改变；普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民主选举流于形式的状况没有改变；国家安全机关越权干预社会和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领导人的个人集权、个人专权问题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思想意识领域中实行一元主义、文化专制、扼杀自由的情况依然存在。

这种制度和体制的状况同外部世界的民主化进步潮流，同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苏联广大民众要求民主、民富的愿望极不适应。这说明，苏联面临的是体制、模式转型的客观要求。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就丧失了进行重大改革的时机，甚至连“改革”的词句也不提了。他们琢磨出一套新的“理论”，叫做苏联已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又称“成熟的社会主义”。而“成熟”一方面意味着在旧体制下的社会矛盾得到某种程度的纯化和缓冲，又意味着党和国家对社会、对民众控制精致化了，增强了。因此，它在掩饰和纯化着矛盾的同时，就已孕育着新的矛盾、潜伏着新的危机。

“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官僚特权阶层压制和扼杀改革的理论。这个阶层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利益攸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思改革、反对改革，在“稳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下压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

到了70年代下半期，苏联对外军事扩张到了顶峰；但此时也是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迅速走向衰落的开始。苏联体制就像其最高执政者一样，老态龙钟，百病丛生，活力丧失，潜力用尽。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就是最主要的症状，不过还不是唯一的症状。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最为严重的是广大民众同执政党已经离心离德了。有民意调查表明，80年代，苏联工人有一半对自己生活不满意，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不完全满意、不满意”者占2/3。[1]而其突出的政治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个运动包括几支分流：要求民族自主权、甚至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要求信教自由的宗教运动；要求摆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共产党内要求“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扩大党内外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运动；要求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党制的“西方派”运动（又称人权运动）等等。“不同政见者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苏联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现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明苏联体制积弊甚重，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了，不改革苏联的体制的确是死路一条了。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如何导致苏联剧变、苏共丧权的？

从道理上和后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践来看，不改革是等死，但改革不能说是“找死”。改革是振兴社会主义、恢复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由之路，然而改革确实难度极大。这不是小修小补的改革，因为“成熟”本身就说明在苏联旧的体制内已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这必须是体制和模式转换的重大变革，因而并非易事。它既要同国际社会接轨，纠正偏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差错，又要维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既要改变苏共一党“垄断”全部社会权力的不正常状况，又要在改善党的领导中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如何把握好其中的结合点和度，的确需要有极高的理论水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如何做到既要逐步消除官僚特权阶层——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建立党和民众的紧密联系问题——又要组织起支持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骨干队伍，这几乎是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

不解决上述“事后诸葛亮”提出的一系列难题，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即使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现在也很难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设计一套令人信服的方案。比较现实的办法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底为什么导致苏共丧权、苏联剧变的，从中去体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和“多元化”是如何导致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

第一，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破除苏共原来的舆论一律、文化专制、思想禁锢的制度本来没有错，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常态”，问题是如何在改革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多样化”也应有“主旋律”，但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是对新闻、舆论工具完全“开禁”的自由化方针。废止用“武器的批判”去代替“批判的武器”是对的；谁来拿起“批判的武器”去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作战呢？长期唱惯教条主义高调的苏共“御用文人”还能有市场吗？思想文化领域还不失控吗？历来听惯一种声音的苏共党员干部，此时无所适从，更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脱离实际的说教早已听腻了。思想的失控必然导致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的全面失控。

第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如何把坚持苏共的领导与改变苏维埃的“橡皮图章”的形象，赋予其权力机关的地位，即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结合起来，是一项改变党独揽全部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措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绕不开的难题。把改革重心转移到政治体制方面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武装起义决定前的这一口号重新提了出来，意在把国家权力重心从苏共党的系统转移到苏维埃。这实际上是使苏共失去对国家的权力控制权的关键步骤。在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在叶利钦建立了跨地区议员团之后，最高苏维埃实际成了西方式的议会。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代表人物、各种社会势力都通过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进行角逐，各种“议会党团”纷纷出现，重大问题议而不决，苏维埃实际上无法担负起权力中心的任务，而党已无权按原来的机制运转整个国家机器了。

第三，从苏联式的一党制转向西方式的多党制，是苏共丧失权力的决定性步骤。在“民主化”“多元化”的口号下，苏联社会出现了大批“非正式组织”，至1990年8月，具有政党性质的这种组织就有900多个。它们大多主张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后退了，承认这种现实了。1990年2月，苏共全会宣布党将“放弃垄断地位”，准备实行多党制。3月，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从宪法中删去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7月，苏共二十八大重申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在多党制条件下，同其他党派平等竞争，通过竞选争取政治领导权和社会的先锋队地位。

此时的苏共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它在“反思”潮中形象不佳，骨干队伍在戈尔巴乔夫扫除“障碍机制”中被搞得七零八落，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涣散，在“平等竞争”中的结局便可想而知了。

第四，淡化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派别化、党的联邦化，使党的瓦解和国家的解体更难避免。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制度，在实践中出现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这使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党恢复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结合点，造成两大致命的恶果。一是党内派别化。党内派别林立，各有纲领和组织，斗争激化。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无力整合各个派别。1991年“8·19”事件之后，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主导苏联政局，苏共瓦解趋势已难逆转。另一个恶果便是党的联邦化。苏共原来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党，这同主张地方自主权形成长期的矛盾。苏共靠的是统一集中领导、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来维系多民族的联盟国家。苏共二十八大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等于砍断了民主集中制这根维系国家统一的绳索，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再也不必听命于苏共中央了。在民族分立大潮的冲击下，他们各自忙于寻找自己在所在加盟共和国中的政治位置和政治出路，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纷纷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1990年8月，历史上没有自己的党中央的俄罗斯联邦党组织也成立了自己的党中央，党的联邦化事实上完成了。苏共已经完全处于分崩离析之中，苏联的解体已是时间问题了。

当然，苏联剧变、苏共丧权还有一系列的非政治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让苏联民众对执政党完全失望了的政治动荡中的经济危机。由于整个改革的重心转到政治体制，加上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失误，苏联经济连年滑坡。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商品奇缺，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笔者当时正在苏联访学，亲历其境，看到的是商店货架空空；货源充足的就是俄罗斯传统工艺品“小套人”。这些“小套人”一排排站着，以忧郁的目光望着待购商品的长长的队伍……苏联媒体普遍认为“苏联经济陷入深刻的危机”，政府领导人公开警告，“国民经济正在加速崩溃”。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对改革寄予厚望的苏联民众完全失望了。

作为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权负有直接的关键的责任。笼统地说，就戈尔巴乔夫个人的基本素质、政治意志、执政经验、领导能力等方面，均不足以担当领导苏联实行模式转型的改革的历史重任。那些年，俄罗斯人常说，我们就是缺少一个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这有一定道理。但苏联此时为什么没有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呢？那就有深刻的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了。

我们应该从苏联此时社会力量的对比来思考苏共丧权的原因。

学界一般认为，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即曾是苏联社会“主流派”（也称中派）的失败。为什么其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能赢得这场改革，不能拯救苏联社会主义的命运？因为苏共党内尚未形成持此“主义”的、比较成熟的、占优势的政治力量。苏联的实践说明，完全成熟了的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既不满足于在高度集权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要挣脱“社会主义”框架的限制和羁绊；也不喜欢倾向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俄国社会转轨的全过程看，他们更喜欢的是抛弃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自由主义。因为这种“主义”使他们可以置广大中下层民众于不顾而明火执仗地成为新权贵。

按理说，拥护社会公平正义在民众和执政党内普通党员和干部中应该是占大多数的。但按人口的比例去估量政治力量的大小就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官僚特权阶层只占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掌握着强大的和丰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资源，权力在握；而高度集权的苏联政治体制长期不给广大民众形成有组织的拥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的政治民主自由权利，这就是全部现实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症结所在！值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者深思猛省！社会主义的深厚资源和潜力，在于民众之间。真正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必须秉持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改善民生、发展人民民主上。

中国的实践说明，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和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有步骤有规划地推进以民主化为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不是“找死”，而是振兴社会主义，使其充满生机活力，从而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让这种改革长期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就会窒息社会主义的活力生机，使执政党陷于困境。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从解决高层政治权力、组织问题和思想路线开始启动的。

有一种说法至今仍有一定市场，即苏联的改革是从政治体制开始的，而中国则相反，中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的。这都不符合两个国家改革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4月，他代表苏共中央提出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开始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未见成效。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官僚特权阶层阻挠的结果，于是在1988年，即戈尔巴乔夫执政3年之后才将改革的重心转向政治领域的。中国则相反，中国的改革是从政治、组织、思想领域启动的。这段历史，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熟悉的。没有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而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万里等同志先后进入高层领导核心，中国的改革就无从谈起；没有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无法启动中国的经济改革。

第二，中国三十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经济界、学术界有一个看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在重点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对原来过分集权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改善也一直进行着。和改革前相比，我国的政治体制也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例如：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执政方略进一步完善、执政体制进一步健全、执政方式更为科学、执政基础更为巩固。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实施。

——最高权力的交接走向制度化、正常化，最高领导核心中改变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的个人专权状况，集体领导制度正在形成。

——我国政治体制的关键环节——干部制度的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干部选任制度、管理制度中的民主因素有了加强。

——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制度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尊重和保护人权有了重大进展，特别是把“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写进了新修改的宪法中。

——在社会信息化、互联网化的推动下，公共权力的社会化在发展、人民的知情、选举、监督和参与管理等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得到强调，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有了一定的提高。“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人几乎都会说，其中有的进步确实是改革前连想都不敢想的。

上述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进步和变化保证了中国30年来政局的总体稳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这说明“改必找死”是缺乏根据的，问题在于改什么、怎么改。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属于渐进式的改革，而且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这方面的“攻坚战”的胜利。

第三，我们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尚不协调，存在着“滞后”的现象。正是这个“滞后”，成为导致中国目前党政官场存在严重腐败的状况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正确地去人治、倡法治，不搞政治运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体现得很不够。仔细了解和分析多年来一系列的腐败案件和腐败现象就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便是民主的体制和机制缺失或不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或被违背，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还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为什么官员腐败下水“前仆后继”？因为民众和党员民主选举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我们现有的制度、条例、规章还不足以落实中央一再主张的选任干部的标准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贯彻“群众公认”的原则。一个干部的政治素质、品德作风、工作能力、清廉还是腐浊，其周围群众、党员心里最清楚。组织部门在考察和选任干部中是否重用群众心中那杆秤呢？一些单位的民主选举、民主推荐、民主评议实际上是“官选”“官评”“官定”。一些在民众中口碑不佳者为什么能够官运亨通，一些“带病官员”为何一再得到提拔？一些中高层当权者和各级领导部门中的权势人物为何能够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早已离开了“地气”，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早已“管不着”了，群众怎么“公认”？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什么措施？普通党员群众反映、举报，真起作用吗？为什么不少人敢于“顶风作案”？“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怎么结合？以什么为基础？我们制度似未细到这一步。

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的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那可能是向社会公开，认真吸取相关党员和群众意见后形成的决策吗？一哄而起的、后来多数被撤销的“开发区”[2]、互相攀比的超标超豪华型的办公楼、培训中心、休闲中心以及不顾客观条件的大广场、大草坪等等，有多少是“民心工程”？决策失误和腐败是怎么产生的？糟蹋了多少国家和社会财富、人民的血汗、纳税人的钱？没有民主，能有正确的、科学的决策吗？

为什么中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重远比其他很多国家为高？[3]“公务”用车、公款“招待”、出国“考察”的“三公消费”为何长期居高不降？“公仆”们怎么花钱？作为“主人”的广大民众何从知晓？这是一个普遍性的体制性问题。由此引起是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不足。[4]“三公消费”高估的是9000亿元，一般估计是6000亿元。不唱高调，一年省2000亿元是完全可以做到的。2000亿元是什么概念？浩大的三峡工程自开工建设至2009年，总投资也就是1863亿元。按一年省2000亿元计算，省5年可以抵上1993—2003年全国财政对教育的欠账——9391亿元；省4年就相当于2009—2011年三年的医改的投入（预计为8500亿元）；省1年就够全国农村1亿老人三年的养老金（每人每年660元）！民主监督对民生、廉政意义何等重大。而没有民主监督，一些“公仆”就会成为败家子，“主人”则只能当破落户。

为什么党员和民众难以履行民主权利？关键是党务政务的公开性和可见度仍然不高，腐败者往往是专权者，习惯于独断专行，暗箱操作，垄断信息，惧怕阳光，拒绝提高政务可见度。一些“问题官员”正是在不透气、不透光的舞台上干着不光明正大、不敢示人的坏事，步步走向犯罪的泥潭。

正如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指出的，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以上情况说明，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一个主要原因是广大党员和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没有充分的切实的保障，这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上述腐败问题越来越警觉，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腐败。但反腐倡廉本身就是一场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最为突出的是：得到广大民众支持的、在国外被当作最有效的反腐倡廉武器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中国受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质疑和抵制而难以实施。这不能不使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深感忧虑。

不更加坚决积极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来遏制腐败，逐步消除特权，就会重蹈苏共党变质、国家制度改变性质的覆辙，那真是“死路一条”！

近年来，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什么东西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呢？这就是腐败。所以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指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5]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把它“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6]。

［原文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下），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1] 参见黄立弗：《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南风窗》2008年第16期。

[2] 截止到2005年，开发区70％被撤销。

[3] 2003年日本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为2.38％，美国比较高，也只是9.9％，我国是19.03％。此后大约在20％—25％之间。

[4] 在国外，公共卫生政府的投入在70％—55％之间，我国在2000年为39.4％，2003年降至17％，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约6％，发展中国家约4％，我国在2003年、2004年均不到3％。

[5]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