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神咖啡馆
Chez Café De Flore

1975年。某个清晨。花神咖啡馆的游廊。摄影师让卢普·西夫站在一块玻璃之后，对着太阳，等待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取景框里的场景：近处，一张桌子和椅子，空着。烟缸空着。干净。所有桌椅都是空的。干净。玻璃外的巴黎显现了某种抽象品质。他想，这是由于隔绝。公寓楼许多窗帘陆续打开。人影零乱。药店的绿十字还亮着，霓虹炎热。红灯结束了，引擎声。有眼睛从早班巴士里向他张望。画面中，黑窗棂充满力量，切分玻璃、场景，几个反写的字母“CAFÉDE”。光线明亮、柔软。他有点儿眩晕。那时，一个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奔跑着穿过圣日尔曼大道。

快门响了。

2004年。德国塔森（TASCHEN）出版社把这张黑白照片印在一本影集封面，起名：《巴黎，我的爱》（PARISMONAMOUR）。

这个清晨。我在同一块玻璃之后，对着太阳。取景框中的场景有着惊人的还原度。一切几乎都在，甚至圣日尔曼大道的奔跑。比如，金发的少年、穿套裙的女郎、戴呢子礼帽的老者、一对情人、穿红色毛衣的小狗。只是，他们的奔跑表明了一种与照片中不同的新的岁月，新的光辉。

快门声。

一个女人坐在照片中的空椅子边上，擦火柴，点一支烟，看同一块玻璃、场景。之后，她的手指敲打火点，一截灰烬坠入烟缸，绽放。之后，侍者出现了，陆续拧亮游廊里的暖灯，像一连串的夕阳。

“先生，您要点儿什么？”

“咖啡。”我放下相机，不再看那块玻璃。

1887年，花神咖啡馆开张，因一尊古罗马女神小塑像而得名。往事开始。

1913年，诗人阿波利奈尔投资花神，将一楼变成文艺杂志《巴黎之夜》编辑部，即使在一战期间，他也没有改变习惯，定时来到花神的办公室。1917年春天，他将菲利普·苏波介绍给安德烈·布勒东。不久，介由阿波利奈尔，这两个年轻人又与路易·阿拉贡相识，从而奠定了达达主义的团体基础。同年，在花神，他发明了“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这个词。阿波利奈尔死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19年，达达运动的主将，罗马尼亚人特里斯坦·查拉来到巴黎，他指名来到花神，向阿波利奈尔致敬。1920年代初，一个叫安德烈·马尔罗的年轻人经常来喝一杯冰的潘诺茴香酒。那时，他刚发表了诗体小说《纸月亮》。十年后，1933年小说《人的境况》获龚古尔文学奖。1959年，他成为戴高乐时期的文化部长。

1930年代。某夜。一个叫帕斯卡尔的侍者穿行店堂。

他刚为游廊中的诗人雷蒙·格诺续了咖啡。之后，他从两张桌子中间走过。一边坐着“爱欲与死亡的大师”乔治·巴塔耶，另一边坐着超现实主义诗人罗杰·维特哈克。他与一些蒙巴纳斯“逃出”的艺术家打着招呼。先是野兽派的安德烈·德兰，接着是雕塑家贾科梅蒂。在一个远的角落，他看见超现实主义画家伊夫·唐基与作家里奥·马莱交谈。终于，他停下脚步，把一杯咖啡放在导演马赛尔·卡尔内面前，几张纸上是电影《雾码头》潦草的台词……

一些散碎的前情，算是暖场。

侍者开门，那块流转的玻璃上的影子：一点儿乱的梧桐树、片刻车灯、那个抽烟的女人，她的顾盼。

暖意。轻的人声。装饰艺术风格的屋顶、廊柱。高靠背的沙发座，低矮的木椅子，附着绛色的皮子。深色桃花心木壁板。米色墙。灯光。马赛克地面像褪色贝壳或者蒲公英。所有围栏、把手、镶边都是金色，提示着昂贵。许多镜子、许多镜子里的空间。许多打黑领结的侍者和他们的幻像。

客人不多。门边第一张桌子坐着英俊颓唐的青年，他观察喝咖啡的人，用一支碳笔画速写。一对老夫妇，一份报纸，先生喝黑咖啡看新闻，太太玩填字游戏。另一桌在进行一次采访，女记者和中年男人，关于一部电影。远处镜子里一个红头发小女孩儿大口喝着热可可。窗外，游廊里抽烟的女人打开一本书，无比缓慢地读着……

咖啡配着奶脂，杏仁果香是仿佛的事。

1940年6月14日，巴黎沦陷。

“在花神，我们渡过沦陷时期，如同穿行大海，时事的惊涛骇浪打碎在甲板上。”

这是一个叫亨利·佩尔蒂埃的画家说的。正是如此。

萨特与波伏瓦的花神传说也开始在沦陷时期。一次倾城之恋。

波伏瓦在1941年1月来到花神，当时萨特还囚禁在德军的战俘营。她选择这里因为暖和。老板保罗·布波尔1939年买下花神，在大厅里安装了火炉。就是物资最短缺的日子，他也总能设法搞到燃料。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没有那么多纳粹。

四月，萨特回到巴黎，他们基本就在咖啡馆工作了。桌子在电话与厕所之间，周围是稿纸和可疑的气味。

有关这段岁月，萨特写道：“我们完全生活在这里了：从早上九点到到中午，我们在这儿工作，之后去吃中饭，两点钟我们重新回到这儿，和遇到的朋友们聊天直到八点。晚饭后，我们再接待约好的人。这可能让你们觉得奇怪，可是我们已经把花神当成家了。即使空袭警报响起，我们也只是假装离开，之后爬上二楼继续工作。”

1943年，萨特出版了《存在与虚无》，他的第一部戏剧《苍蝇》上演。波伏瓦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

萨特说：“四年时间里，对我来说，通往花神的路就是自由之路。”

那个时代，比之咖啡馆，花神更像一个英式俱乐部。十人或十二人一桌，每天都聚集着故交和新知。每个人都可能突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只要你知道如何让他们接受。诗人法尔格和作家莫利斯·萨什每天都来。女影星西蒙妮·西涅莱的演艺生涯始于花神时期，她在回忆录里写：“1941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诞生’在花神咖啡馆的一张椅子上。”1960年，她凭《上流社会》一片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在沦陷期，花神似乎充满着与之相反的自由空气。一边是以超现实主义诗人贾克·普维为中心的“普维邦”，另一边是恢宏的“萨特家族”，当然，还必须有玛格丽特·杜拉斯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包括作家迪翁尼·马斯科罗和罗杰·瓦拉，前者是杜拉斯的情人，后者在1957年以小说《律令》获龚古尔文学奖。

门边的青年在画我的速写。我以照相机抵挡他的目光。看与被看，这是巴黎咖啡馆的游戏和情趣。想像别人的生活，也被别人想像。想像他们这一刻经过的原因，下一刻的去向。老夫妇走了，留下空杯子和没有填出的几个词。采访还在进行，女记者不断表达着自己的观点。远处镜子里红头发孩子消失了，一群大学生围着一壶马可波罗茶高谈阔论。

游廊里，抽烟的女人并不喜欢她的书。这一页上的句子让她涣散。她看着困在树枝间的一只粉气球的摇摆。等待。一个人。一次偶然。一次巧合。一次可以让我们在片刻体验生死爱恨的事件。也许，她只是等气球飞走或破碎的时机。可能，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她不知道。可是她等。所有喝咖啡的人都在等，没有人等到。可这不重要，只要可以等。

一个像贾科梅蒂的男人走进咖啡馆，打扰了我的妄想。他直接走上旋转楼梯，看着镜墙里的自己，消失了。

杯子倒入新的奶脂，咖啡淡了，冷了。

“这个下午，我在花神的楼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湿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风中摇摆；有许多人，楼下极为嘈杂。”波伏瓦记述她的某个工作日，某种常态。那已是巴黎战后。她在写《第二性》。

1946年10月，萨特买下波拿巴街42号（42Rue Bonaparte）的一所大公寓，与母亲生活在这儿。他的影响力达到极点，堪比伏尔泰和雨果。萨特是圣日尔曼德普莱的霸权。存在主义统治众人。他与波伏瓦成为偶像，他们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他们践行的“必须”与“偶然”的爱情观。年轻人谈论着《存在与虚无》。在左岸，知识分子等同于性感，是勾引女孩儿的利器。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林戏谑萨特的风流事，“尽管他身材短小，斜眼儿，穿着拉遢，可他把女人搞上床的本事不比加里·格兰特差。”说对了，他本人也没有斗过萨特。

1947年，波伏瓦访美时与奥尔格林相遇，热恋。她描述他“如同拳击手般粗率”。

1948年，波伏瓦搬入拉丁区布希里街11号三个房间的公寓，看得见塞纳河、圣母院。她写信给奥尔格林，说：“这将是我们的地方。。。除了你没有男人可以睡在这儿。”

1949年5月，奥尔格林到来，他给公寓起名“波伏瓦酒店”。她叫他“鳄鱼丈夫”，他叫她“青蛙老婆”。快乐永远短暂。他们的现实是：波伏瓦需要巴黎辉煌的知识分子生活，以萨特为核心。奥尔格林需要一个洗衣做饭过日子的女人。他送给她一枚银戒指，表明婚姻企图。可是，这不足以抵挡萨特。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结尾，奥尔格林无法忍受萨特的挑衅和羞辱，愤然起身，请求波伏瓦与他一起走。波伏瓦犹豫一下，不动声色。萨特用手搂着她的肩膀，轻蔑地看一眼奥尔格林，回答记者的提问。闪光灯将一切变成空白。

1949年9月，奥尔格林回到美国。

不久，波伏瓦开始写作《名士风流》，并告诉奥尔格林这本书将献给他。但，奥尔格林读到英文版后愤怒了。书里写了很多他们关系中的私密细节，一些深度交谈也被写成一个美国作家与法国心理学家之间的对话。奥尔格林与波伏瓦决裂了几年，后来也只是恢复了有限的交流，对于这个男人来说，伤害是不能弥合的。

1954年，波伏瓦凭这本书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我是在经过西夫那张照片之后来到花神楼上的，它就挂在第一级台阶上方。

这是一个米色房间，空空荡荡。没有金和红的调子，是一种明确的雅致。特别是花与植物。在每面窗子外，美丽和克制都恰如其分。看得见玻璃外的香气。这个场景，切题。“你怎么看伍迪·艾伦？”那个像贾科梅蒂的男人在一个角落里打着电话，“我是说《午夜巴黎》……”他停下搅咖啡的动作，茶匙回声。

我将永远不知道电话另一端的回答。

转身之时，看见卫生间外坐着一个中年女人，面前两个盘子，一个放小费，随客人心意，一个放糖果，随她的心意。她微笑，我以五角欧元换一颗坚硬的水果糖。剥开，那味道仿佛与窗外的植物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在楼梯转角的黯淡中，听着瓷器与刀叉碰撞的散乱声音，侍者不紧不慢地交谈。仿佛一天刚开始就过完了。

咖啡馆散场。侍者收拾残局。

存在主义的烟蒂、轶事党的冷酒、一把超现实者遗忘的钥匙、杜拉斯扯碎的信笺、让·谷克多留在菜单上的色情画。一团观念、价值、意义纠缠的烟雾，属于所有人，没有边界没有结果。

她看着自己打碎的杯子被清扫，一个完美的唇印破裂，凌乱，细小的红色翻滚向前，仿佛玻璃血，一种尖锐的声音，对着门口。她是故意的。今夜必须有什么要破碎。门在背后关闭。有简单的花香。她愿意醒着。她就在修道院的空场，对着圣日尔曼大道歌唱：

“我生来就为了欢娱/而这一点儿也改变不了/我的鞋跟太高/我的身材太好/我的酥胸太傲人/我的眼圈又太黑/而之后/对此你又能怎样/我就是我/我为悦已者容/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

歌的结尾有小号声，她知道他在那儿。他们交换目光，一笑。他说：“总会有一个人等着我。”她说：“总会有一个人等着你。”他们开始跳舞，嘲笑所有黑着的窗子和背后的沉睡。他们停下，她说：“我想要回那只杯子，我的唇色。”他向花神昨天的尘埃奔跑，回来带着锋利安静的碎片。他们拼合着一只唇印，用黑夜弥补着缝隙。

直到完美。之后，他们走向太子妃街（Rue Dauphine），用自己弥补着黑夜的缝隙。那里，另一场相聚才开始。他们远了，有小火点明灭，那是今天最早的纸烟。

她是朱丽叶·格列柯（Juliette Gréco），他是鲍里斯·维昂（Boris Vian）。

格列柯十九岁孤身来到圣日尔曼德普莱。在战后法国的自由岁月，她流连咖啡馆，在花神，在地下俱乐部“禁忌”（Le Tabou）进行音乐与诗的演出。她混在作家、艺术家之

中，过着充满政治与哲学色彩的波西米亚生活。萨特评说格列柯“她的声音里有百万首诗。”她与几乎所有人相熟。酷派爵士乐创始人麦尔斯·戴维斯为她伴奏。1949年，她在让·谷克多的电影《孤儿》出演角色。同年，诗人雷蒙·格诺为她写了歌《如果你想像》，作曲家约瑟夫·柯斯玛谱曲。格列柯开始出名。1951年，诗人贾克·普维为她写了那首著名的《我就是我》。之后，她用独特的音色唱着《我恨星期天》、《你好忧愁》、《在巴黎天空下》、《一点鱼，一点鸟》、《我的剧院》、《不要离开我》……从世纪中唱到世纪末。从红颜到白首。把别人唱成往事。她依然活着，活成传奇。

2009年，格列柯发行了新专辑《我记得一切》。

鲍里斯·维昂是波西米亚的魂魄。他身份复杂，是法国标准化协会工程师、爵士乐手、小号手、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翻译家、评论家、画家、演员、歌曲作者。他白天作曲、翻译、研究数学、做木工艺术、画画、写情色小说，晚上去地窖酒吧吹小号，挥霍着大笔才华。1940年，维昂与米歇尔·莱格丽兹相遇，第二年结婚。1942年，他们有了儿子帕特里克。1946年，维昂写了《岁月的泡沫》、《北京秋天》，并用十五天时间写成《我要到你的坟头吐唾沫》。也是这一年，在维昂夫妇做东的某次聚会上，出现了萨特、波伏瓦和加缪。维昂成为这个小圈子的一分子，并开始在《现代杂志》发表作品。维昂崇拜萨特，并在《岁月的泡沫》中给他一个重要角色。讽刺的是，他的妻子此后成为萨特的情人。1951年，维昂与莱格丽兹离婚，结束了混乱的局面。萨特与波伏瓦都很喜欢维昂，但是因为这段乱情一切都不同了。作为报复，维昂本打算把波伏瓦弄上床，他确有机会，但还是没有下手。

1950年代，维昂的小说卖的不好。他改写歌，非常成功。1955年，他录制了第一张歌曲专辑《可能与不可能的歌》，并写出了法国的第一批摇滚歌曲。

1959年6月23日，早晨，维昂坐在玛赫博夫影院的黑暗中。银幕打出片名《我要到你的坟头吐唾沫》。此前，他与制作人就电影改编激烈争执，并公开指责这部电影，声称要将他的名字删除。电影开始几分钟，他脱口而出“这些家伙也算是美国人吗？呸！”随即心脏病突发倒在座位上，在去医院路上死去。

维昂写过一本《圣日尔曼德普莱手册》，1951年由蝎子出版社出版。这是1940到1950年代圣日尔曼德普莱的向导书。分三个部分：“场所和习俗研究”、“诗选和人物”、“街道”。书中讲述了地下爵士俱乐部、左岸咖啡、超现实主义者、存在主义文学、古怪的人物、艺术家。

莱格丽兹与萨特的情人关系持续三十年，直到萨特离世。关于她的两个身份：“维昂的妻子”与“萨特的情人”，她坚决选择后者。

2011年，有一场向维昂致敬的展览。米歇尔·莱格丽兹，九十一岁，接受采访，讲述了她与维昂的故事，那次初见，说起来像是几生几世之前“1940年夏天，在卡普布雷通＊海边，一场聚会，我去了，我没有被鲍里斯特别地吸引，我想我没有看见他。他有点儿腼腆，呆在他的角落……”

我走完余下的几级台阶。镜子中高谈阔论的学生们安静下来。门边的青年合上速写本，起身，穿他的灰色粗呢外套。离开，因为马可波罗茶的完结，因为我刚才的缺席。只有采访还在散漫地进行。侍者打理着一些新客人。我的桌子上，咖啡彻底冷了。抽烟的女人也注意到青年的离去，他的背影。这一变化使她的等待有了一次停顿。气球还在风与树枝之间缠斗。想着，我不会知道他的速写本里我的样子，就像他不会知道我的底片上他的样子。

圣日尔曼德普莱是相遇和相知的地方，一个绝妙的实验室，每个人展现自己的形状、颜色、趣味、对于自由的看法，因为重要的是自由，是一切的前提。

1950年代早期，当其他知识分子开始疏远共产主义时，萨特成为法共的上宾。他与波伏瓦高调出访卡斯特罗、铁托、赫鲁晓夫。由于萨特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独立斗争，1960年，法国内务部长想逮捕他。戴高乐总统否决此事，说：“你不能逮捕伏尔泰。”

暴力在升级。1961年7月及1962年1月，萨特的政敌，“秘密军队组织”两次爆炸袭击了萨特的公寓，没有人受伤，可房子损毁严重。不久，阿尔及利亚独立，萨特也卖掉了波拿巴街的公寓，离开圣日尔曼德普莱，搬往蒙巴纳斯。

萨特走了，花神并不寂寞。

1960年代，她属于电影。

“在这个时代，人们印象中所有电影人都聚集在此：男演员和他们的女神、写对白的人、布景师、几乎全部参与电影制作的人。”主演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的丹尼尔·盖林这样形容。

1958年，简·辛贝格出演《你好，忧愁》，受到特吕弗和戈达尔关注。她主演了1960年的电影《筋疲力尽》。她与简·方达是咖啡馆当时最有名的美国女客。1962年，罗曼·波兰斯基拍摄了第一部长片《水中刀》。1963年，他来到巴黎，成为花神光芒四射的年轻人。作为花神多年的老客人，马赛尔·卡尔内经历了《夜间来客》、《天堂的孩子》的荣耀，也经历了《夜之门》的失意。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成为新浪潮导演的标靶，饱受抨击诟病，咖啡也多是愁绪。而碧姬·芭铎出演《上帝创造女人》成为法国梦露，她与青春正好的阿兰·德隆、贝尔蒙多一样，喜欢坐在花神的露台上，如同之前的西蒙妮·西涅莱、伊夫·蒙当或是钱拉·菲利蒲。

诗人、歌手里奥·费雷每次进入花神，肩膀上总坐着一只长尾猴。

也不缺新的知识分子。在花神“新小说”派创始人阿兰·罗布－格里耶构思他的小说，1960年，他担任编剧，阿仑·雷乃拍摄了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此外，还可以相遇罗兰·巴特、萨冈、米歇尔·布托尔、娜塔丽·萨洛特、罗曼·加里。

另一支时尚人马也开始现身花神。服装设计师圣洛朗、纪梵希、拉格菲尔德、纪·拉罗什……

朱丽叶·格列科曾说：“花神里的人们总比外边的好看一点。”

账单，倒扣着。

一众游客进来，带着持续的寒意和喧哗。侍者大幅度地穿行，一切才开场。某人大声读着菜单上萨特的语录“在花神咖啡馆见”（Rendez-Vousau CaféFlore）。临桌的采访结束了。在门口清静的瞬间，告别。花神早间第一场景完全落幕了。被围观，被体验，只因为这个名字。

1984年，老板布波转手了他经营四十四年的花神，卖出时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保持文学传统。二，保留特色菜——煮鸡蛋配面包、黄油。

无论如何，总不缺贵客。

赛日·甘斯布每次都会喝两杯巴斯的士51茴香酒，他在咖啡馆的绰名为“102”。画家法兰西斯·培根通常在中午时到来，直到夜幕降临。花神早上最初几个小时一些常客中就有摄影师让卢普·西夫。

演员们喜欢在这儿见面及访谈。比如，凯瑟琳·德尼芙和她的女儿基娅拉·马斯楚阿尼；比如，法布莱斯·鲁奇尼。

“针织皇后”，设计师索尼亚·里基尔和她的女儿娜塔丽每天预订同一张桌子，直到下午一点半。谁不小心坐了这个桌子便会被侍者请走。

劳伦·白考尔每年在巴黎住几个月，住在圣日尔曼德普莱，她总在花神渡过很长时间。审慎、优雅。

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在《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出版后，在花神渡过了他的在巴黎的大部分午后。

美国电影人继续花神情结。莎朗·斯通喜欢喝一杯香槟。罗伯特·德尼罗喜欢在漫长的上午观察行人。弗朗西斯·科波拉在一次电视采访里宣称，他的梦想就是生活在圣日尔曼德普莱，这样就能每天早晨到花神吃早餐。约翰尼·戴普没有固定时间，早上、下午、晚上。春天，伊丽贝尔·罗塞里尼喜欢慵懒在露台上。杰克·尼克尔森咬着雪茄晒着最初的太阳。还有阿尔·帕西诺、蒂姆·博顿、雪儿、保罗·奥斯特。

1994，在咖啡馆一张桌子边，“花神文学奖”设立，旨在奖励有“前途”的天才作者。评选标准为：原创性、现代性、活力。评委会以其独立、自由、傲慢著称。每年的十一月某晚，该奖在咖啡馆内颁发。奖金六千一百欧元和一只刻有获奖者名字的酒杯，并可一年内享用卢瓦尔河谷出产的“波梅”白葡萄酒。

出门，穿过游廊。照片中的桌子恢复空白。抽烟的女人走了，一只烟缸盛着一个上午的等待。

许多人在抽烟。他们在全世界被驱赶，在巴黎也是。即使在咖啡馆，在花神。别无选择。他们只允许在室外抽烟，以不同的姿势，低语、交谈，喝迅速冷却的黑色液体。烟雾也是冷的，像固体，静默。在人之间，在暖灯之间，无法定义，可是表达了一种相同的价值观。

看与被看。

一间咖啡馆和一个上午。

一棵圣日尔曼大道的梧桐，树枝间一只粉气球盛开着冬天的太阳。

花神咖啡馆Cafede Flore

172Boulevard Saint-Germain75006

7：30am－1：30am

地铁：Saint-Germain-des-Prés（4号线）

＊在卡普布雷通：Capbreton，法国朗德省一个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