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拉麦里有关的绝色
Les Femmes De Café De La Mairie

一辆旧巴士在圣日尔曼德普莱游荡。

它经过某条街的开始和结束——店铺和人家——一些关着和打开的门——一面镜子流淌的太阳——一个孩子的注视——一片来历不明的花瓣——一段脂粉香——一尊雕像手指上的金子与青苔——一缕回声……

乘客有诗人、怀旧者、崭新的波希米亚青年。

他们看窗外，激昂、低迥。他们相互看着。

纸的声音，折起的词、句子。揉皱的温度和体液。

铅笔刺破了某只口袋。一次来自深处细小的疼痛，乘客们都感觉到了，他们什么也不说，疼痛是唯一的武器。他们以为可以这样安慰世界。他们这样相信。

巴士行进着，慢慢地。有时，它停靠下来，乘客们就开始诵读，在车厢、站台。

比如：“我懂这个世界的全部，除了我自己。”

或者：“我愿成为任何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

比如：“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是你该知道我曾因你动情。”

或者：“我是你路上最后一个过客，最后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最后一次求生的战争。”

比如：……

之后，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巴士开走了。

它经过路口、转角、下午的灯火——某个女人的等待——某个男人的遗忘——某次相遇或者离别——许多的念想、情欲——许多脆弱——许多被否决的哭泣——还有，许多其它的情感。

后来，它开进黄昏，消失在那些狭窄的道路尽头。

左岸的“诗巴士”，一年只有一班。

它是巴黎“诗歌市场”的一部分。1983年开始，世界各地的出版社与诗人来到我所在的圣舒尔比斯广场（Place Saint-Sulpice），建立集市，出售诗作、朗诵、表演、聚

会。这班巴士在周末出发，沿着诗人鲍里斯·维昂热爱的老975路公交线路行进，如同二战后的日子，带着诗的荣耀。

总要有人记得，总要有人继续。

圣叙尔比斯广场是圣日尔曼德普莱一个安静的褶裥，喧哗折在外，孤立。

它1754年建造，是安纳托尔·法朗士喜欢的地方。

饥饿的亨利·米勒在《北回归线》中有时睡在长椅子上，他咒诅广场上的鸽子，因为它们让面包屑像魔术般消失。

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用以形容它的词是：“安静”。

十点钟。圣舒尔比斯广场的安静，像一张坚硬的白纸。石头地面被强光消解了所有细节，填补它的是影子，来自灰屋顶，烟囱、深色的梧桐。来自散漫的鸽子。人们似乎都想尽快穿行这个广场，因为寒冷，因为苍白。影子，也来自近处这个男人裹紧的大衣，来自另一端的女孩儿的奔跑、呼吸。唯一的声音是水，属于中心喷泉阶级状的流动，属于作为雕像的四位主教的倾听。影子，来自庇护他们的十字架。庞大的黑色十字形影子。

影子，来自我和我的相机。

我跟从这个罗姆人向东穿过广场和一些光明的台阶。

之后，一声轻响。他把一只大碗放在圣叙尔比斯教堂门口。

之后，等待施舍。

他的肢体、神情表达着某种“日常生活”以及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厌倦，如同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厌倦。包括这只不洁的碗。它的空白。教堂不过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道具。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厌倦。

我终于没有拿出那枚已经温暖的硬币。乞讨和施舍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情感活动，无法解释。

我迅速遗忘了这个罗姆人。

因为德拉克洛瓦，因为《约贡与安吉的斗争》就在门的另一侧，因为壁画的细部的剥蚀更

能打动我。

教堂太恢宏了。有一种遥远的视觉。彩色玻璃上的耶稣基督、圣像打在墙上的影子、漫延的椅子、祭坛、风琴、钟、蜡烛，都在远方。远方也在它们之间。远到所有光芒都要经历很长时间才能抵达地面的信徒。他们的崇拜、祈愿。一个男人在一片空椅子中沉没。告解室边上，白衣神甫走近拄拐杖的老妇，说着什么。

圣叙尔比斯教堂在广场东端。这座天主堂从十三世纪建筑到十八世纪，是左岸最大的教堂，有全巴黎最美的风琴。

波德莱尔在这儿受洗。雨果在这儿娶了阿黛尔，缪塞在场证婚。青年菲茨杰拉德在这儿做弥撒，福克纳也是，那是1925年夏天，他在巴黎时。海明威和第二个妻子婚后，发现自己有“床上问题”，他来到这儿，在大祭坛后的童贞玛丽亚的小礼拜堂点了一枝蜡烛。他们马上回到公寓，上床，成功地解决了问题。或者蜡烛还没有烧完……

作为文学场景，教堂出现在法朗士小说《堕落天使》中。没人记着。

丹·布朗把《达芬奇秘码》的一场谋杀安排在此。教会指责这部小说，拒绝了剧组的实景拍摄要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科技。电影照样拍了，虚拟着。布朗的信徒照样来了，到实地寻找巴黎的玫瑰线，询问修女到底死在什么地方。还是乱了。

白衣神甫消失了。告解室的门那么远。

门的另一侧，阳光灿烂。

台阶上铺展着卖艺者的吉他声。一群鸟从教堂北楼所有隐秘的孔洞冲向天空。

在叙尔比斯广场与卡奈特街（Ruedes Canettes）转角，拉麦里咖啡馆（Cafédela Mairie）在阳光和树影下。由于人行道非常窄，店外露台部分被一条小街切分开，侍者必须不间断地在街两侧往复。远端的部分犹如岛屿，喝咖啡的人似乎更喜欢那里的孤立、他们所面对的辽阔、来自广场和教堂的人和戏剧性。

1920年代，米勒和海明威都走进过拉麦里咖啡馆，喝一杯无论什么情绪。贝克特在这里吃早餐。1951年，萨特和波伏瓦在这间咖啡馆最后一次见到加缪，之后他们就决裂了，永决。索尔·贝娄从不去花神或者双偶，他来拉麦里获得安静。

靠着吧台喝一杯埃斯派索。

店堂极小，局促、简单。白顶素地，不施粉黛，没有身段。

可，拉麦里是《夜林》的场景。

“关于性、关于和任何男人任何女人上床，我决无负疚感。”

说这话时，朱娜·巴恩斯（Djuna Barnes）还在纽约格林威治村，另一个狂妄的波希米亚圈子。

回到1892年，哈德逊河边，一个叫“暴风国王山”的地方，一间木屋。一生诡谲的开场，一个小女孩儿充满预示的童年。

巴恩斯的祖母是作家，曾经的文学沙龙主人。父亲是平庸艺术家。五岁时，父亲的情人搬来同住，她面对着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和其它七个孩子。她的主要时间都在照顾弟妹，没有常规教育。祖母教她写作、绘画和音乐。她们许多年睡一张床，滋生了某种乱伦关系。十六岁时，巴恩斯被强暴，被一个“邻居”。父亲知情并默许，或者那个人就是父亲。在第一本小说《赖德》中她间接暗示过这次暴力，她最后一部戏剧《唱和》更明确地指出这次暴力。

十八岁，她被迫“嫁”给父亲情人的哥哥，一个五十三岁的男人。祖母、父亲、母亲、兄弟都极力促成此事，像一个阴谋、一场私刑。没有公开仪式，没有牧师见证。这次婚姻维持了两个月。

1912年，这个家庭解体。母亲带着巴恩斯和三个弟弟来到纽约。她在普瑞特艺术学院学习了半年，之后，开始记者生涯。她几乎干遍纽约的所有报纸，写专访、特写、剧评、消息，配着自己画的图。她的新闻写作充满主观性和实验色彩。言论惊人。1915年，巴恩斯离开家，搬入格林威治村一间小公寓。

她结交了作家埃德默德·威尔森、摄影师阿波特、达达主义诗人艾尔莎·冯·弗里塔格·罗琳豪芬。这一年她出版了诗集《令人恶心的女人之书》，第一首诗描写了女人之间的性行为，由于“女同主义”（Lesbianism）是个过度超前的概念，官方的审查机构根本无从认知也就无从阻止。

巴恩斯染指戏剧。她的三部小戏在1919和1920年上演。这间格林威治村的剧院改建自马厩，舞台特别小，观众席是长凳。巴恩斯形容这里“随时准备还给那些马”。可它是美国戏剧史上的重要角色，上演过华莱士·史蒂文森和西奥多·德莱赛的作品，也是尤金·奥尼尔的戏剧起点。

“性自由”是巴恩斯的价值观。通信表明，她二十一岁时，家人已知她是双性恋者。在格林威治村时代，她和若干男人、若干女人都有情事。

1921年，巴恩斯带着一封《名利场》杂志的介绍信到巴黎采访乔伊斯。她在报道中称“这个男人是当代最卓越的文学人物之一”。她对《尤利西斯》的反应是“我该永远不再写了……谁有勇气在这样的作品之后再写。”她的后期作品随之完全导向现代主义。

巴恩斯成为乔伊斯的朋友，并迅速成为巴黎左岸的一个尤物。她是娜塔莉·巴尼沙龙的核心分子，流言中她们之间也有短暂情事。重要的是，这一年秋天，在巴黎她遇到了女同情人——雕塑家黛尔玛·伍德（Thema Wood）。她二十九岁，她二十岁。

女同圈子，巴恩斯以“妒忌”知名，伍德以“不忠”知名。这是一种疯狂结构。维系她们关系的燃料是性、酒、妨火、背叛、暴力。她们称为“非凡的爱”。1922年，她们先在圣日尔曼大道租了房子，五年后又在圣罗曼街买了公寓。巴恩斯幻想过某种专一关系，但伍德习惯性地外出寻找艳遇，无论男女。其实，巴恩斯也是，从未忠诚。

接着，伍德与一个有钱女人麦卡里·麦特卡夫陷入恋情。不可收拾。1928年，巴恩斯出版了小说《赖德》和表现巴黎女同生活的小说《仕女年鉴》。两本书都题献给伍德。之后，巴恩斯决定了结。她们分开。

伍德和新情人回到纽约。事实上，伍德继续给巴恩斯写信，去看她，两人也偶尔陷入性事，但巴恩斯拒绝回复到常态。而在与新情人麦特卡夫的关系中，伍德持续着纵酒和无节制的不忠，双性都有。

咖啡已换成酒，才配得故事。

杯子冷，冰块沉浮。转动手指，乱。

巴恩斯告别巴黎了。

1930年代初，她在英国写作了《夜林》（Nightwood），一生最重要的小说。所有故事的基础是1920年代的巴黎，是她、伍德、麦特卡夫。

拉麦里咖啡馆是小说中奥康纳医生的活动场景：

“靠近圣叙尔比斯教堂，塞尔旺多尼街角，住着这位医生。他小而散漫的身影是广场的一个特色。对于这间第六区的拉麦里咖啡馆的老板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孩子。”

小说中，这位医生观看、评论这些为爱毁灭的人物，并在她们的命运中扮演角色。

1936年，《夜林》在英国出版。艾略特非常喜欢，并为1937年的美国版加了引言，他的表述是：“这么好的小说必须具有诗的敏感才能完全欣赏它。”

迪兰·托马斯形容《夜林》是“由女性书写的最好的三部散文书之一。”

《夜林》出版，伍德愤怒了，她认为自己被曲解，并公开声称这本书毁了她的生活，彻底不与巴恩斯说话。而巴恩斯也从未道歉。

1930年代末期，巴恩斯以一天一瓶威士忌的频率纵酒并试图自杀。

1940年，巴恩斯回到纽约，搬入格林威治村一间小公寓。

之后，十年沉沦。

伍德的不忠和败落终结了她与麦特卡夫的关系。后者再也没有和她说过话。

1950年，巴恩斯开始戒酒并着手写诗剧《唱和》。她写自己的家族史，以愤怒作为推动，打开童年，打开伤口。书1958年写成。她说：“写《唱和》时我咬紧牙关，我注意到自己的笔迹像匕首一样野蛮。”他的一个兄弟读到剧本，写信指责她是“向早已死去和被遗忘的东西复仇。”她在信的空白，“死”字边上写“没有”。

伍德1970年死于癌症。

那时，巴恩斯早已在格林威治村过着遁世生活，从不见人。晚年，她曾说，“我不是蕾丝边，我只爱黛尔玛。”

在纽约，她是第一代现代主义者中最后一个幸存者。

1892－1982，这一生，荒诞开场，荒芜落幕。

伍迪·艾伦《午夜巴黎》中，巴恩斯与男主角吉尔跳了半支舞，没有台词。

姿色平平的咖啡馆，绝色的客人。

酒空了。

离开，走进一天最明亮的片刻。

杯子还没收起，冰还在融化，连同它表面映着的空间。

所有情感和荒唐都发生过了。

这些在正午喝咖啡的人，他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那时，一只匆忙的杯子掉落咖啡馆与露台之间裂开的小街上，碎了。

拉麦里咖啡馆Cafedela Mairie

8Place Saint Sulpice75006

8：00am-1:00am

地铁：Mabillon（10号线）、St-Sulpice（4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