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讲义生成与民国中文学科教育

“学科化”是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的关键词，多数现代学科的萌生、发展、定型都是在民国“学科化”进程中完成的，现代中文学科也是其中之一。我国传统学科体系以荀勖“经史子集”四部为根基，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定型，形成了以六经为中心的四部学科分类体系，期间不断调整，夹杂有乾嘉学派“义理、考据、辞章”学科三分等多种不同分科方式的探索，这一体系沿用至清季民初。彼时，“学西方”的风气已盛行近百年，知识阶层对西方科学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国传统学科划分与西方高等教育无法对接的问题显露无遗。梁启超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中西分类系统的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学科对接方面的困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

在高等教育界，随着西学融入教育体系，西式分科教育也被越来越多的学校采用，这冲击着我国传统教育体系，有力推动我国学科体系的西化进程。顾颉刚这样批评传统学科系统下的教育：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今以家学相高，有化而无观，徒令后生择学莫知所从，以为师之所言即理之所在，至于宁违理而不敢背师。是故，学术之不明，经籍之不理，皆家学为之也。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3]

傅斯年也有类似论断：

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成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4]

梁启超的论述尚基于对中西学科划分差异的思考，而顾颉刚、傅斯年一代则开始讨论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究竟是学问的分科还是图书的分类，并希望以打破师承门派、迎接西式分科教育的方式彻底改变中国的学科体系。这其中蕴含了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科学崇拜，对分科治学、分科教育的深信不疑。所谓“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5]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化的第一步，即不满于我国固有的封闭混沌的学科体系，积极接纳西方已经相对成熟、井井有条的学科分类，将全部精力投入“分科之学”和“分科治学”。“五四”之后，学科化又迈出第二步，将重点转向学科内部的实证、分析与系统整理，将学科化推向深入。

现代学科化进程逐步塑造着各学科的基本形态，影响着大学校园的学科教育，也在实践层面影响着授课讲义的生成。民国大学，教员多使用讲义授课，这一现象在中文学科尤其突出。这一方面由于中文学科很多课程脱胎于传统国学，根本没有西文教本可供参照使用，只能自编讲义；另一方面，中文学科很多教学内容基于经验的积累，需要借助讲义实现讲授、阅读、记录而完成的经验传递。纵观现代中文学科百余年发展历程，学科教育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对讲义的数量、质量、结构方式产生影响，我们借助学科教育的发展脉络，可以推知中文学科讲义的总体状况，现存讲义原稿既是对推测的一种验证，也与学科教育史构成一定的呼应。细处着眼，中文学科教育的走向、新课程的开设、教学方式的调整等也与讲义生成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讲义生成是对民国中文学科教育具体环节的考察，也是对现有的通过学制、政令梳理出的中文学科教育史的具体化、形象化。

[1] 梁启超：《西学目录表序例》《饮冰室合集 文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3—124页。

[2] 梁启超：《新史学》，刊于《联勤学术季刊》1902年第12期。

[3] 《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摘自《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1页。

[4] 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四号。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