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为实物史料的民国大学讲义

作为学科史研究资料，民国大学讲义之原稿兼具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双重属性。作为文献史料，讲义保留了学科教育现场的痕迹，记录了学科知识的传承方式与过程，也提供了从教育角度探寻学科发展动力的可能；讲义实物则是讲义内容的依托，同时也是课堂环境的组成部分，可以传达彼时课堂教学氛围和学生的学习感受，一定程度上将人们带回学科教育的历史现场，在琐细处寻觅学科发展轨迹。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大学教育层面为学科史演进营建历史场景，因此讲义原本的实物史料特性就显得更为重要，下面就以中文学科为中心，对作为实物史料的民国大学讲义加以呈现。

一、讲义的印制

民国大学讲义样貌，总体上可分为手稿和印制两大类。分此两类与教师个人的授课习惯有关：有些教师习惯口授笔录的授课方式，上课时以手写讲义作为参考，讲义仅供自己参照，不印发给学生。因无须印发，此类手写稿讲义编写起来比较随意，形态样貌也千差万别，知名教授的讲义手稿往往会整理收入个人文集，也有由学生整理课堂笔记出版的情况。讲义手稿多是孤本，存世量有限，多藏于大学档案馆或为著者后人家藏。

另一类为印制讲义。这类讲义由教员编写，课前印好发放给听课学生。印制讲义按装订方式可分为两种：第一种为散页印制，随堂发放，学期末统一整理装订；第二种是学程开始前统一印制，装订成册后发给学生，形态与著述和教科书较接近。两种印制方式基本属于前后相继的关系：课程初创讲义多为散页，待课程成熟稳定后，讲义则可提前装订成册发放。由于散页讲义多只在课程初创阶段使用，施用时间较短，较为零散不宜保存，且内容多为后来成册讲义所代替，学术价值减弱，因此现存不多，多为民间个人收藏。装订成册的讲义多由各大学出版部统一印制装订，与正式出版物的形态已非常接近，知名学府的讲义多被作为学术著作面向社会销售。随着制作技术的提高和社会影响力的扩大，这些名校讲义有了固定的封面、版式和装订方式，形成了各自的品牌风格。由于印量大，装订成册的讲义现存较多，在各地大型综合图书馆、历史久远大学的图书馆都有存藏，尤其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有讲义传统的知名学府中，存藏量更大。

装订成册的讲义，按照印制单位可分为私人印制和学校出版部印制两种。私人印制主要出现在分科教育初期的地方性大学，这类大学的讲义使用并不普遍，出版部也欠发达，想用讲义的教师只得课前将讲义送到私人书局进行刻印，课上再发给学生。此类情况如四川大学的前身成都大学、成都高师，当时该大学未成立出版部，个别使用讲义的教员会选择私人书局刻印，最著名的当属成都薛崇礼堂。中文学科方面，在成都地区使用很广泛的龚道耕文学史讲义《中国文学史略论》，就是该书局刻印的。还有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讲义，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使用，该讲义就是商承祚交由北京聚魁堂讲义装订部印制的。这类讲义与旧式自印图书非常相像，一般没有学校、课程等信息，只有讲义名称、著者姓名和刊印书局名号等。

大学出版部印制的成册讲义，分为出版部自印和委托印刷厂印制两种。印刷厂只是单纯印刷，因此在最终的讲义形态上两种方式并无差别。这里摘录1929年北京大学与某印刷厂签订的讲义印制合同，借以呈现民国大学讲义印制的一般流程与基本形态。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与商人瞿文镕订定印刷讲义合同^[1]

一排版款式：讲义款式分左列四种

甲直行中文讲义 直行中文讲义用四号字排版，每面十三行，每行四十字，号圈点排在行内，合二面为一页，外加边栏。

乙横行中文讲义 横行中文讲义用四号字排版，初校名题额外，每面二十五行，每行二十五字，所占面积净长八英寸宽五英寸。此款分单面讲与双面印两种。

……

二印刷纸张：纸张规定用左列五种

甲洋毛太纸洋毛太用天利字号，每菱二十五磅、每菱二十一磅，每张开八页

乙洋毛边纸用大美人牌，美菱二十八磅，每张开八页

丙报纸用仁记或杂丝字号，美菱三十七磅，每张开十六页

丁中国毛边纸 毛边纸用立和爱或源记字号，每捆六刀半，每张开八页

戊洋宣纸洋宣纸用六十磅，每张开十六页

……

私人印刷公司服务范围不仅限于某一所学校，它会提供多种版式、纸张，供各大学选择，因此合同中提到的四种排版版式和五种印刷纸张基本可涵盖当时讲义的情况：当时大学中文汉字讲义有直行双面每面520字、横行单面每面625字和横行双面每面625字三种；纸张按质量分为五种，大小分八开和十六开两种。

学校出版部自印或交由印刷公司印制的成册讲义，封面上都印有讲义名称、编撰者姓名和大学出版部名称。如果是使用他人讲义还会加印讲授者姓名，即：某某课程讲义，某某著，某某述，某某大学出版部印。内文多以目录开篇，目录后为讲义正文，在正文的页脚或中缝处会标注该讲义施用的专业、年级等信息。个别讲义还会在目录前添加讲义的使用说明、编辑大意、体例介绍等内容。

如果按照印制方式，大学讲义又可分为三类：油印、石印和铅印。油印是誊写版的俗称，由日本传入中国，“油印不具备普通印刷品的字体易读性和墨色稳定性，所以不把它看做印刷工业的组成部分。但是油印操作简便，印刷费用低，在中国应用也很广泛”^[2]。正是基于操作简便，费用低廉等特性，油印被各大学广泛应用于讲义印制，但油墨稳定性较差，这类讲义保存下来的非常少，加之油印效果不佳，很多教师在油印讲义后都会寻求机会以铅印或石印方式进行重印。容肇祖在《中国文学史大纲》自序中就曾提到，“这部书，本来是我在岭南大学时的讲稿，依照这大纲去讨论中国文学史上的问题。去年来北平辅仁大学，油印了一些，印得不太好，今年为讨论方便，便要铅印出来”^[3]。可见，油印讲义虽然在大学普遍存在，但多作为应急的权宜之计，并不是非常理想、正规的印制方式。

石印是平版印刷术的一种，“为一七九六年奥人施纳飞而特氏所发明。……吾国之有石印术，发端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即西历一八七六年）”。^[4]石印是利用石材吸墨且油水互不相溶的原理，其基本印制流程如下：先将文稿平铺在石版上，上面涂上脂肪性的油墨，使原稿在石版上显印出来，然后涂上含酸性的药水，使字画以外的石质略为酸化再开始印刷，因酸化的石材受水拒墨而无色，未酸化的部分拒水着墨而显色，这样便将字画按原样印在空白纸页上。石印印制出的副本“文字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字，比画清楚”^[5]，因此石印技术在我国的使用范围很广，尤其1908年商务印书馆用铝版和铅版替代石版，并采用了轮转方式后，大大提高了印刷速度，石印技术随之受到更多青睐。在讲义印制方面，因为石印是直接印刷，纸张一旦受潮，所印文字内容就会出现大小伸缩，加之石印的便利程度不及油印，因此出版部或印刷厂具备铅印技术后一般就会放弃石印技术。还有一些印刷单位，在引进铅印设备前全部使用油印，没有使用石印的经历，因此石印讲义总量上不是很大，多集中于1920年代的北京、上海等地。

铅印是对我国印刷工业影响最大的一种印刷方式，民国以铅印讲义数量最多，现存世量也最大。欧洲的铅活字印刷技术早在1590年即传入我国，但当时没有中文字模，印制的是拉丁文。1807年，澳门东印度公司制造出第一套中文字模，直到1860年前后美国姜利别在上海改进了中文字模的规格，中文字模才得以上排字架，铅印效率大幅提升。铅印字体的固定，直接影响了讲义的样貌。铅印字体最早出现的是宋体,1824年至1875年间由日本人本目昌造研制成功，“这种字体取法于宋刻，因而得名为宋体。它的特点是横平竖直、横细竖粗，比较稳重。……1909年楷体铅活字创制，此字体近似于手写体，笔致运转自如，所以又有活体之称。1915年创制了仿宋体铅活字。仿宋体最大的优点是秀美、生动、清晰。黑体铅活字字体是引进的，它直接按照日本黑体铅活字仿制，间接采用外文字母的等线体。它的笔画粗重、横竖一致，又称方体字”。^[6]铅印的使用，对讲义形态产生了较大影响，使讲义文字形态上更加规范。

需要说明的是，三种讲义印制方式在便捷程度、印制效果等方面存在差异，一般认为油印较落后，石印属于过渡阶段，铅印比较成熟。但三种印制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前后相继，尤其在讲义印制上，它们是共存的状态。所谓“共存”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指在同一单位共存，即有了铅印设备后，仍保留油印，在讲义实际印制过程中，根据数量的多少和质量要求，选择合适的印制方式，以控制讲义印制成本。据白化文回忆：“老北大出版组还规定，教师要报选课人数，以定印刷讲义额数。讲义印刷以十份为底数。如果只能印十份，则不能铅印与石印，而是刻蜡版油印。”^[7]1919年11月2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出版部致本校教员公函》，要求：

各科教员诸公均鉴敬启者，印刷讲义从前出版部成例铅印者，是于应用前七日交稿，油印者，是于应用前三日交稿。因为印刷局所做交易非只本校一家，而油印付印刷之件亦甚不少，不能随时印出之，故此皆事实上之阻碍。无可如何，以后请教员诸公将所须铅印或油印之讲义按照从前定期，先期交稿，以免临时贻误。^[8]

可见北大出版部讲义印制一直是铅印与油印并行。同样，在《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第222期刊有《讲义股暂行办事规则》，对讲义印发提出诸多限制，其中一条指出“铅印讲义须经系主任庶务主任之同意始能付印”^[9]，可见铅印讲义成本较高，学校管理也相对严格，对成本相对较低的油印限制较少。

“共存”的第二层意思是指民国各大学出版部发展水平不一，油印、石印、铅印在各大学中均有使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在20年代初都已拥有了石印和铅印设备，但很多地方性高校仍在使用油印讲义，《厦大校刊》1946年第7期刊发《校务会议决定限制印刷讲义》的文章指出：

本校油印讲义甚多，每月所需经费颇巨，教务处以节省油墨纸张及人力期间，特拟定限制印刷讲义办法，提交第一四一次校务会议讨论，当经议决通过：今后油印讲义以国文或外国文及实验实习类目为限，其他学程必须油印讲义者，于同一学期内同一学程，不得超过五十张□纸，超过者停印^[10]。

可见直到1946年，厦门大学仍以油印讲义为主，其他规模名气更小的高校，情况可想而知。

二、“老讲义”存藏

民国大学讲义作为一类实物史料，不仅是彼时学科教育内容的载体，其原稿还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在呈现学科教育细节、传递时代氛围等方面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民国大学讲义研究，原稿的搜集、查阅是一项重要内容。以笔者重点考察的中文学科为例，讲义原稿现存比较分散，各地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均有存藏，尤以国家图书馆的存藏最为集中，不仅原稿的数量较大，而且基本涵盖了讲义原稿的主要样式，是了解民国大学讲义基本样貌的有效途径。下为国家图书馆存藏中文学科讲义原稿的基本情况。

三、几部代表性讲义样貌速写

民国大学讲义，因使用比较普遍，工具性突出，当时未受到足够重视，有意对其进行整理存藏的单位和个人也非常有限，加之战乱、学校迁移、教师流动频繁等原因，造成讲义保存情况很不理想。因研究需要，笔者经多方努力，共搜集到中文学科讲义原稿70余部，这里选取其中的几部，以文字白描的方式对其样貌进行客观呈现，借以为后面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感性认知基础，营建历史语境。

1.朱自清《中国文学史讲稿》

《中国文学史讲稿》是1947年下半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所用的讲义，为朱自清亲笔手稿，现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盒号231,档号16011612,档案盒题名“朱自清先生的讲课稿”，归档时间为1999年9月。

讲义写在一个约32开本，但上下略长的笔记本上，封面用蓝黑色钢笔横行繁体书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朱自清”“1947”“九月”“北平”，共五行。笔记本共70页，页面有红色横格，与八九十年代备课笔记的形态相似，多数页为空白，共14页有文字内容，笔记本的格较宽，朱自清每格写两行字，亦为蓝黑钢笔字迹，第一格两行为“中国文学史讲稿提要”（繁体）、“三十六年九月北平”。内容共四章：甲、绪论，乙、传统，丙、春秋战国，丁、两汉，章下又分设两级标题，分别用大小写阿拉伯数字标注顺序。讲义整体比较工整，几无涂抹修改。每页讲义上半部分为讲授内容的各级标题及关键词，下半部分为注释，主要为名词解释、重要引文、参考书目，也有要课堂提问的问题，以问号标出。上下两部分以双横线分开,14页均为此结构，据笔者推测每页讲义用于一课时的讲授。讲义前半部分比较详细，后半部分注释逐步减少，最后3页虽然也用双横线进行了划分，但下半部分为空白。

该讲义为朱自清先生自用手稿，因此在开本、格式、内容上都比较随意，详略完全根据个人需要以及课时情况自行安排。透过讲义能够对朱自清先生的授课习惯有所了解，间接感受到当时的课堂情况。

2.钱玄同《文字学音篇》

《文字学音篇》是钱玄同1917年起为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生讲授文字学时所用讲义，起初与朱宗莱合讲，朱宗莱讲授形义部分，有讲义《文字学形义篇》,1919年5月朱宗莱去世后，钱玄同将两部讲义合并，独自讲授文字学课程。《文字学音篇》于1918年起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校内印发，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有该讲义原稿四种，分别为1918年、1924年、1927年、1934年四个年份印发的版本，索书号XD8208。

1918年印制的讲义为三十二开本线装，封面左上位置为直行宋体铅印的讲义名称“文字学音篇”，外有双线框。讲义共41页，除目录两页为单面外，其他均两面合为一页，每面在远离书脊一侧设有边栏，边栏内直行印有讲义名称“文字学音篇”，名称下用大写阿拉伯数字标出页码，直行每页13行，每行33个字，除引号外，其他标点均标于右侧不在行内，文字全部宋体铅印。讲义共设5章，章下分节，用带括号的小写阿拉伯数字标注顺序。

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是北京大学较早成册印制的讲义，讲义上没有北京大学、北大出版部等字样，可推断北大初期讲义仅供校内授课使用，对外发售的还不多，因此那些标志性字样可有可无。与《文字学音篇》版式样貌完全相同的讲义还有朱宗莱的《文字学形义篇》^[11]、刘毓盘的《词史》^[12]、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13]、黄节的《诗学》^[14]、吴梅的《词余讲义》^[15]等。

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作为授课讲义编订于1928年傅斯年的中山大学任教期间,1929年傅斯年到北京大学任教后继续使用该讲义，并在北大校内印发。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现藏有北大期间印制的讲义原稿一本，索书号:97274。

该讲义原稿为三十二开铅印线装本，一页两面，封面遗失，第一页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拟目”，从拟目看讲义分泛论和分论两部分，泛论12讲，用大写阿拉伯数字标注顺序；分论共三篇，篇下设节，用大写阿拉伯数字标注顺序。该讲义在正式讲授内容前写有叙语，对科目讲授的主要内容，讲义的架构方式以及预备的授课方式进行了介绍。这种将课程导言也编入讲义印发的情况在中文学科并不多见。讲义为铅印本，宋体，每面13直行，每直行40字，所有标点都入行占一个字符的位置，随文有注释，字号很小，每直行可并列书写两行。页面在远离书脊一侧设有边栏，正面边栏依次写有讲义题目（“中国古代文学史”）、页码（大写阿拉伯数字）以及“北京大学”；反面边栏依次写有讲义题目（“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出版组印”。中缝处有“文一九二”“D”“王校”字样，据笔者推断前两字段是出版组记录用的编码，最后字段为校对员信息^[16]。该讲义印刷时间不详，但边栏有“出版组印”字样，北京大学出版部改称出版组是1931年，因此该讲义稿当印于1931年以后。

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的基本样貌，是民国大学铅印讲义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北大相同样貌的讲义还有林损的《中国文学讲授发端》^[17]、马裕藻的《声韵概要》^[18]等；还有些讲义在中缝处增加了课程的情况，如容庚的《卜辞研究》讲义^[19]，中缝处有“（国四选）”字样，表示该课程为国文系四年级选修，陈介白的《文学概论讲义》^[20]，中缝处有“（国一）”字样，表示该课程为国文系一年级必修。除北大外，其他大学铅印讲义虽每面直行数量不等，但也以此作为基本版式，如东南大学吴梅的《词学通论》讲义，民国大学余嘉锡的《目录学发端》讲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罗根泽的《诸子概论》讲义，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郑奠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讲义，武汉大学钱南扬的《戏曲史》讲义、苏学林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等。

4.容庚《中国文字学》

《中国文字学》是容庚自1926年起在燕京大学讲授文字学所用讲义,1931年在燕京大学校内印发，印刷方式为油印，讲义原稿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库本，索书号：字100/9532。

该讲义原稿为三十二开油印线装本，封面直行写有讲义题目“中国文字学”，小篆字体。讲义共166页，正反两面合为一页，直行每页12行，每行24个字，除引号外其他标点均在文字右侧不占字符，文字全部为手写楷体，每面在远离书脊侧设有边栏，注有讲义名称“中国文字学”和页码。讲义有目录，三面，共四章，章下设节，节连续编号。正文第一面在讲义题目下注有“容庚述”，表明是容庚的授课讲义。

容庚的《中国文字学》是较有代表性的油印讲义，内文全部为手写楷体，因油印字迹清晰度不佳，油印讲义对比铅印表现出字大行宽的特点，便于阅读使用。与之类似的还有龚道耕的《中国文学史略论》，该讲义是龚道耕1912年起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时编写的,1919年编写完成油印装订成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藏有1925年油印本，该讲义原稿照比容庚的《中国文字学》字就要小很多，且用行书写成，阅读起来略显不便。

5.陆和九《中国文字学》

《中国文字学》是陆和九在中国大学、辅仁大学讲授文字学课程所用的讲义,1929年曾在两校分别印发，印刷方式为石印，讲义原稿藏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索书号：字100/92466。

讲义原稿为三十二开线装本，封面直行印有讲义题目“中国文字学”，以及作者信息“陆和九署耑”，手写楷体，外有边框。讲义正文正反面合为一页，页面在远离书脊一侧设有边栏，注明讲义名称并用大写阿拉伯数字标明页码，直行每页6行，每行20字，无标点，手写楷体。第一页为目录，注明讲义分五部分内容，用天干标注顺序。文字清晰俊秀，页面疏朗，便于学生学习时标注记录。

与《中国文字学》讲义类似的石印讲义还有刘赜在武汉大学讲授音韵学的课程讲义《声韵学表解》、唐兰在北京大学讲授古文字学的课程讲义《古文字学导论》以及容庚在燕京大学讲授简笔字与学生随堂讨论生成的讲义《简体字典》等。这些讲义都是手写原稿，石印装订，语言文字学课程讲义多古体字、音韵符号等，铅印往往受限于字模，油印又会比较模糊不易辨认，因此石印是比较理想的讲义印制方式。

6.王玉章《中国诗史讲义》

《中国诗史讲义》是王玉章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课程讲义，从封面标注的时间看，为1934年在复旦大学印发的版本，印制方式为油印，现藏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资料室，索书号:990267。

讲义为大三十二开线装本，封面有边框，共三列文字，居中为讲义名称“中国诗史讲义”，手写楷体双钩；题目右侧一列注有讲义施用学校“复旦大学”、施用时间“廿三年春”，左侧一列注有编撰人“王玉章编”，均为手写楷体。第二页为目录页“中国诗史纲要目录”，讲义共分八章，目录页依此列出各章节名称，但未标注页码。正文为手写楷体，每面9列，每列24个字，以简单标点句读，文字清晰，各列间距较大，便于标注记录。

南开大学文学院资料室还藏有王玉章1933年施用于复旦大学的《南北曲研究讲义》（索书号:990262)和《美术文讲义》(990270)，样貌与《中国诗史讲义》相同。三部讲义均为王玉章到南开大学任教后捐赠给学校的，讲义上有其亲笔批注和补充，因此当为王玉章授课自用讲义。

7.刘永济《小说概论讲义》

刘永济《小说概论讲义》是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的函授讲义中的一种，用于国文科教学，原稿为铅印线装本，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古籍部。讲义封面印有黑体字题目“小说概论讲义”，左侧黑体小字注有“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文科”。讲义无目录，正文共30页，分为“一、绪论”“二、两汉六朝杂记小说”“三、唐代短篇小说”“四、宋元以来的章回小说”四部分，各部分体量相当。讲义大量引用前人论断，穿插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引用部分字体较小，有标点，奇数页边印有讲义题目“小说概论讲义”，偶数页边印有“函授学校国文科”字样。

该讲义虽由商务印书馆统一印制，当属教科书，但其印制简单，内容简略，没有明确的版权页和售价，显然是应需要临时编撰，当可视为讲义一类。此类函授讲义笔者共找到五部，原稿只见此一部，它是中文学科参与民国社会教育、较早具有函授教学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1] 《北京大学日刊》1929年9月27日。

[2] 陈燕主编《穿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7页。

[3] 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开明书店1935年版，自序第1页。

[4] 赖彦于、贺圣鼐编，王云五主编，张景松编译《近代印刷术》，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版，第18页。

[5] 同上书，第19页。

[6] 陈燕主编《穿越时空：媒介科技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7] 白化文：《北大熏习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6页。

[8]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1月26日。

[9] 《北京师大周刊》1924年第222期。

[10] 《厦大校刊》1946年第7期。

[11]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存藏，索书号XD8206。

[12]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存藏，索书号106146。

[13]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存藏，索书号147299。

[14]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存藏，索书号147228。

[15]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库本，索书号/96396。

[16] 北大出版部对校内印发讲义不设校对,1929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出版部启事说明聘请学生自行校对，另据白化文的回忆：“出版组就招高年级学生课余打零工，订有极详细的校对章程，详细到什么文种、何种科学文献如何校对法，一行字付给多少钱（以分为单位计算），以及没有校出来和校错了如何扣钱，一概俱全。老学生戏称之为‘老出版’。”见《北大熏习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5页。

[17]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库本，索书号112419。

[18]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库本，索书号字150/92334。

[19]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库本，索书号古200/953。

[20]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普通古籍阅览室，索书号79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