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国研究相对滞后的成因
小国研究是就小国的普遍性或特殊性问题展开的学术探索过程。从整个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看，该研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支流”和“冷门”。相对于一直得到高度重视的大国研究，小国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学术境地，始终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边缘地带徘徊。事实上，不管以何种标准来衡量，小国都是国际体系中占据多数的一个群体或国家类型，对其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理应获得必要的关注。但遗憾的是，该群体始终难以激起学界的研究兴趣，国际关系学者所撰写的小国著作和论文相对稀少，学术贡献不大而，“少数几个大国的研究文献则充斥着整个图书馆”[1]。在有限的小国研究文献中，不同理论和研究方法广泛应用其中，表现出主题散乱、体系缺失、争论不休的学科特征，以致“没有一种理论和方法占据主导地位”[2]。在这种情况下，小国研究也就始终难以在主流国际问题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难以引起各方关注。在现实之中，其具体表现是，政府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的教研人员和学生对小国的关注和研究热情一直不高，小国研究的人力、资金投入同样严重不足。
可以看出，在小国研究中，缺失的学术关注、有限的学术贡献与其边缘性学科地位之间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恶性循环。这种研究现状的形成可能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也与小国研究的学科特征、研究对象的特点密切关联。不难理解，国际问题是现实的，国际问题的研究也是现实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学术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其被关注程度受到众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小国研究的现状充分体现了以下因素带来的巨大影响：
第一，研究对象的研究价值。一般来说，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研究价值与其国际地位、国际作用、国际影响成正比关系。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大体上决定了它被关注、重视和研究的程度。有鉴于此，国际关系史实质上是大国历史，小国通常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客体”而不是“主体”。[3]这是顺理成章的现象。大国因其权力和对外政策行为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影响重大，即便犯下愚蠢的错误也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密切关注，因为它们总是会带来重大的国际影响或冲击，理所当然成为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由“美国学派”所主导，而美国又是一个大国，大国视角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相关学界的主要取向。由此产生的一个现象是，英语文献也随之相对忽视小国。小国研究学者通常只能在小国工作并用本国语言出版著作，学术影响受到严重制约。即便是比较关注小国研究的英语出版刊物，比如Cooperation andConflict: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及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也只是在美英这些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国家之外出版的。这就使得小国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在国际问题研究的主要出版物上，小国研究也就始终处在国际问题研究的边缘。国家的“小”的确造成了相关研究的“小”。
第二，研究对象的学术资源、社会价值的潜力预期。好之恶之，趋之避之，皆有其因。在社会分工中，不同的职业和专业的价值感与社会认知度并不一致，研究对象的选择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或工具性色彩。一般来说，主要大国因其研究经费充裕而能带来更多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和学术资助的机会，因此可以吸引更多的学者和学生。与此同时，主要大国的全球经济活动更为普遍，其强势的经济地位可能会提供更多的潜在就业机会，这个确定性预期促使人们去了解并研究它。与此相对，小国因国际影响力所限，能够提供的上述机会当然无法与大国相提并论，也就难以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适当重视。最终，这种价值反差可能导致某种程度上的研究领域“偏见”，从事有关“弱”“小”“穷”国研究的人员沦为大国取向的主流学术群体和学术管理机构强势主导下的“弱势群体”。
事实上，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心理感受、社会认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强势国家的研究者似乎能够获得更多积极的心理体验，社会表现与认可程度显然更高，相对于弱小国家研究者而言，可能存在某种难以言说的“心理优势”或“优越感”，在社会比较效应的作用下，更易于获得自我满足、自我肯定的主观体验。毋庸讳言，国家的“小”影响了该研究对象的选择和研究者的心理感知。
第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预期。研究问题的适用范围决定了其可能的学术影响。大国研究或宏大理论显然具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因此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乃势所必然。在国际问题领域，诸如以“主义”“理论”为后缀的“宏大理论”一直是国际关系学家力图达成的宏伟学术目标大凡成名的国际关系学者都是某一。“主义”或“理论”的创造者，其研究对象和适用范围往往带有显著的普遍性，因而具有全球性的学术影响无论摩根索凯南沃勒斯坦亨廷顿沃尔兹。、、、、[4]还是基辛格之流都是此类学者。相对来说，小国研究涉及的范围与适用性与大国关系把持的全球性趋势、普遍性规律相差甚远，它往往局限于对国际体系影响有限的局部性、领域性问题之上，人们并不认为它将会带来较好的学术影响。毋庸置疑，“小”国的研究可能预示着学术影响预期的“小”。
第四，研究对象的学术确定性因素。任何学术研究都具有相应的、较为确定的理论基础，这是研究过程有序推动、研究成果有所预期的前提条件。相对来看，小国研究似乎更为缺乏这样的学术确定性，主要原因是该研究存在巨大的内在困境。小国研究一直伴随着学术争论，在一些主要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小国研究者始终难以达成必要的学术共识，“小国定义、小国行为和小国生存”[5]这些基础性问题更是小国研究中争论不休的话题。与此同时，小国群体的高度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也是造成小国研究困境的内在原因，这同时决定了小国研究“重个案而轻理论”“重领域性而非整体性”的学科特点。
此外，小国问题也是一个高度动态性的研究对象，小国数量、国内治理和国际行为方式呈现出不断演进、不断变化的特征。国际体系的变迁与“小”所蕴含的各种“易变性”是这种动态性特征形成的根源。最后，变迁中的国际体系对小国的认知与行为同样具有重大的建构性影响。小国研究因而难有一个确定性的研究预期。从经验上看，小国研究只有“在小国存在针对性结局的情况下”才是合适的。[6]但是，这种状况目前并未出现。或许，小国研究的学术不确定性削弱了研究者参与的信心。
第五，研究对象的敏感性。传统中的“小”往往意味着“弱”“无能”“无力”“落后”等负面评价，好大恶小似乎成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常识。这种普遍性认知使得“小国”几乎变成了低等、低下的代名词，遂令众多小国极力回避这个可怕的字眼，也不愿意外人这样称呼和“贬低”它们。事实上，没有几个小国乐于自称“小国”，有的甚至反感和拒绝被称为“小国”。不少规模并不大的国家，却要在国名前加上大的前缀。规模崇拜的确是个较为普遍的国际现象。平心而论，规模小是小国的客观特性，它绝不意味着上述消极评价。“小国”理当是一个中性术语，而不是夹杂着情感和价值色彩的日常用语。然而，对“小”的过度解读和使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小国研究的敏感性，并且影响了小国界定的客观性，额外增加了研究的复杂性。
以此观之，小国研究的相对弱势地位是可以理解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现实的客观反映。几乎没有多少人在乎小国，也没多少人关注小国研究。这既情有可原，又无可厚非。从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小国研究现状具有这样的特点：相对于大国研究来说，小国研究远远滞后，受到关注的程度更低；相对于国外的小国研究而言，中国的小国研究更是乏人问津、乏善可陈；相对于微观或国别的小国探索而言，宏观的或整体的小国分析更为滞后，当然也具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小国研究必须面对这样的国际政治现实和学术研究特点。
[1]Peter J.Katzenstein,“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New Political Economy,Vol.8,No.1,2003.
[2]Otmar Höll,ed.,Small 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p.15.
[3] Iver B.Neumann&Sieglinde Gstöhl,“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4] 又译为“华尔兹”。
[5]Otmar Höll,ed.,Small 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p.43.
[6] Iver B.Neumann&Sieglinde Gstöhl,“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