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泥人张世家的影像

我今年不到40岁，对于我来说拍摄的记忆大约有几种：小时候、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毕业照。幼儿园时，是从黑白照片过渡到彩色照片，然后是家庭的摄影。从我上小学起，社会上开始普及相机，用的是黑白或彩色的胶卷，当时照几张相留念，一个胶卷只有36张。在我上初中时家里才买的相机，照相技术不好，冲印前也看不到拍摄效果，所以自己和家里人都不太喜欢这个新事物，几乎很少拍照。

再到后来，有了数码相机，拍摄方便，也不用胶卷和冲洗。虽然我不懂摄影，但是从价格上大约可以知道哪个相机更好，前后换过几个便宜的相机，和孩子们的合影多了起来。我的相机从普通的卡片机快速更新，到单反越来越专业。

不过我用得最多的还是现在手机的拍摄功能和各种滤镜。而照片在网络交流中，有比文字更丰富的表现力，也更简单明了。工作中，我总是会要求同事，别说了，传张图过来看看。现在，照片几乎每天都在使用了，甚至“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除此之外，再有的就是专业摄影了。对于作品的拍摄经常会被用到，开始经常听到的是135底片和反转片，昂贵的相机，苛求的布光，等等。我对此一窍不通，每次都是看到父亲请别人帮忙，是件很大的事了。从胶卷相机到单反相机，相机在变，摄影师的技术术语在变，而我的一句“不懂”，一成未变。

在我父亲看来，现在的照相已经方便得太多，他那个年代如果想拍照、留些历史记忆的时候，根本没有条件达到，要是给作品拍专业照片就更加困难了，也只有在集体活动时，才能留几张合影。

而在我父亲那里关于我爷爷的照片就更少了，只有几张工作照，还都是报纸新闻用过的，发表之后，留存了几张，作为纪念。生活照实在是很少。所以我对家族上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的事了解的已经不太多了，祖父、太祖父的名讳、生平，可能都需要家中老人仔细回忆了。而这些好像对现在的生活也不太重要了。先人只是先人，我们从精神上与之分离得太久，久得已经彼此模糊不清了。

我有的时候会问朋友的家族历史，有的能如数家珍，而更多的则是大概、可能、好像。这时，我会有一点儿小小庆幸，我的家族，不仅历史沿传我清楚，他们的容貌我也能清楚地看到，六代人，从南到北，容貌中未变的乡容都一一明了。

第一次回绍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父亲身上还有着绍兴人的“味道”。在绍兴旧城中，普通家庭一进门，灯光并不亮。一个显眼的八仙桌，桌上墙壁上挂着祖先的黄褐色头像照片，桌旁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有时会坐着一位老人。这样的家居布置，我父亲到现在也都是如此。看来，不只是面貌骨骼，有些精神，也是在默默地一代一代地留传着，并不因外出的影响而改变。

照片，成为我这个家族最宝贵和最直观的历史鉴证，他使我看到了四维的时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的有些追求，只是为了完成另一个人的愿望，我以为那是我需要做的事，待到事情完成时，我才知道，那是几代人之前的某个人的愿望，他的愿望，通过有血缘关系的人，通过人与人之间情感意识的互相作用，在几代人的潜意识中，传递到了我的身上，完成他，与我无关，却与我们有关。

这种感觉很奇特，在了解了几代人的愿望、追求后，看到他们的容貌时，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感受，油然而生。理性的推理可以解决问题，而感受却会让问题消失无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严谨的论证和浪漫的言辞，都比不上一个眼神的力量。

清末民国时的照片，无疑是这个历史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提到那时的照片，虽然只有几张肖像照、工作照，但也是来之不易了，能够保存沿传了一百多年，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近代家族历史，在近代动荡的时局中，也属幸运了。

要说这几张照片的来历，就要提到天津的摄影馆了。摄影术是在清末传入天津的，先在广州和上海，开设了照相店，天津居民第一次见到并记录是在1860年。

那时英法联军打进天津，天津地方文献《津门闻见录》有一段记载：“英匪入天津时，志颇不小，心亦过细。凡河面之宽窄，城堞之高低，所有要紧地方，无不写画而去。尤可异者，手执玻璃一块，上抹铅墨，欲相何处，用玻璃照之，完时铅墨用水刷去，居然一幅图画也，如望海楼、海光寺、玉皇阁、皆用玻璃照去……”这应该是摄影术在天津最早的记载了。

在1903年，天津知府凌福彭先生开办“工艺学堂”设摄影课开始，天津逐渐开始出现商业照相馆，摄影开始进入天津市民生活。当然，摄影的价格还是较高的，到民国时期，照相，成为中产家庭时髦和值得炫耀的活动。

南京曾举办第一次“南洋劝业会”，会上将摄影作品作为工艺品参展，直隶刘治平拍摄的摄影作品“李鸿章肖像”在展会上获得银牌奖，同时参展的张玉亭先生的作品在这次展会上也获得了奖牌。

估衣街上归贾胡同“恒昌”照相馆，有一位人称“小宁波”的摄影师。因为宁波和绍兴可以算是同乡人，加之俩人谈得来，来来往往的，“小宁波”和六十多岁的张明山先生成为忘年交。

这“小宁波”是个有心人，苦练技术，不久就寻了资助，盘了照相馆自己干，并且为照相馆更名，也就是后来摄影界大名鼎鼎的鼎昌照相馆。

而其开业后第一张照片，“小宁波”特意请张明山老先生来拍了一张肖像，作为开业第一单。

张明山在后来留存的照片很少了，现在存有的仅此一张，但是用国画画出的肖像，与用相机拍出的面貌并无差别。此外，还有张玉亭先生为他所绘的油画肖像，此像为布面油画，高一米有余，取胸像标准，笔法细腻，是中国油画史上较早的肖像作品，应在1900年左右完成，当时的油画技艺，于国内尚不多见，应是西画人才大量出现前，在国内的交流、学习，是研究天津地方画史的一件珍贵的代表作品。只可惜在20世纪60年代被烧毁了，只有画作的照片留存于世。

第二代传人张玉亭先生的照片，留存的就多些了，有两张标准的半身肖像，一张是三十多岁，一张应是五十左右，也是鼎昌照相馆的作品。

“小宁波”在1912年病故，我一直猜想，会不会和当时的冲印技术是有毒作业有关，但并不确定，可企业确实因其去世，又一次被店员接手了，并再次更名鼎章照相馆。历史又一次上演相同情节，更名后的鼎章又一次将生意扩大了许多倍，业务量大时，雇用了七十余人，而且老板不再负责冲印了。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鼎章照相馆的鼎盛时期，年营业额在八九万元，雇用了七十余名职工。这个时期的商业摄影，多以拍摄人像为主，照片风格深受工笔国画的影响，多用淡雅素洁的背景，讲求气韵、意境，道具也求简洁、古朴。

张玉亭先生还有些照片是由鼎章照相馆拍摄并刊登在报纸杂志，公开发表后留存下的一些工作照和生活照。

鼎章照相馆始终保留为名人拍摄的传统，这是当时最有力的广告。比如1918年总经理李耀庭亲自为下野的黎元洪拍摄了肖像。1922年，直奉战争传来，曹锟、吴佩孚力请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此照片成为全国推广的标准像，此广告力度可谓巨大。1924年末，孙中山先生过津，李耀庭在孙中山到曹家花园会晤张作霖时，主动迎上前，请求拍照，这张照片拍摄不久，孙中山先生过世，这照片便成为绝版，鼎章照相馆将之冲印数千张，传遍全国。

1920年1月学生代表抗议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被反动军警无理逮捕，经过绝食等一系列斗争，迫使当局释放了全部关押代表，鼎章照相馆也为出狱的全部代表拍摄了合影。

还有一次，以天津北宁足球队为主的中华队夺得“爱罗鼎”杯万国足球赛冠军，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亲自宴请中华队队员。宴会后，一行人一同到鼎章照相馆合影留念。这些都是商业摄影之杰出影响案例。

而在新闻摄影中，鼎章照相馆的影响和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人才辈出。天津《中华画报》刊载文章中有“每一会场，无不鼎章中人奔走拍摄于其间。照的准，洗的快，以倪汝福、倪焕章为新闻片中之最努力者，其认识新闻，有时竟胜于冬报摄影记者”。后来，倪焕章自组“焕章新闻摄影社”，到全国各地拍摄新闻照片向报刊供稿，这种模式实际上在今天的西方新闻界仍被广泛应用。

再后来，李耀庭又在法租界窦总领事路，也就是今天的长春道，创办了中国摄影公司，也是后来为我们家留下后代人照片的中国照相馆。而鼎章照相馆因当时局势动荡，1949年后，资不抵债，致使关门停业。但天津市民非常留恋生活中的鼎章照相馆，在1955年，全市唯一的国营照相馆鼎章照相馆重新开业。同时各照相馆的技术尖子也被调到新鼎章。后来国营鼎章照相馆更名为东方红照相馆，也留下了许多我祖父及父亲的影像。

泛黄了的几张老照片，从新奇的海外技术到随手拍摄，摄影技术的年代恰好与我们泥人张世家的历史重合在一起，一个家族的每一代人，和他们的生活都被记载在照片上保存下来了，这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情感，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的影响都是深远浑厚的。

一个人永远在家族中，但又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