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离开与重返

第一章 解职

1954年11月5日下午2点30分，我走进了国务卿空阔的办公室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正站在那里等我。国务卿个子很高，有点驼背，他的身边是法律顾问赫尔曼·弗莱格先生（Herman Phleger）。

在这之前，我最后一次见到杜勒斯是在莫斯科。为显示两党合作，杜鲁门政府将共和党人杜勒斯纳入参加1947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那个时候我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一秘。杜勒斯经常与我和我的妻子一起用餐，她陪同他购买纪念品，他则请我们在莫斯科一家不算太差的饭馆吃饭。现在，他已经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了。

根据国务院的指示，11月3日我作为驻外使团的副公使从秘鲁首都利马回到华盛顿。这种改变不只是简单的南北半球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不是从春天到秋天、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变化，更多的还是从平静的状态进入焦虑之中，到处充斥着猜疑。

这些感觉并非刚刚才有。美国人民二战后梦想的幻灭，他们对俄国人、中国人和核弹的恐惧，以及“共产主义颠覆”这个美国人生活中可怕的新生事物，已经被部分政客、宣传家和军人鼓吹利用快九年了。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野的共和党发现，控诉民主党丢掉中国以及容忍政府中的共产主义“阴谋”是他们重新获得公众支持从而接管政府的最好机会。

蛊惑人心的政客们和各种政治团体将攻击矛头主要对准国务院，特别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以及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外交人员。这些外交官们——我也曾经是其中一员——被认为参与了把中国拱手让给共产主义的有组织阴谋。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更是指责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其前任乔治·C.马歇尔将军是背后的主谋。

谣言对无知民众产生了作用，促成了艾森豪威尔和理查德·M.尼克松宣称为“清理华盛顿污浊”而进行的竞选活动。这包括扩大了因对忠诚、安全以及任何表明个体并不可靠或易受影响的合理怀疑而解雇公务人员的标准。一个人如果被宣布可靠性不够就相当于被归入“安全威胁”这一危险的类别中，远远超出不忠。我的同事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被杜勒斯以工作表现未达到某种预期为由勒令辞职，尽管此前的国务卿对他的判断刚好相反。共和党的即将上台和清洗的不断扩大并未安抚煽动者。比如，麦卡锡在1953年11月24日宣称，在我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胜算为零”，会“出局”，因为我还在政府中任职。白宫官员认为这是对总统的攻击，然而深受爱戴的、强有力的艾克（Ike）保持了沉默。杜勒斯同样如此，作为一个有明确原则的人，却在与这些政治团体的关系中也有所顾忌。

1954年6月，我被从利马召回国务院，在忠诚安全委员会监督下参加听证。这是对我的忠诚与安全所做的第九次正式审查了，第一次是在1949年。7月我回到利马，在那里等待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到了10月，在没有得到委员会任何反馈的情况下我接到前往华盛顿的命令。

那个时候，外交人员的升职遴选也临近了。有关我的绩效报告认为，我可以被提拔为大使。所以当11月3日我到达华盛顿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会被解雇，还是被征求意见去有空缺的使馆当大使。

1954年那个下午，当我走近杜勒斯和弗莱格时，我注意到他们面色凝重、神情悲痛。就好像，我遇到的是两个正等候引导刚失去亲戚的人到教堂长椅上的引座员。他们的状态表明，情况可能有些不乐观。他们站在办公室离门不远的地方，很明显我可能会得到安慰，但绝不会被邀请继续走入房间并且坐下。

杜勒斯和弗莱格以与我岳父亨利和岳母柳克丽霞·格雷迪（Henry and Lucretia Grady）的相遇以及对他们的敬意开始我们的谈话。国务卿补充说，他还认识我的堂兄弟理查德·L.戴维斯（Richard L.Davies）——一位长老会新人，对他评价很高。气氛勉强缓和后，杜勒斯转入正题。他说，尽管事情对他来说很难处理，但他必须这样做。忠诚安全委员会认为我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绝非不忠，但我在判断力、方向感以及可信度上有所欠缺。因此，我必须——说得好听一点——与现在的工作分离，比如，被解职。

很明显，彼时彼地并不适合争辩有关对我人格中无形品质的主观评估，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两点。我问到是否我的轻率举动——如杜勒斯所说的那样——与我在中国工作的那段经历有关。是的。后来还有类似的轻率吗？他说他已经记不起来了。我问他是否同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没有丝毫犹豫，他说是的。

好了，只能这样了。于是我和他们说了再见，径直走入国务院新闻发布室。在那里记者们正盘问国务院发言人林肯·怀特（Lincoln White）关于他刚刚发布的有关我离职的消息。这些记者——其中一些我曾经认识——强烈要求告知我说了什么。我从自己的衣袋中取出多份印好的声明递给他们。趁着大家的注意力从我身上分散，我快速走出了大楼。

我的声明这样写道：

很显然，我不能说对国务卿的决定感到满意。同样，我也不能说我认为这样的评断有充分根据。但是与一位公职人员的名声和前途相比，国务卿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作为一名有着近33年工作经历的职业外交官，我可能更了解大多数他要处理的问题，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了解，我决定不再添更多麻烦。

争吵已经够多，我不打算再制造不和，以致消磨我国的力量且影响同共产主义敌人间的生死斗争。

因此，我不会反对国务卿的决定，或者试图把自己和他人做比较。我相信历史会还我以公正。鉴于此，我告知国务卿，我个人欢迎有关自己案件的所有记录公之于众，包括我在1950年提出的美国应寻求与苏联进行有准备的摊牌的建言。

我希望自己的离开可以使美国人民对外交部门信心增加，这种信心已饱受削弱。如果这就是我离开的实际结果，那么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就个人而言是让人难过的收场——无任何怨言和遗憾。

在妻子帕特丽夏的帮助下，我在利马就准备好了这份声明，用以应对未如所愿的情形。很明显我不得不屈服于国务卿的不利决定，他的裁定是最终的，而且也没有其他可行方法与之抗衡。此外，我相信当现在左右这个国家的不正常状态过去后，历史会给予我公正的评定。

妻子和我也讨论了如果让我选择主动辞职我该怎么办。辞职可以保存颜面，更好找工作。但是我不接受辞职。事情不应该是模糊和逃避的。如果杜勒斯和他的幕僚想清除我，那他们就得采取行动并给出理由。我不应该为了避免丢脸而做徒劳和无望的努力，以辞职的方式逃脱，从而给杜勒斯想要的结果——摆脱我，且不用为我的离开承担任何责任。

直到杜勒斯正式解雇我的几个小时前，我才知道了可能的决定。国务院的高级职业外交官国务卿帮办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让我去他办公室。他是一个很细心、善于安抚别人的热心人，曾在二战中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当墨菲告诉我委员会的决定是不利的且得到了国务卿支持时，他的眼里含着泪水。

“鲍勃直到昨晚才接到的通知”，我给在利马的帕特丽夏写信：

鲍勃说如果我愿意，我就有机会选择辞职。我说过我更想面对现实。就这样了。我现在正等待被传讯，可能是国务卿，如果他愿意和我谈话。当然还有记者。我现在很平静也将努力保持平静。你会在报纸上看到的。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请耐心等待。我会认真努力地做好这件事，直到喧嚣平复。之后我会考虑找新的工作。一步一步来。

保持乐观，亲爱的。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有多么难。但是我们正重新开始一个崭新的——我相信是更快乐自由的——生活。我是这样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