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托德·S.珀德姆（Todd S.Purdum）

我从未有幸见过小约翰·帕顿·戴维斯。但在1979年夏天，通过两本不错的著作，我开始对他有所了解，如同见到一样。第一本书是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最近刚刚再版的1946年回忆录《平凡的梦想》（Not So Wild a Dream），其中详细记述了二战期间他和戴维斯被迫从一架发生故障的美国运输机伞降到缅印边境野蛮丛林部落的苦恼经历。第二本是《纽约客》资深撰稿人小E.J.卡恩（E.J.Kahn，Jr.）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外交官及其遭遇》（The China Hands：A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记载了20世纪40年代戴维斯和他在中国的外交官同事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原因竟是他们成功预言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会战胜蒋介石领导的涣散腐败的国民党。

那时我还是在校的大学生，觉得戴维斯的故事就是现实版的小男孩奇遇记，尤其是如果这个小男孩碰巧是一个来自和睦家庭的敏感个体，一个正直诚实的好学生，一个敏锐的人性观察者，以及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也会留意本书接下来要讲述的故事］。在仔细阅读这本简洁明了、有所保留却又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后，现在我又知道，戴维斯是美国“最伟大的一代”（Greatest Generation）中不可或缺的一位，而且由于其漫长精彩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缺乏足够的公众认可，他的故事就更加吸引人了。

戴维斯的回忆录是一阵旋风，同时也是20世纪中间50年全球范围的名人录（Who’s Who）。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戴维斯在中国四川出生，他的父母是美国浸礼会牧师。在参议院宣判克林顿无罪后不久，他在北卡罗来那州的阿什维尔（Ashe Ville）与世长辞。在世时，他与一大批同时代最了不起的人物共事、争论或仅仅萍水相逢。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如果在哥大读书时稍对田径运动或披头士有些兴趣，他很可能会成为年轻的大卫·洛克菲勒的家庭教师。然而，他找了份洗碗的工作，后来决定申请去外事部门。

20世纪30年代初，戴维斯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的第一个任务。在那里，戴维斯感受到了美国霸权时代之前盛行的消极老套、凭经验和直觉行事的外交方式。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特别外交事务助理目睹了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到偷袭珍珠港的二战风云。史迪威当时是中缅印战区盟军指挥官、最高统帅蒋介石失落的参谋长。从这个时候开始，戴维斯遇到了很多传奇式人物，从甘地到尼赫鲁、富兰克林·罗斯福、乔治·马歇尔将军、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蒙巴顿将军，甚至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和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在二战局势最紧张的时候，戴维斯从一条绝不亚于美国王牌间谍“疯狂比尔”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官方渠道得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是同性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1943年戴维斯乘坐的从印度飞往中国的飞机迫降在丛林中时，他随身带着一瓶少有的干邑白兰地（Cognac）和一些特别的褐色墨水，这是为中华民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准备的礼物。后来，在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担任大使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约瑟夫·斯大林。战后美国外交巨擘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是戴维斯的亲密同事和朋友，除了塞瓦赖德，戴维斯还有一些其他的著名记者朋友，这些人包括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和详细记述戴维斯贡献和遭遇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的作者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

看起来戴维斯好像过得很好。但是在这本大量取材于他众多个人信件和日记以及为国务院和军队长官准备的正式白皮书和报道的回忆录里，他从未是自己生活中的英雄，尽管有时他的行为会有英雄色彩。他是一个长期被孤立、受到错误对待的睿智观察者，措辞优雅，随时都会有奇思妙想。在一次坐在印度邮递火车驾驶室里的惊险旅行中，他惊叹车头没有牛被撞的痕迹，因为当时铁路沿线到处都是四处闲逛的神牛。他认为“有尊严的友好”是对待等候他和塞瓦赖德的野蛮丛林部落的唯一合适方式。他将蒋介石概括成一个东方的超脱而谦和的士兵、政治家、卫理公会教徒和东方智者。他对帕特丽夏·格雷迪（Patricia Grady）的记述含蓄而又充满无限爱意，认为她独一无二。他们一起共度了愉快的57年婚姻时光，生养了7个孩子。

一次又一次，戴维斯在这本书中的判断都惊人的准确。他预见到英国残存的帝国姿态会使联军的战争努力遇到困难。他知道，正如战争结束前他一度认为的那样，“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中”。早在1943年，他就意识到，要注意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对我们所在时代今后的战争和革命有所准备”，也由此预见到约翰·肯尼迪后来所谓的冷战中“漫长的迎接黎明的争斗”。

这是戴维斯一生中的悲剧——也是本书令人感到灼痛和警醒的主题——在最危险的时间里，祖国剥夺了戴维斯的工作，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决定要背叛，而是在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发起的九个连续内部安全检查后，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Loyalty Security Board）最后认为他缺乏“判断、谨慎和忠诚”——这三个方面实际是他所充分具备的。当然，他所真正缺乏的，是在恐怖时期对美国国内政治主流需求的懦弱服从。1954年11月，杜勒斯国务卿转达了对戴维斯的裁决，但是杜勒斯表示如果戴维斯有需要，他愿意为其开具人品介绍信。这种提议降低了这些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戴维斯的解职发生在他的参议院同侪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倒台并备受指责前不到一个月，也是奠边府（Dien Bien Phu）法国殖民力量溃败仅六个月之后。这使得美国国务院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最出色的亚洲问题专家，他的存在可能对美国在越南的外交政策的有效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戴维斯将这些都简单地记入手稿中。这份手稿自1972年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就开始写了，后来费力写了二十多年，之后便放置一边，未能完成。尽管外交生涯结束后他出版了另两部著作——1964年的散文集《外交和其他事务》（Foreign and Other Affairs），以及1972年有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的《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可他对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拖再拖。“随着年事渐高，”他的女儿提基（Tiki）告诉我，“他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对我们来说，这是多么幸运，因为他没有完全停下来。我们自己所经历的历史时刻不同于戴维斯的，但是一样充满喧嚣。我们听到纽约市长宣称，在一些国会议员中，“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情况”，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似乎要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被问到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太留意”。在这个时候，戴维斯有关中国和很多其他问题的博识和智慧就变得有用起来。

像很多了不起的人生前都怀才不遇一样，戴维斯在不如他的人手下工作，终遭不幸。但是他还是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观点被证实，名誉被恢复。亲耳听到他的老朋友塞瓦赖德，那个最冷静的北欧人宣布，虽然他“认识很多人”，但就人所当有的状态、谦逊和熟虑、机智与沉稳等方面，他从未遇到像戴维斯这样的完人。而读者现在可以通过他的书来重新认识这个非同寻常的人，这是何等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