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口、远东事务处和珍珠港

1937年，在我从美国回奉天的途中，传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中日两国军队在北平附近对峙。日方借机深入中国，试图占领长城以南地区。当时由于东北地区已被日本控制，我途经日本和朝鲜半岛回到奉天工作。但是没待多久我又被转移到汉口，而那里也即将被侵略军占领和控制。我倒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在奉天我已经看惯了日军的脸色。此外，哪怕灾难真的降临，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如果命丧汉口，也不会让太多人悲伤，比起有家室妻儿的人好上不少。这样的人事安排，组织还是考虑周详的。

虽然遭到轰炸，但我只伤着皮毛。在1938年这还真算得上稀奇事。空袭不断，军队调动频繁，从前线运来一批批伤兵；苏联志愿空军和德国军事顾问们遍布街道；成群的难民赶在日军到来前逃离；爱国学生们四处奔走，在墙上张贴救国海报，号召国人抗敌救亡；还有共产党员埋下炸弹，炸毁建筑，侵略者来了之后只能看到一片焦黑。如此这般，好不热闹。

在汉口的时候，我还重逢了一众故人：史迪威上校，军队武官，当时负责侦察敌军路线；“赤红儿”多恩，辅助史迪威的副武官；埃德加·斯诺，负责报道战争和秘密的政治暴力行动。斯诺最近出版了《西行漫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一跃成为享誉全球的名人，却仍旧不失本心。

当时汉口的战时生活条件有限，英美两国的记者和官员都聚集在长江沿岸一带的办公室、公寓、旅馆和酒吧里；加上日军步步紧逼，即将兵临城下，危机四伏，人人自危，因此我们这二三十位美国记者和官员霎时有同病相怜、沦落天涯之感。我们自称“背水一战的人”，在汇丰银行大厦的公寓里吃喝玩乐，或者唇枪舌剑。

我在北平结识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埃文斯·卡尔森（Evans Carlson）也从北方来到了汉口，之前他一直在一线研究八路军。卡尔森四十有余，身材瘦削，比亚伯拉罕·林肯英俊几分，比加里·库珀（Gary Cooper）又逊色几分。他为人谦逊，坦诚率直，略缺少怀疑精神。虽然他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负责写信向总统汇报当时的中国局势，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炫耀过这段非同寻常的交情。他们相识于1935年，当时卡尔森是温泉疗养院（Warm Springs）的总统海军护卫队的负责人，此前曾两度在中国工作。总统对这位身体强健、理想主义的军官青睐有加。

卡尔森是第一位深入共产党占领区的美国军人。来到汉口之后，共产党部队和游击队团结一致且忧国忧民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共产党鹰级童军（Eagle Scout）般的作战能力与其他中国军队的士气低落和堕落生活截然不同。卡尔森对于共产党军队的赞赏却引起了美国高层军官的不满。而当他在媒体上发声时，海军试图堵他的嘴。为了见证历史，卡尔森选择退役，在全美公开盛赞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预言，只要美国停止向日销售军事物资，一个和谐、团结、民主的中国必将战胜日本。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成真。卡尔森最终还是回到了海军，奔赴二战的战场。当时他统率一个营，人称“卡尔森突袭营”（Carlson’s Raiders）。他把共产党正规军队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融入军队的训练中，但他对战术和美国历史与文化最持久的贡献也许是在词典编纂方面。他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Gung-ho”作为突袭队的口号，把这个词语引入美国流行文化中。现在，“Gung-ho”已经渐渐失去原来的中文含义，而更多带有卡尔森自身的色彩：全心全意、率真坦白、忠心耿耿、充满热情。

* * *

1938夏天，我在汉口还结交了一些新朋友，有些后来又重逢了，还有些影响了我的生活，尤其在麦卡锡主义盛行之时。其中一位是周恩来，时任中共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谈判的首席代表，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大敌对政权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

周先生形象端正，充满活力，机敏过人，颇具魅力，这些特质非常适合另一项工作——处理与外国记者和官员的公共关系。他是共产党领袖，但爱好广泛，举止活跃。这开启了他此后长达37年的外交生涯，即使在担任总理之后也是如此。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与共产党代表团关系密切。她是个中年女性，具有明显的美国特征，不是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而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那种美式味道，还有点《女侠简恩》（Calamity Jane）和《摇摆者》（Wobblies）的感觉。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雨飘摇，无比黑暗，就在那时她生于科罗拉多矿营之中，成长过程也伴随着贫穷、辛酸和愤怒。她禀性叛逆，以写作为生，捍卫底层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利益，尤其支持一战期间印度脱离英国统治获得独立。20世纪30年代，她来到中国，对于目睹的贫穷和压迫深感震惊，之后她向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靠拢，到访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并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加入了乡村游击队。

史沫特莱女士从乡村游击队来到汉口时，身着走形的八路军灰色棉军服，打着绑腿，脚踩布鞋，一头褐色柔软的短发上戴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当时她生活极为拮据，美国主教吴德施（Logan Roots）收留了她，为她提供食宿。他们被称作莫斯科-天堂轴心（the Moscow-Heaven Axis）。艾格尼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主教同志，尊敬的吴德施主教对这样的称呼倒也乐意接受。后来她受雇为《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也成了国际记者团的一员。

艾格尼丝也在不断为游击队筹集医疗物品和资金。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Kerr，后来的勋爵英弗查普尔）就是为游击队伤员捐款的人之一。艾格尼丝其貌不扬，充满热情，阿奇爵士非常敬重她，也因为她加深了对中国与中国人的了解，而一般外国人很难获得这种渠道。当然大部分外国记者也和阿奇爵士一样尊敬艾格尼丝女士。

虽然她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人们却通常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也常常把她和共产党员联想在一起。因为她特立独行、桀骜不驯，还容易愤世嫉俗、悲天悯人，我很怀疑她是否真的入了党，何况就算她申请入党，党组织也未必会接受吧。艾格尼丝曾经对我说，她敬重欣赏朱德（她还曾为朱德撰写传记）和另外一些共产党斗士。我很好奇，如果再选择一次，艾格尼丝是否还是不会放弃追随共产党。

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使馆早已紧急撤离，记者团也即将离开汉口，我和准备撤离的朋友们吃了顿便饭，其中就有艾格尼丝。饭后她一人独坐，我便过去同她交谈。我问她要去哪里，她回答说要回到游击队，“那就是我该去的地方”。我表达了担心，如果她所认同的共产党真的当权，她的革命信仰遭遇背叛，她是否会有幻灭之感。为什么她就不能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好好当个记者呢？“我没办法，”她眼眶含泪回答说，“别无选择。”

我顿时后悔刚刚那番话了，她并不需要我的教导，我提醒她的事情她早已明白，而我并没有提出另外的可行方案。而且她可能真的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她离开后的几个月给我寄了几封短信，报告游击队里的情况。当时，我们只能从她那里得到那些混乱地区的第一手信息。后来，我就和她失去联系了。

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是合众社（United Press）记者，年纪轻轻，非常聪明，有些喜怒无常。有一次他向我发牢骚，说合众社对他太小气，问我副领事收入如何。我告诉他，如果没记错的话，大约是3500美元的年薪，他听了气得直跳脚，说“我可不比你差”。然后他就拍电报给合众社说，除非加薪到我的标准，否则就不干了。

他真的辞职了，然后就失去了收入来源。我便邀请他和我同住。有一天晚上我和朋友在饭店吃饭后回来发现，杰克失踪了。此后几天，我们向警局、医院和军方情报机构询问——都没有叫杰克的人的消息。我们只能放弃，杰克可能死了，可能掉进长江，也可能已经遇害。大约十天之后，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回到公寓，原来他心血来潮去火车站，登上了一辆北上的军用列车。到了前线之后，他身陷战场，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每天都混乱不堪又惊心动魄。能听到贝尔登讲述交战情况和溃败战况，史迪威非常激动。虽然这位副武官曾经亲赴前线，但是当时中国高层觉得中国军队的作战情况让他们很没面子，可谓“家丑不可外扬”，因此设置了重重关卡，导致史迪威没能深入汉口以北的前线。而杰克目睹了战区情况，还带来了战斗参与报告，这些与官方公报的内容大相径庭。

贝尔登在日军到达之前逃离了汉口，直到1942年我才再次见到他——他在缅甸，还是在史迪威身边。

1938年夏，汉口一度改变了费雷达·厄特丽（Freda Utley）的未来。她是个中年女性，在不同阶段有过许多种信仰，并且每种信仰都全心投入。厄特丽女士生于英格兰，一开始是英国国民，但是大学期间，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不再效忠国王与祖国，转而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她嫁给了一位苏联公民，于1930年赴苏，在共产国际（Comintern）工作，不久便对苏联共产主义失望透顶。后来她宣称并没有把英国共产党党籍转移到苏联共产党，她的英国共产党党籍只是失效了。再后来，她的丈夫被苏联当局扣押，让她更加心灰意冷。1936年，她终于离开了苏联前往中国。

她在汉口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及斯诺、卡尔森、史沫特莱等一众与中共党员非常熟稔的外国人。她很激动地发现自己找到了新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后来她还在著作《战时中国》（China at War）（1939）中盛赞中共抛弃了独裁，采取了资本主义和民主路线改革的政策。而且，1950年她还在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作证，决定揭露苏联的真正面目，“如果我的丈夫还活着，苏联还会把他送上死路”。这就是厄特丽女士对公民义务的认识。

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1938年初，中国空军由意大利人训练，规模太小，作战能力低下，又腐化堕落，因此遭到日军扫荡。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快50岁了，是美国陆军航空队（American Army Air Corps）队长。后来因为耳聋和坚持轰炸机相比于驱逐机的弱点（背离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主张）而退休。陈纳德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空军顾问。陈纳德是典型的战士相貌：脸上有些凹凸不平，眼神冷峻直接，陈纳德下巴前突坚毅。如果说史迪威是步兵典范，那么陈纳德就是典型的敞开式座舱战斗机飞行员的典范。两大战将在1938年夏齐聚汉口，在之后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水火不容，却通力合作。

当时中国军队无力抵抗日军，日军顺利占领汉口。和占领南京之后的野蛮行径不同，日军在汉口相对文明有序。我们这些留守的人、数千中国人，以及一些不安的外国人实际上都沦为囚犯，关卡森严，没有通行证无法出城，而通行证也是严格控制发放的。

我负责撰写政治报告，起草照会以告知日军关于华中地区美国地产的位置，在日军轰炸或者其他军事行为导致房屋受损或者美国人人身伤害时向侵略军追究责任。此外，虽然日军不太乐意，我还是要长途跋涉进入日军占领区，查看孤立无援的美国人的健康情况。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个被中共游击队占领的避暑山庄遭到日军围困，我要将里面的美国人救出，结果差点被共产党士兵射中。

* * *

国务院在1940年秋把我转移到远东事务处（the Far East Desk），担任两位中国事务部官员的下属。由于我们在原来的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大楼（State-War-Navy building，后来成为总统的行政办公室所在）的窗户正对着白宫西厢，我的工作职责之一就是让在行政大厦（Executive Mansion）视线范围内的远东事务处的所有百叶窗处在同一高度，从而使罗斯福总统在看到远东事务处这一美国外交“圣地”时，不至于看到杂乱无章的景象。此外，我还要在国务院其他部门到处查看，完成上司交代的工作，统计远东事务处草拟电报的首字母频率（电报内容是字母缩写）。这些体力活弥足珍贵，帮助我更快上手。

我在这方面的教育因在乔治城结识的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而得到强化。他身材小巧、敏捷活跃，戴着无框眼镜，是一位哈佛的经济学家，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我们认识时，他对中国事务越来越有兴趣，几次联欢会之后，他开始给我打工作电话，询问一些中国事件的信息或者我的评论。我觉得这样有点奇怪，他竟然忙于一些明显是自身领域之外的事务。但是，涉猎广泛、分身乏术是罗斯福政府的典型特征，他们总是仓促忙乱。

自然而然，总统助理这样的关注让我倍感荣幸。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联系也让我有些不安，因为柯里显然没有按常理出牌。按照政府正常的程序，他本应与助理国务卿或者处长及处长以上职位的人打交道。我便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向我询问信息的情况，他们没有表态，但我觉得他们并不赞同这样的联系。他们并没有明令禁止回答柯里的问题，由此我便觉得，如果我让这位总统助理上别处问问题，就会显得有些自以为是，至少有点尴尬。

柯里这样的行事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总统的影响，因为总统自己也不按规矩办事，喜欢削弱下属的权力。罗斯福常常绕过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直接与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 Welles）接触。当然，这是总统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赫尔虽然擅长在外交政策方面与国会打交道，但他的外交事务知识储备却很有限，外交手段也过于简单和说教，相反，威尔斯却非常能干，是实干派职业外交官。

但是，实践证明，如果罗斯福出于某种原因不想与其任命的外交事务负责人接触，他应该换自己完全信任的其他人来担任国务卿。但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他是政治家，不是行政管理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才华横溢的罗斯福开始大展拳脚，但总统本人、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别密使团的外交行为却让人越发摸不着头脑了。

斯坦利·K.霍恩贝克博士（Dr.Stanley K.Hornbeck）作为国务卿远东事务的政治顾问稍显浮夸，他是从远东处提拔上来的，所以他想当然地把远东处当作理应为他服务的封地。因此，一摞摞的文件必须递交给他审批，或者告知他。霍恩贝克对所有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文件都要进行迂腐的记录。这些不分大事小事的备忘录又会统统回到远东处，从早到晚，日日不息。

霍恩贝克有中国的学术背景，但是没有日本的背景。日本侵华让他义愤填膺，对中国人同情不已。不过我们这些在中国工作的人，大部分与他有相同感受。

霍恩贝克的助理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一位勤恳的年轻人，他会浏览、筛选霍恩贝克桌上成摞的文件。为如此沉闷无聊又小题大做的上司担任专门助理，可不是什么值得羡慕的工作。阿尔杰平易近人，但是他不参与霍恩贝克和远东处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这些下属都没什么机会和他接触。

罗斯福交给赫尔一项乏味而且危险（和美国国内政治事务比较起来）的任务，即与日本谈判，以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这项关键任务中，国务卿的首席顾问就是霍恩贝克。谈判团中还有一位是我在奉天时的领导约瑟夫·包兰亭——他是位不修边幅、容易紧张但颇有魅力的日本事务专家，不过他也得听霍恩贝克的。

与日本大使的谈判从3月持续到1941年12月7日，在绝对机密的国务院进行。我和同事们都很不安，完全不知道谈判进展。于是我们就起草了一份声明，表达了我们反对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达成任何交易的意愿。我们把声明递交给远东事务处处长麦克斯韦·M.汉密尔顿（Maxwell M.Hamilton）后，他勃然大怒，警告我们不要管闲事，并且透露说，海军和空军（两者都想壮大自己的实力）想让国务院争取时间，即使不能避免与日本交战，也要设法拖延时间。

我和同事都搞错形势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不是出卖中国，而是把日本逼到绝路，除了战争别无选择。赫尔和霍恩贝克都是坚定的亲华派，他们骨子里就没法为了达成临时协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和平共存）而向日军妥协，这也违背了他们的原则。1941年，美国公众对日本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我很怀疑是否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协议。赫尔、霍恩贝克谈判团确保了谈判中不会达成任何妥协。然后，好像命中注定似的，美国与日本毅然开战。美国军方并没有争取到足够的备战时间。

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我正在无忧无虑地享受为期两周的假期。得克萨斯州以东对我来说是块陌生的土地，因此我充满期待地启程去畅游南方。罗克·布拉德福德（Roark Bradford）带我领略了新奥尔良的独特魅力，逛了景色宜人但稍显平淡的海湾（少了亚洲类似水路的芬芳气息），还看到了在卡真人聚居的格兰德艾尔（the Grand Isle of the Cajuns）艰难定居下来的中国人和斯洛伐克捕虾人。

相比之下，墨西哥湾岸区以东地带逊色许多。在我看来，查尔斯顿、南卡罗来那比新奥尔良更加和谐宁静，建筑井然有序，城市典雅大方。就在如此宜人的环境中，在一个平常的周末中午，街道上的人们在激动地交谈，录音机的声音也调高了，我就在此时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消息。

这在我的意料之外，但还不至于让我震惊。我很自责没有预料到事件发生，至少我本可以预料到袭击时间。去年在汉口的时候，有个周末我在公寓举行午餐会，招待三位美国海军军官和两位日本海军军官。其中一位日本上尉喝了松子酒和啤酒之后兴奋异常，把餐巾在头上打了个结，还对喝得烂醉的美国炮舰官员叫嚷，“我们要打你们的话，一定选在周末早晨动手”。那会儿我心想，他们可能说到做到。

回到事务处后，我们默默地开始疯狂地搜索记录，查看我们是否把驻日使馆预示袭击的信息传递给了军方。结果发现了两个重要信息：有一个消息是在11月中旬，一位将军提醒我们日本倾向于先袭击再宣战；另一个时间更早，转述了秘鲁驻日使馆的报告，内容是一位日本海军军官醉酒后和一位秘鲁使馆职员说，要是开战的话，日本会先对珍珠港下手。据我所知，远东事务处及时向军方报告了这些消息。

显然，美国被打得措手不及，责任并不在于忽视驻日使馆发出的未经证实的警告信息。珍珠港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是，美国的文武百官和民众都小瞧了日本的胆量，低估了日本的军力，自以为国家固若金汤，还错误地认为，日本要把侵华战争升级为太平洋战争的话，只会一路向南袭击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

当时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司令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低估了日本的危险性。珍珠港事件爆发10天之前，霍恩贝克估计12月15日之前日军和美国交战的概率只有20%。在1941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还打包票说可以守住菲律宾岛。军方自我安慰说，最新的B-17轰炸机不仅可以粉碎任何针对菲律宾的袭击，还可以阻挡日本南下东印度的步伐。

虽然被破译的日本电报显示，11月29日之后日本就抛弃了寻找和平和解方案的努力，美国当局高层（包括总统和其他高层领导）还是没有太把这个情报当真。这份电报，其实预示了太平洋中部强大的美国军队情势危急，即将遭到攻击。如果在1941年12月7日前，有情报称日本特遣部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冒险跨过半个太平洋，突然袭击并击溃位于夏威夷堡垒的美国舰队和空军，然后全身而退，人们一定认为它荒谬至极，自然也就无人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