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浪漫主义风格

浪漫主义风格是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盛行于欧洲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种思潮，并对当时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浪漫主义是以英国为主要活动中心，所以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复古设计又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

实际上，用浪漫主义来称呼英国这一时期的设计风格其实并不确切，因为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古典主义复兴相比，英国的复古运动最为复杂化和多样化。英国的古典复兴从发展的阶段上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并形成了两大主要风格。第一阶段是摄政时期风格。1811年之前英国是在乔治王朝的统治之下，1811年之后乔治三世的儿子摄政王登基（1811—1837），历史上称这段时间的设计风格为“摄政风格”。不过摄政风格也不是一种统一的、固定不变的风格。由于受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了两种风格，即前期是古罗马复兴，后期是古希腊复兴。英国古典复兴的第二阶段出现在统治英国长达60余年的维多利亚女王时期（1837—1901），这一时期的设计风格又被设计史学家称为“维多利亚风格”。维多利亚风格也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其一是，摄政王朝中晚期，受文学、艺术领域倾向于表现田园风光的影响，新贵们开始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设计上的田园风格倾向，所以，这时期的设计被称为“先期浪漫主义”（19世纪初至19世纪30年代）；其二是，维多利亚统治时期，设计领域兴起了一股对自由、明净的哥特式风格的向往之风，在设计形式上出现了哥特风格复兴，所以，这一阶段的“浪漫主义”又被称为“哥特复兴”。

英国在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末之所以出现了如此错综复杂的设计风格，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艺思潮分不开的。

18世纪末期，欧洲主要国家都处在一种革命前夕的动荡之中，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但革命使国家很快陷入无政府的动乱状态。1799年拿破仑执政后才使国家安定下来，但普鲁士、奥匈帝国等国家依然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飘摇之中。而英国早在17世纪中叶就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共和体制。这期间又经历了几次王朝复辟，从1688年开始英国进入了稳定的君主立宪制时期，一个世纪后开始了工业革命的探索。所以，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状态是最稳定的，同时也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体制的国家。由于国家稳定、民主畅行，所以英国的古典复兴风格来得并不像法国那样轰轰烈烈，表现得也不像法国那样彻底。选择自由的、多元的风格是英国社会的现状使然。

英国古典复兴的前期，即乔治末期和摄政时期是以追随法国的古典复兴为主。法国当时正盛行古罗马风格，所以英国也开始了古罗马风格的复兴。英国古罗马复兴风格最杰出的代表是约翰·伍德（John Wood）父子设计的巴斯皇家新月大厦，即巴斯“马戏场”连排住宅。

18世纪下半叶，随着埋葬在维苏威火山下意大利庞贝古城的出土以及法国古罗马风格的复兴，英国主要城市的建筑也开始普遍流行古罗马形式的复兴。其中英国休闲胜地巴斯的“马戏场”连排住宅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图1-25）。建筑群不仅在样式上最大可能地模仿古罗马建筑的原型，甚至连建筑所在的广场都极力仿照古罗马大角斗场的布局（图1-26），设计成半圆形——称为“皇家新月”。建筑主体为3层，立面采用了帕拉蒂奥风格，底层是基座层，由多立克柱支撑，上面两层运用爱奥尼亚巨柱。建筑的空间布局为了同新月广场取得一致，也采用半圆形。所以，从建筑到环境古罗马遗风无处不在。当人们驻足在巴斯皇家新月大厦面前时，优雅、统一、庄严和无与伦比的规模便是对这组建筑的评价。36座完全形同的连排住宅，彼此相连，形成一道雄伟的、壮观的古罗马大角斗场“观众席”。只不过这座在18世纪英国出现的“大角斗场”将柱廊转移到了建筑的内侧，仿佛是古罗马大角斗场的反向复制。

英国古罗马复兴的另一个代表作是约翰·索恩（John Soane）设计的英格兰银行伦敦总部大楼及其室内。这座建筑的整体外观和内部柱廊式庭院采用的都是古罗马风格。建筑在结构和空间布局上综合运用了古罗马时代的拱券、鼓座与穹顶等形式，它们的有机结合共同创造了形式复杂多变的空间形态。银行的室内设计在以古罗马风格为主的前提下，也出现了古希腊的元素。例如在债券大厅的天窗下，起支撑作用的16个少女雕像，完全是雅典卫城上伊瑞克提翁神庙女像柱的复制品（图1-27）。银行的设计在运用古典元素的同时，还首次采用了铸铁和玻璃等新材料，如股息大厅的高窗就是一个采用铸铁构架的玻璃穹顶。基本上排除了传统的形式，充分利用了新结构的轻盈和精巧的光线效果。虽然新材料、新结构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却预示着新时代的来临。

古罗马复兴思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初英国的复兴风格开始由古罗马复兴逐渐向古希腊复兴转变。其原因在于：

①1814年，拿破仑发动了对英国的战争，虽然滑铁卢一战英国打败了法国，但为了表示同拿破仑提倡的古罗马复兴风格的区别以及表明反对的立场，从国王到设计师在审美倾向上均转向了古希腊复兴。

②19世纪20年代，希腊为了摆脱土耳其的殖民统治，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这引起了很多英国激进主义者的政治同情，他们不但给予希腊以思想和言论的支持，甚至亲身参与独立斗争，如诗人拜伦等。这场斗争也激起了英国人对希腊的兴趣。

③18世纪末期（1751年），英国人斯图亚特（J. Stuart）和瑞威特（N. Revett）在古希腊的艺术考古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很多古代希腊的建筑、雕塑等艺术品在英国的展览中引起了轰动，诚如英国杰出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罗德》中所说：“美丽的希腊，一度灿烂的凄凉遗迹！你消失了，然而不朽；你倾倒了，然而伟大。”古希腊的艺术虽然已经是2000年前的成就，但“它们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来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因此古希腊复兴在英国随即成为一股相当有力的潮流。

英国的古希腊复兴风格首先出现在约翰·纳什（John Nash）设计的伦敦摄政花园附近的肯勃兰连排住宅（Cumberland Terrace, 1827）上。这座建筑朴素的白墙、爱奥尼亚的立柱和布满雕塑的山墙均取自古希腊。而且，在古希腊风格的基础上肯勃兰连排住宅还运用了纳什式的装饰手法：装饰性的铁栏杆、弓形窗、门廊上小出檐的屋顶或白粉墙上凸出的隔间部分等，这些也是伦敦和英国其他许多城市摄政样式的典型代表（图1-28）。

罗伯特·斯默克（Robert Smirke）在18世纪40年代设计完成的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1825—1847）也是一座典型的古希腊复兴风格的建筑。罗伯特·斯默克认为古希腊的建筑“无疑是高贵的，具有纯净的简洁”。所以在博物馆的设计上，立面全部采用爱奥尼亚式柱廊，两翼突出，中央的8根立柱共同撑起巨大的山花。纯粹的柱式结构连绵不绝，显示出非凡的磅礴气势，这种风格体现出了古希腊艺术高贵的单纯和肃穆的伟大（图1-29）。

当时，英国古希腊复兴风格的许多杰出作品集中在苏格兰的爱丁堡。而且，由于古希腊风格的过度集中，当时的爱丁堡甚至被称为英国的“新雅典”，它的卡尔顿山因仿照帕特农神庙建造了国家纪念堂而被称为“新雅典卫城”。在爱丁堡众多的古希腊复兴风格的建筑中，1825年由托马斯·汉弥尔顿（Thomas Hamilton）设计的爱丁堡皇家中学（Royal High School）是一座最经典的古希腊风格建筑。它的立面主要采用了典型的六柱式多立克神庙形式。建筑群中央的一幢围廊式建筑物高踞台基之上，在建筑外观上与雅典卫城的山门如出一辙，简直就是雅典卫城山门的英国式翻版（图1-30）。

在家具设计方面，摄政时期的家具很大程度上吸收并借鉴了法国督政府时期（1794—1799）和帝国风格的样式，而且融合了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埃及、印度和中世纪哥特式元素。家具最常用的材质为红木和花梨木，并伴有黄铜或镀金的金属镶嵌物和细部装饰。桌椅的腿部有奇特的甚至是古怪的雕刻，主题形式多为狮子或秃鹰的头及身子，并逐渐缩成一只脚，这种形式被称为单腿式。有基座的圆形和八角形餐桌是当时较为普遍和常见的形式。1807年，英国银行家兼设计师托马斯·霍普在室内和家具设计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形式，即“英式帝国式”。霍普曾是拿破仑的御用设计师，也是“帝国风格”的开创者法国著名设计师夏尔·佩尔西埃的朋友。在设计上他吸收了佩尔西埃的手法和法国“帝国风格”的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改造，形成了新的“英式帝国风格”。这种风格集中体现在他著述的《居室家具和室内装饰》一书的插图中：在这个大厅里，霍普在室内的两翼布置了带有斯芬克斯主题的睡椅。房间的形式很简洁，墙面只镶有镜框，顶棚四周以石膏线装饰，中间部分稍作修饰，其他部分并无任何多余的装饰，与摄政时期繁冗、富丽的装饰相比要纯净得多（图1-31）。

英国古典复兴的第二阶段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浪漫主义风格。准确地来说，维多利亚风格或浪漫主义风格的设计并不是一种统一的风格和样式，而是以哥特式为主融合各种欧洲古典主义的折中混合物。这种风格的流行，既体现了新生资产阶级企图利用繁琐、华贵的装饰来炫耀自己财富的欲望，同时又折射出了资产阶级新贵在社会动荡时期逃避现实的猥琐心理。所以它的实质是折中主义，表现出一种鲜明的繁缛装饰特征，明显偏离了前期古典复兴重视功能的设计导向。

设计领域浪漫主义的出现首先是受当时文化艺术界浪漫思潮的影响。启蒙运动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在19世纪上半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演越烈。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不稳定状态席卷了整个欧洲。而工业革命的持续发酵也导致了城市化、工业化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空前崛起，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使城市变得肮脏、混乱。文化界及知识分子把这一社会危机归咎为启蒙运动的失败。于是他们不再强调理性、逻辑、经验主义和科学，转而追求建立在情感、想象、个人天赋和自然基础之上的更高真理。心理态度导致的生活态度的转变催生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此时的文学家、艺术家醉心于大自然，任由大自然所蕴含的更高真理荡涤自己的心灵。他们开始逃离现实社会，选择躲到乡村郊野、异域文明、遥远的过去或自己狂野的想象之中。这一思想也培育出了大批文学艺术界的浪漫主义新人，如英国文学家拜伦、济慈，德国文学家歌德、席勒、莱辛，作家大仲马、爱伦，音乐家舒伯特、贝多芬以及英国画家康斯坦布尔、透纳等。尤其是康斯坦布尔等人描绘的如诗如画般的田园风光又进一步刺激了人们追求田园生活的梦想（图1-32、图1-33）。在一个受到战争威胁和工业革命严重影响的飘摇世界中，古典建筑风格所散发出的熟悉、稳定的气息，迎合了这些具有逃避心理的新贵们对远古、异国、田园生活的情趣及自然之美的向往。这便是先期浪漫主义。

先期浪漫主义在建筑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贵族庄园府邸的中世纪哥特式复兴风格上。詹姆斯·怀亚特（James Wyatt）设计的位于威尔特郡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方特希尔修道院（Fonthill Abbery, 1746—1813，名为修道院实际上是一座私人住宅）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这座建筑的主人威廉·贝克福德为了抢夺建筑所在地——草莓山庄（Strawberry Hill）的风头，于是模仿哥特式建造了一座体现中世纪风格的住宅。住宅中的塔楼高达84米，不仅外观极像哥特式教堂，规模也与之相似。住宅内部到处可见中世纪风格的装饰细节和幽暗、狭窄的走廊，加上巨大而高耸的塔楼，一种“无限崇高”的感觉油然而生。室内设计方面也尽显哥特式风格的特征：彩色玻璃、花饰窗格、精致的细节、丰富的色彩以及用石膏仿制的扇形拱顶，都是典型的哥特式手法。而且红地毯、窗帘和粉红色的椅垫更衬托出室内的曼妙动人。另外，多种元素的混搭以及各部分不规则的融合进一步彰显了室内设计的独具一格（图1-34、图1-35）。

1837年执政的乔治四世（即摄政王）退位，维多利亚继承王位成为英国女王（1837—1901）。随着摄政王朝向维多利亚统治的转变，一场倾向严肃道德的宗教信仰运动也于潜默之中发生了改变。由于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她成为统治者之后，她所代表的时代即成为设计向基督教模式转变的象征。与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相比，古典主义毕竟是异教徒的文化。在基督教统领欧洲时期，哥特式教堂是中世纪宗教文化的象征。浪漫主义精神和道德伦理的加入促使哥特式成为唯一有资格而被维多利亚接受的风格。对中世纪哥特风格的热衷和美学上的倾向也很快受到设计理论界和哲学团体的支持。生活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在他的《建筑七灯》中对哥特式进行了高度的颂扬，他说：“好的设计不完全是美学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好的设计应该具有三种品质：一是它服务得好，能够用最好的方式做它应该做的事；二是它说得好，能够用最恰当的词语说它该说的话；三是它很好看，不论它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它都应该让我们喜欢。”他又说：“好的设计不可能既是真实的，又是仿古的，它必须寻求新的风格。而新的风格必须建立在哥特式基础上。它的结构应该向哥特式那样‘忠实’，平面和形体应该像中世纪设计那样活泼自由，装饰应该采用自然的物象。”按照约翰·拉斯金的这一理论，回归基督教的“哥特式”是唯一合适而且可以被时代接受的艺术与设计的方向。约翰·拉斯金对哥特式设计极度推崇的理论也得到另一位设计师A·W·N·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的大力支持。普金本人也是哥特式风格的追捧者。他不仅到处宣扬对哥特式的钟爱，而且鼓励真正的、纯粹的哥特式。他在《尖券是基督教建筑的真正原理》一书中对古典主义在设计中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大肆的批判，认为它的复兴是愚蠢的、荒谬的。在维多利亚女王直接授意和诸多理论家、设计师极力鼓吹下英国的浪漫主义设计（即哥特式复兴）进入了全盛时期。

浪漫主义时期英国最著名的哥特复兴建筑是由查尔斯·巴里（Charles Barry）爵士和A·W·N·普金设计的英国议会大厦（俗称新西敏寺宫）。议会大厦是在老楼烧毁后政府于1836年下令重建的。在众多的竞争方案中，巴里爵士的方案因严谨、复杂而合乎逻辑于秩序的建筑布局而被王室采纳。女王本人提出议会大厦的内外都要采用英国哥特式处理方式（图1-36）。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巴里聘请了英国一流的哥特建筑专家普金来设计建筑内外的每一个哥特式细节。普金凭借高度的历史准确性和对哥特风格的深刻理解，用华丽的垂直风格完成了议会大厦的细部设计。不仅建筑表面的细部是哥特式的，而且建筑的室内，包括维多利亚门厅、中央八角厅、上议院议会厅（新西敏寺宫）以及室内家具也都呈现出明确的哥特式尖耸、跳跃的风格特征（图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