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阁文学思想之一特点：传圣贤之道与鸣国家之盛

虽经过短暂的“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洪武以来数十年的恢复生息，经济已经有所发展。永乐至洪熙间，社会比较安定，这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王直在《凝翠楼诗序》中描述其时北京之情形：“松江殷志学，居北京之澄清坊，适当通衢广市之中。凡尊官贵人，驺呼出入相属，而往来富商巨贾，挟赀以贸鬻者，足相蹑于路。丰堂邃馆，长筵广席，欢笑之哗相闻也。其车马之盛，裘服之丽，意气之雄高，与夫川陆所产百货之珍，饮食玩好诸物之奇，燕姬赵女声音容色之姝妙，苟可以眩目爽口而荡惑乎心意者，无不有也。”⁽¹⁹⁾在《送曾学士诗序》中也说：“太祖皇帝既安定之，承以太宗之圣，深仁厚泽，洽于天下，五六十年之间，人物生息，所在繁滋，以至于今，盖太平极盛之时也。”⁽²⁰⁾唐文凤《清江镇》诗描写当时江西清江商业之繁荣：“镇市清江上，居民栋宇连。淮盐堆客肆，广货集商船。草色春迷地，波光暖浸天。凌晨征棹发，万灶起炊烟。”⁽²¹⁾此种安定之环境，亦成为深受程朱理学熏陶之士人创作颂美文学之因由。王洪在为胡俨的诗集作序时说：“圣明混一四海，肇复先王之制，兴礼立学，以风厉学者，至于今五十余年之间，政教之隆，并乎三代；年谷丰稔，民物滋殖……文学之士，莫不各奋所长，揄扬盛德，铺张洪休，洋洋乎雅颂之音盈于朝廷，而达于天下。”⁽²²⁾王直也提及此一点。他在为杨荣文集作序时，说：“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阴阳顺序，纯厚清淑之气钟于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而出，既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²³⁾纲常名教一统思想导引下的士人，文学独抒性灵、感悟人生、艺术追求的特质在他们的视野中，已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而它的辅助政教的功能则成为主要的目的。传圣贤之道、鸣国家之盛、颂美功德、发为治世之音于是成为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流。

杨士奇（1365—1444）⁽²⁴⁾在为曾棨撰写的墓碑铭中说：

天之生才，甚难也。然高明强毅、弘博奇伟、智能勇略之士，世未尝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征帝王之法，通古今之赜，渟滀融会而后出之，上焉者发挥性道，修正人纪，此圣贤之事，不可几及。次焉者推明义理，纪述功德，作为风雅，以鸣国家之盛，司马迁、相如、扬雄、班固、韩、柳、欧、苏作者之事，然亦代不数人焉，信乎其难也。⁽²⁵⁾

圣贤不易达到，他为士人树立的理想就是颂美功德以鸣国家之盛。杨士奇多次论及文当有益于政教，《胡延平诗序》：

诗虽先生余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宽裕和平之气，忠厚恻怛之心，蹈乎仁义而辅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发也。昔朱子论诗必本于性情言行，以极乎修齐治平之道，诗道其大矣哉！⁽²⁶⁾

永乐七年他对时为太子的朱高炽说：

如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于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²⁷⁾

他把作诗看作是俗儒之事：“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为人主尤当致辨于此。”⁽²⁸⁾对文学实际是持一种贬抑的态度。他的功用说更清楚地表述在《玉雪斋诗集序》中：

《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妇皆有作，小而《兔罝》、《羔羊》之咏，大而《行苇》、《既醉》之赋，皆足以见王道之极盛；至于《葛藟》、《硕鼠》之兴，则有可为世道慨者矣。……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²⁹⁾

他们的理想的诗文，就是治世之音。黄福（1367—1440）⁽³⁰⁾也有类似论述，《杨大理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间不可一日而不存也。文章存则道存，文章熄则道熄。前辈以为载道之器，诚为确论。……杨公自幼好学能文……若夫歌颂治平，赞扬功德，以及讽咏人物，道达事情，又皆和平而不乖戾，深厚而不浅俚，大得作词章之意。视彼荒唐抑郁之文，矜谀淫放之句而不近乎道德者，霄壤不侔矣。⁽³¹⁾

黄福自己的诗文均质木无所可取，跟他对于文的看法是一致的。

杨荣（1371—1440）⁽³²⁾也是一位主张鸣盛世之治的作者。在《重游东郭草亭诗序》中说：

洪惟圣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辅弼侍从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优游暇豫，登临玩赏而岁复岁，诚可谓幸矣。意之所适，言之不足而咏歌之，皆发乎性情之正，足以使后之人识盛世气象者，顾不在是欤！⁽³³⁾

在为黄宗豫的文集作序时也说：

惟国家戡除暴乱，而开大一统文明之运，人才汇兴，大音复完。自洪武迄今，鸿儒硕彦彬彬济济，相与咏歌太平之盛者，后先相望。⁽³⁴⁾

魏骥（1374—1471）⁽³⁵⁾也有类似论述：

文章固为儒者之一艺，然其言能本诸圣贤之道，足以扶世立教，化今传后者，则不可无也。⁽³⁶⁾

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章。故士之文章，其有崇言正论、华国体而关风教，足以范后人者，则不可不传也。洪惟圣朝自兴运以来，士以文章自任，力追古作以鸣一代之盛，而不忝于宣金石、昭汉简者，屡有其人焉。⁽³⁷⁾

在《可轩吟稿序》中，他对于作者隐居不仕，未能出而鸣国家之盛深感惋惜：

若先生之诗也，简雅而峻洁，该博而纯正……惜乎匿瑾藏瑜，惟栖栖林下，不及一出以鸣国家太平之盛，以尽其所负耳！⁽³⁸⁾

魏骥直到临死前数日，还有诗称：“常愧无才答盛时。”这一代士人，鸣国家之盛确为他们内心之所守持。

陈敬宗（1377—1459）⁽³⁹⁾在当时备受尊崇，以品行的端方严正见称于世。他也反复论及文章的政教之用。《大司马孙公文集序》称：“大司马孙公文集若干卷……诸体咸备，温醇端实，雅健典则。大篇舂容，短章精洁，或如冠冕佩玉，可登庙堂，以黼黻圣治之盛；或如钟磬柷敔，可荐郊庙，以咏赞盛德之形容；或如菽粟布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饱德而敦化；或词严义正，可励在位之贪墨。各随所遇而发之，盖炳乎蔚然一代之杰作也……夫文章与政事相资，文非政事则无以著其实；政事非文，则无以传诸后。”⁽⁴⁰⁾他这里显然是把文章与政事完全连在一起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他又写在《大理少卿李公文集序》里。可见，此一种之思想，乃是他深思熟虑之产物。在《归田清兴倡和诗序》中，他称赞俞栎庵与人倡和的诗是“珠辉而玉洁，缙绅大夫属而和者又皆金声而玉振。三光五岳之气钟于太平盛世之贤士，俾发而为咏歌，揄扬国家治化之隆，与朝廷所以优老待贤之厚，播诸四方，传示无极，其有关于世道甚大，亦岂徒作也哉”⁽⁴¹⁾。他所称赞的，也仍然是鸣国家之盛。

他们提倡文与政治紧密相联，提倡鸣国家之盛，出发点都是政治，要发出的只是治世之音；而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不是个人的人生遭遇与人生体验。或者说，他们把人生的喜怒哀乐、人生的遭遇与体验，都局限在政治之内。从他们的文集看，这似乎是一个只有政教的时代。他们在这个时代里，说着忠于朝廷的话，平和安详，一派盛世气象。但是胡广们的临难苟免，杨荣“靖难”之际的马首迎新主，我们且不论他们所遵循的纲常名教的是是非非，只就他们之此种持守之坚定性而言，他们已经有所亏欠。因之，在他们后来的行为里，虽端方安详，但其醇正的程度也就令人生疑。仅举其时地位最为显赫、声望最高的杨士奇为例，或可明了更为深层的情形。《元明事类钞》引《客座新闻》：“杨士奇知陈敬宗自南京考满来，令子迎于道，分赠黄封一壶，且侑以诗曰：‘请询陈司业，几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无？道途多跋涉，尘土著些须。下马须煎涤，呼儿送一壶。’论者谓此诗颈联有相臣体，而友谊之隆，见于言表。”⁽⁴²⁾此事记载的是杨士奇与陈敬宗的真诚友谊，诗确实写得很真诚，而其实内心里他们则是互相猜嫉的。在陈敬宗心里，杨士奇是害他的权臣。他在《澹然居士自赞》中说：“凡人不可以太廉，廉则贪污者忌；亦不可以太公，公则欺罔者嫉；不可以太正，正则邪媚者怨；不可以太直，直则阿曲者毁。”他说自己太廉、太公、太正、太直，所以受到“权臣”的排挤：“于是杨建安嫉余之蹇蹇，而与蹇西川快余之斥逐，尚畏朝绅议其不公，乃调南京国子司业，盖阳尊而阴挤之也。……自古大贤君子厄于权臣，屡遭斥逐，流离转徙以至死于贬所者何限，况区区之微眇者哉！嗟夫，权臣之势其可畏也夫，其可惧也夫。”⁽⁴³⁾建安指杨荣，西川指蹇义。敬宗把自己从翰林侍讲转南京国子司业看作是被排挤的结果。黄景昉说陈敬宗之所以至南国子司业，杨士奇有其责任：“陈敬宗卒淹国学，西杨与有责焉，闻敬宗颇直指西杨过。”又说，罗汝敬素不满士奇所为，士奇便荐罗巡抚宁夏。罗年已老迈，由是丧师，明是士奇故陷之死地。景昉发为感慨说：“作好恶甚矣！”⁽⁴⁴⁾从这些细小处，也可看出他们虽为其时遵奉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而其实他们并非醇儒。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这一点实关系到他们鸣国家之盛的主张，关系到他们的诗文的感情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