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阁文学思想潮流产生之文化环境

自文化环境言，永乐朝已奠定了方向，宣德、正统并无大的变化。

朱棣建立永乐朝，从儒家的正统观念来说是篡位。在这场被称为“靖难之役”的建文朝与永乐朝更替的变故中，以方孝孺为首的一大批士人，秉持着儒家的忠君观念，不事新朝，因之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杀戮。方孝孺因具甚大之声望，朱棣要他起草即位诏，他至死不从，被割舌，犹喷血犯御座，终于被诛十族，亲朋学生被杀者八百七十三人。方孝孺之死，被无数人赞为士人立身处世之典范。杀方孝孺，甚至被后世论者归结为明末士风败坏之一原因。李贽就说：“四方风动夫以孝孺为之风……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²⁾在这次惨烈的杀戮中，死者上万。士之忠君观念在变故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也是在这一大变故中，另一部分士人则出降朱棣，成为永乐朝的重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胡俨、解缙、金幼孜等。也正是这部分人，在永乐朝大力倡导忠义，成为永乐朝倡导程朱理学的中坚。方孝孺成为忠节的典范，杨士奇他们也宣扬忠节。对于儒家的忠节观念的实行呈现为不易解释的状态。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一个迷惘难以言说而又能够各为所用的重要范畴。这些更事新朝的人，其中或有甚为复杂之原因，但有一点却应引起思索，而此种思索实质上又关乎永乐朝文化环境与文学思想走向之性质。此一点应引起思索之处，就是杨士奇们在巨变中态度之转变。刘宗周撰《论语学案》，释“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引《天顺实录》：

逊国时，金川失守，杨士奇、胡俨、解缙、金幼孜、黄淮、周是修会于吴溥邸中，约同死节。诸臣皆慷慨激发，独是修无言泣下。已而溥问其子与弼曰：“诸叔何如？”与弼时方七岁，对曰：“独周叔死兵耳！”羞恶之心，正在此处用。⁽³⁾

方孝孺拒草诏书被杀，周是修自经，激昂慷慨约同死节的杨士奇、胡俨等人则迅即归附新朝。周是修自经的二十日后，杨士奇被诏视草⁽⁴⁾，随后，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也相继入直，并预机务⁽⁵⁾。他们成了永乐朝营造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核心的文化环境的主要人物。他们也提倡纲常名节，但是他们的提倡与他们在巨变中态度的转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自思想观念言，他们的主要倾向与宋濂、方孝孺并无不同。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亦承继宋濂、方孝孺一脉。方孝孺们为建文皇帝尽忠，杨士奇们背建文而归附永乐皇帝，也提倡名节。这就形成了一种不易解释清楚的现象，以致后代议论纷纷。此亦儒家纲常名教观念之难以言说处。真真假假，是是非非，实难以一言尽之⁽⁶⁾。然自永乐朝之士人心态言，儒家之纲常名教，虽为朝野所共同倡导，在理论上一再言说；而感情上则少有真挚之呈露，少有激昂慷慨、动地歌呼。永乐以至宣德，心境平和为士林之共同趋向。

永乐、宣德朝是明代庙堂文化的全盛期，这和永乐皇帝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靖难之役对士人的残酷杀戮之后，他很快地采取了重视士人和开展文化建设的政策。

永乐元年九月，他敇谕群臣，宣布自己的施政方针：

惟欲举贤材，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⁷⁾

又说：“朕有意稽古礼文之事，尔等博求名儒，用称朕意。”⁽⁸⁾永乐二年殿试，取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永乐三年就从中选出曾棨、陈敬宗、李时勉等二十八人，让他们在文渊阁专心读书，以备将来之用。他勉励他们应该立远大之志：“朕不任尔以事，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中，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将来皆各尔用，不可自怠。”⁽⁹⁾他培养人材的远大眼光，与他数次亲征靖边，派郑和多次下西洋，同出于他巨大的抱负。臣下赞他礼遇儒臣，他就说：“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礼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¹⁰⁾

在文化建设上他做了许多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广泛收集存世典籍，以为治国之资。永乐元年七月，他命解缙等开始做这一工作：“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¹¹⁾此书之编制自元年秋开始，初稿名《文献大成》，朱棣嫌其简略，又经重修，成书于五年冬，名《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他在为《永乐大典》作的《序》中，说：“朕嗣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盖尝论之：未有圣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经，道在圣人。六经作，圣人之道著。所谓道者，弥纶乎天地，贯通乎古今，统之则为一理，散之则为万事，支流蔓衍，其绪纷纭，不有以统之，则无以一之，聚其散而兼总其条贯，于以见斯道之大无物不该也。”⁽¹²⁾他这《序》里明说编此书之目的，不惟以备观览，且在于“齐政治而一风俗”，是治道的需要。

在文化建设上更重要的一项措施，是他在理论上大力倡导程朱理学，以一统思想。他命庶吉士余鼎编纂有关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诸格言，为《圣学心法》。永乐七年二月，书成，他亲自作《序》，命司礼监刊行。他对胡广等说：“朕因政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齐治平者，今已成书。”⁽¹³⁾此书之编写目的，原为教导太子，而实关乎严纲常之制度。四库馆臣论此书之编写，谓：“成祖称兵篡位，悖乱纲常，虽幸而成事，传国子孙，而高煦、宸濠、寘之类，接踵称戈，咸思犯上，实身教有以致之。乃依附圣贤，侈谈名教，欲附于逆取顺守，自序委曲。”⁽¹⁴⁾《圣学心法》是他违背纲常之后提倡纲常的必走一步，不走这一步，他所要实行的修齐治平就无法实现。但是，更为重要的一步，是从理论上统一思想，建立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以实行更严格的思想管制。永乐十二年十一月，诏谕胡广、杨荣、金幼孜，谓：“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十三年九月，书成，名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¹⁵⁾。《四书五经大全》所依据的注释，主要是程、朱学说，《性理大全》所辑录的，也主要是程、朱学说。永乐皇帝为《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作序，谓：“六经者，圣人为治之迹也。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经之道不明，则人之心术不正，而邪说暴行侵寻蠹害，欲求善治，乌可得乎？朕为此惧，乃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又辑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有裨于斯道者，类编为帙，名曰《性理大全》。书编成来进，朕……遂命工锓梓，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必有赖于斯焉。”⁽¹⁶⁾胡广在《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中也说编《大全》的目的，“非惟备览于经筵，实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¹⁷⁾。《序》与《表》都明确地说明，编《大全》之目的，就是以程朱理学统一全国思想，在于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在免于他歧，以妨止民之心术不正。《性理大全》论治道，首重立纲纪与正人心。凡所辑录程、朱各家之说，大体皆以此为目的。以程朱理学正人心，此一种思想在永乐、宣德朝的士人中，有普遍的反映。整个的思想环境平稳而沉闷，尊经崇圣，修持德行，为其时之行为准则⁽¹⁸⁾。

这样一个思想文化环境，对于文学创作倾向、对于文学思想的发展，当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