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莫若以时

时间的变化具有“节”的特征，使生命呈阶段性发展，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生命特征，万物生命就是充满动感也富于节奏性变化的过程。对于这种生命之“节”，人应该如何处之，古代思想认为，顺应“节”的行进，契合“节”的变化节奏，天地以“节”行之，人则以生命“节”之。人如何契之以“节”？即要使自己的生命节律与之相适应。古代思想家于此提出了“莫若以时”的观点。本节从时间的节律角度，进一步谈契合万物生命的问题。它在美学和艺术上有重要意义。

所谓“以时”，就是应时、适时，时不至则待时，时至则要及时，不同的时节有不同的生命呈现形式，莫错识时，时间在飞速流逝，莫错过时。对四时之“节”的“节而顺之”，就是契合宇宙发展，拥抱生命，从而使自我生命潜能得到最大释放。

这种“以时”的观念，产生于农业文化背景上，节令对于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错识天时，错过农时，就意味着饥荒灾难，因此，商周时我国历法就非常发达，司历之官乃国家要职，司历之错，将国祸民殃。《左传》中就记载了司历官错误酿成的大祸。早期的歌谣中就流露出农民对时令的重视，据传是舜时的一首叫作《南风歌》的歌谣这样道：

南风之熏兮，

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重时成了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尚书·秦誓》：“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原始儒家就十分重时，《孟子·万章下》谓：“孔子，圣之时者也。”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中庸》说：“君子以时中。”《周易·乾·文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在《易传》思想中，可以说具有纲领的意义。其他如墨、法、阴阳乃至兵家等，莫不推重“以时”之必要性。

“以时”的思想是中国早期社会时间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两个侧面：

一是莫错用时。不同时期属于不同的“节”，“节”有序而延伸。《庄子·天道》：“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春秋繁露·天容》：“天之道有序有时。”生命就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若打破这种秩序，就等于撕裂生命之整体联系，将其变成僵死的片段。顺时间之序，莫错过时，也就是葆生命之真，成生命之事。

《管子·五行》：“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唐房玄龄注云：“谓知天时之所当也。”《宙合》云：“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所谓“当时”“唯时德”均要求适时而出，莫错用时。《管子》一书屡陈失时之弊。《四时》篇说：

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

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属阳故外行，秋冬属阴故内敛，春不可行秋之事，秋亦不可行冬之事，四时各司其要，无相夺伦，若彼此换替，则阴阳纪乱，生生事伤。

《吕氏春秋·十二纪》强调生命节律的有序特征，并在《孝行览·首时》中提出君子“动以待时”的主张，认为“圣人之所贵唯时也”，要人们了解宇宙之变化，契合生命节奏，以一己之心去包揽世界，让心灵随有序的生命运转而展开。《吕氏春秋》末篇乃《审时》，详细阐明天得时以明，地得时以生，万事万物均适时出现，即所谓“时物”。他说：“是以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一切生命皆是适时者昌，逆时者败，故人亦应奉天时，得造化之机。

这种从季节运转中得出的“以时”观念，不但适用于农耕，而且适应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活，春阳秋阴，春德秋刑，不可改变。春主祭祀辅民之事，秋主杀伐之事，杀伐之事若在春则不顺。人们常说“多事之秋”，而不说“多事之春”，即因秋时阴气四起，万物凋零，残酷、阴险于是乎在。如在医学中，同样要“以时”，乱时则乱阴阳，阴阳一乱，病入膏肓。《黄帝内经·素问》卷一云：

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

二是莫错过时。时间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不可错用，同时又是一个赓续不已的流程，时不到，仰而待时，时一到，必欲抓住时，让生命在最合宜的时间中发出最璀璨的光芒。

这思想集中体现在《易传》中，易道周流六虚，无所止息，循环不已，生命永远处于不停息的流动中。易不仅示人以生命流转之理，又认为无限循环的生命之流是由无数生命之点连接而成的，体现为无数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时”。表现在六爻中，既“周流六虚”，六爻虚无定在，生命随阴阳二气运行不滞，同时六爻又是生命循环过程的六个点，表现特定的“时”“位”和“宜”。《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每爻都是一“时物”，是处于特定时间中的生命实在。而此“时物”处于六爻的整体流动中，是变化中的一个环节，故易每称，如果当“此其时也”之时，必审时度势，紧抓不放，啜饮生命之英。推之一卦也如此，每一卦是六十四卦大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六十四卦为一变动不居的生命之流，故每卦也处于独特的“时”，在“此其时也”的状态中，要抓住时。爻之时和卦之时是总和分的关系，互相联系，由此演成独特的生命之曲。

基于对卦爻系统的这种把握，《易传》把“待时”“审时”“不失其时”“与时偕行”作为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而提出。《系辞下传》云：“变通者也，趋时者也。”生生变易之理，唯在对“时”的把握中，时不至要待时，《系辞下传》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时到，必承天而行，大显身手。《坤·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大有·彖传》：“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无妄·大象传》：“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时育万物。”《易传》就是要树立一种与时偕行的思想。如《艮·彖传》：“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小过·彖传》：“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损·彖传》：“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等等。不可逆时而动，不可错时而过，随时而行，则无往而非亨贞。

《易传》还特别重视一些关键的“时”，并感叹其意义之重大，警示世人以留心。每为《易传》作者感叹的“卦时”均是一般生命过程中一些重要时刻，或阴阳相搏时，或别故致新时，或阴阳初荡时，和刚暴过猛时，或淹蹇难通时，《易》借时而致戒，强调生命如一把钢刀，必在烈焰中淬之，才能放射出耀眼的光明。如《豫·彖传》：“豫之时义大矣哉！”《随·彖传》：“随之时义大矣哉！”《大过·彖传》：“大过之时大矣哉！”《习坎·彖传》：“险之时用大矣哉！”《蹇·彖传》：“蹇之时用大矣哉！”

概言之，《易》之时义，在首卦乾卦中就基本交代出来了。《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合时奉时思想具体体现在六爻中，如同《文言》解释的：“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君子待时而动，当藏时须藏，当露时必露，时止则止，时行则行，逆天之时，灾难难免，顺时而应，上上大吉。

“莫错用时”“莫错过时”，反映了中国人在契合时间生命中的两种观点，它是中国人时间观念的进一步深化，不仅是对时间生命关系的认识，也反映出对人如何契合万物的关注。这种重时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礼记·月令》《黄帝内经》《易传》中都有体现，这种观念用于农耕、医疗、国政、教化乃至人的行为方式等方面。这种重时思想与中国艺术、美学的内在精神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美学中的契合万物的思想与此有密切关系。

契合宇宙生命节奏，是深埋于“莫若以时”文化原型中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视万物为一“生长之门”，一生命实体，这一实体处于永无休止的循环流动中，并呈现出一种有序的节奏化的运动态势。人虽为宇宙的中心，然其一切文化活动都是在人法于天的原则下进行的，故“奉天时”则为人所必遵循之思想。“奉天时”，不仅要效法万物，同时还必须“审时”“窥时德”，即悉心体味万物的生命运演节奏，克服随意性和独断性，从而以生命的有序性加入万物的有序生命中去。这样，物潆我潆，物运我运，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以达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的境界。

老庄也强调绝圣弃智、与道徘徊，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任心灵“与造物游”“浮游乎万物之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一龙一蛇，“与时俱化”，亦即契合万物之生命节奏。然老庄执着于形上之道，要心斋坐忘，超言绝象，遁入空茫，是谓复根，在生命根源处与万物相绸缪。“与时俱化”的“时”只是抽象的道的化身。而“莫若以时”的思想原型来自于农耕等具体社会文化活动，强调的是人的生命节奏与感性生命的契合。由此看来，《内经》所谓“故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与庄子的“浮游乎万物之祖”虽然都强调契合万物，但落足点却有不同。同样，《易传》的“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与庄子的“一龙一蛇，与时俱化”，其内涵也有差异。

“莫若以时”的文化传统与循顺自然的老庄思想对后代艺术、美学均有影响。但影响却有不同，一自形下，一自形上，二者合而构成了中国完整的契合万物生命的理论。以前我们探讨中国美学契合万物之理论，比较多的涉及老庄思想，不大提及在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莫若以时”思想，这显然是不完全的。

“逝者如斯夫”，时间流转不息，古往今来，绵延无尽，然人生不过百年，只是这无限时间中的一瞬，人与时间的紧张冲突与时间一样永恒，转瞬即逝的时间既使人感觉到渺小和迷茫，又能唤起人激越的情怀，与时消息，也与时角逐，生年不永，故把握当下，让生命放出最大的能量，虽如昙花一现，但也可求得充分的展示。将人生放到永恒的时间面前审视，使生命接受外在强大力量的挤压，它给人带来痛苦，引发绵长的哀惋之情，但这种挤压又可能转化为巨大的生命张力，泰戈尔说：“我们的生活是热烈的，我们的欲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别离的丧钟。”对死的瞻望是因为有对生的挚爱，终极的环顾是为了更好地珍视当下，因为有时间因素的加入，人的行为又获得了外在的力量。人生如同风车，时间如同风源，它鼓动了生命风车的运转，人们感受到时间的压力愈大，可能转动的能量就会愈充足，将人生放到时空面前审视，增强了人在时空之中的生命张势。人生虽短，时光飞逝，自当凌其波而激其流，让短暂的时间具有巨大的生命容量。

中国艺术中充满了对时间的思考，中国诗人的很多智慧是由时间所引起的。时间带来的恐惧感充斥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屈原在《离骚》中抒发了在时间面前的恐惧之感；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似乎总是用恬然的目光看待田园中的山光水色，但陶诗中却异乎寻常地充满对时间的恐惧，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古代诗人普遍有时光弃儿的感受，他们在诗歌中嗟叹韶华流逝，陶渊明“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中的一个“掷”字，恰当地表达了在时间面前的感受：人被时间抛弃了，一个辛勤的经营者、善良的自律者，一个要“在大地上创造意义”的实践者，却被这样无情地抛弃。诗人是弃儿，不过，只有这弃儿才有对时间最深刻的感受。诗人在哀叹之中，透出对生命的执着，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注，人们对死的反思终结于对生的把握。在叹逝之中，不光是情感的哀伤，而可能表现为一种对人生、本性的察觉，传达的是对生的智慧。时间的叩问粉碎了现实人生的价值追求。

人为时间所困，生命是在时间中展开的短暂过程，人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因此中国诗人有关于时间和生命关系的悲伤咏叹，同时又有如何解脱时间束缚的幽思。在与时间的冲突面前，中国诗人的人生选择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积极用世，与时竞走，充分释放自己，在短暂的时间中让生命发出更璀璨的光芒，即如王瑶所言，不能增加时间的长度，就增加生命的密度；或者是做一种时间的遁逃。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在时间的压迫下奋力此生，主要是为了释放自我生命的最大能量，树活一秋，人活一生，人生虽短，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一个必须经由自己勾画的生命之圆，不必求得今生功名，来世勋德，不必叹惜此生之短，企望生命的长久，就在此生，就在当下，成就你的一段悠长，此所谓自然，此所谓及时。人生的乐章必然要休止，那是一段完美音乐的必然过程，不因有休止，就放弃了演奏，以此勉励人们独立演奏好自己的生命乐章。

不必迫于时光催促而进取，不必为争今世之欢而拼命地追求享受，而是像道家那样寻求时间解脱。这是另外一种态度。陶渊明和阮籍是两个典型的代表。陶诗有及时进取的思想，但其根本上是受庄子思想影响的委运任化观。陶渊明深感日月推迁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压力，他说人生乃是“流幻百年中”，命运不可捉摸，时间给他带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悲痛。但是，这位天才诗人并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残酷的时间，而是在自身求得解脱之道，他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拯救自己的手就在自身，无限不在痛苦的追求中获得，而在自我的把握中，就在当下，就在眼前，就在具体的生存参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