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主流中國電影史的論述，無論左右，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一點也不顯得光彩。《中國電影發展史》有權威性質，全書一千多頁，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後的「孤島」電影以及1941年12月日軍進入租界後的「中聯」、「華影」出品，僅佔二十來頁，後者更一概被冠上「漢奸電影」的惡名，偽滿洲國的電影活動就乾脆完全被摒於中國電影史的論述之外。相對而言，杜雲之的《中國電影史》比較公道，起碼以註的形式給張善琨一個自辯的機會。

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日本走得比我們快。當年在上海主理「中聯」、「華影」的川喜多長政，1980年於《日本經濟新聞》發表《私の履歷書》，其後出版的書籍有佐籐忠男的《キネマと炮聲－日中映畫前史》（1985）、山口淑子（即李香蘭）與藤原作彌的《李香蘭－我的前半生》（1987）、辻久一的《中華電影史話1939-1945－一兵卒の日中映画回想記》（1987）、清水晶的《上海租界映畫私史》（1995）等。川喜多長政和李香蘭當年都是歷史漩渦裏的人物，辻久一和清水晶戰時皆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日本統制淪陷區影業，他們也曾參與其事。九十年代我擔任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電影節目策劃，每年都去東京選片，常在川喜多紀念映畫文化財團的試片室觀影，負責接待的就是清水晶，他也喜歡來香港電影節，老先生白髮蒼蒼，來了總還是孜孜不倦地看電影。李香蘭回日本後恢復原名山口淑子，七十年代開始從政，1992年我為電影節策劃一個小小的「李香蘭專題」，跟她有一面之緣；她個子矮小，雍容大體，聲音卻還嬌嫩甜美，彷彿歲月不留痕。

其實早於1984年，台灣作家朱西甯在〈不應遺忘而被遺忘的－從《博愛》看淪陷上海的「華影」〉一文，已對「華影」作出了比較公允的評價：

「華影」對中國電影的貢獻，在於電影發展的不中斷，以及培育儲備大量的電影工作優秀從業者，除此之外尚有對淪陷區民眾娛樂需要的純淨而無缺的供應，同時也抵制了日片的入侵。

但其後因為盤根錯節的因由，我們對這段歷史沒有展開深入探討，於是，研究者不容易看到作品，歷史倖存者仍然忌諱重重。

可喜踏入九十年代，國內外都開始關注這段時期的電影，有了專題研究和較深入的討論，其中胡旭、古泉的《滿映－國策電影面面觀》（1990）將滿映的電影活動，納入了中國電影史的討論範圍之內，認為「儘管這是在外來侵略勢力操縱下所進行的，但畢竟是發生在中國土地上的電影活動」，提法可說是為研究禁區打開了缺口。2000年，北京電影學者李道新的《中國電影史1937－1945》出版，對抗戰時期的中國電影作出比較詳盡的描述，從上海租界到香港，從大後方、延安到淪陷區，皆有論及。

在香港、台灣和海外，有心人也在點點滴滴地做着工作。據說劉成漢和已故的余慕雲等於八、九十年代訪問過多位當年在孤島及淪陷區工作過的影人，可惜不見整理出版。1992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為「李香蘭專題」出版過一本小冊子，其中余慕雲和古兆申均對「問題電影」《萬世流芳》（1943）提出新的看法。兩年後，羅卡主編的香港電影節專題特刊《香港－上海：電影雙城》，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上海淪陷時期的文獻資料及研究文章，包括傅葆石的〈娛樂至上：淪陷時期上海電影的政治隱晦性〉。此文其後擴張修訂，成為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一書（2003），五年後，中文版《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在內地出版。傅葆石的觀點跟朱西甯遙相呼應，「認為淪陷電影並不完全是相對於自由中國的國民黨官方電影的漢奸文化工具，相反，它建立了一種新的公共空間，讓淪陷區的民眾在這個空間內參與構建一種娛樂文化話語，逃避日本帝國主義操縱和建立的『大東亞』侵略文化。」

台北電影資料館於2001年出版的《童月娟回憶錄》，是重要的時代見證。童月娟戰後與張善琨南來香港，晚年返回大陸，2003年病逝上海。在這段時間裏，香港電影資料館也相繼出版了《南來香港》（2000）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2001）這兩本香港影人口述歷史書冊，其中童月娟、岳楓、李麗華、陸元亮和舒適等都曾在「中聯」、「華影」工作。岳楓和李麗華當年參與《春江遺恨》（1944）這部「中日提攜」的製作，談起此作都有點避重就輕。倒是陸元亮和舒適，談起這段時期的經歷，難得地坦然；前者當年是「中聯」一廠廠長，後者是頭牌小生和導演，都曾活在歷史的風眼裏。然而，他們對張善琨和川喜多長政的評價都比較正面。

林暢醉心鑽研「中聯」、「華影」的電影，十年如一日。他的運氣也好，因緣際會遍覽那段時期的作品，相信令很多人羨慕不已，包括我自己，不看電影而寫電影史，畢竟如霧裏看花。他並非學院中人，可說是一名民間學者，《湮沒的悲歡－「中聯」「華影」電影初探》一書的整體結構比較鬆散，但勝在用心至誠，更多地從具體作品出發。書中論及的重要影人，戰後都來了香港。張善琨野心不變，從「永華」、「長城」到「新華」，屢敗屢戰；朱石麟和李萍倩不是左翼，卻成為了五、六十年代左派影業的中堅份子；岳楓思想比較激越，反而輾轉成為右派影業的一名大將。方沛霖熱愛歌舞片，因空難而壯志未酬，其「中聯」時期的編劇拍擋陶秦，倒掀起了這個類型的潮流；馬徐維邦從滬來港，事業發展說不上得意，弟子袁秋楓卻於六十年代重拍師傅的經典《夜半歌聲》。《中聯成立壹周年紀念特刊》（1943）內有詳盡的管理和演職員名單，細數下來，台前幕後，很多之後都成為了香港電影的基石。要探討香港電影的淵源，對「中聯」、「華影」這段歷史不能視而不見。

觀點可以不同，資料應該公開，黃天始的〈一段被遺忘的中國電影史（1937－1945）〉一文和本書收錄的資料選輯，皆屬研究者的重要參考；黃天始當年出任中華電影公司常務董事兼業務部經理。林暢邁出了踏實的一步，希望掌握史料資源的各方，能把影片以及其他材料早日開放給公眾，讓大家得以重新審視這段歷史。

黃愛玲

前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