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跨过黄河越过长江

即使以今天的交通条件，从哈尔滨到江西乐平，都不是一次轻松的行程。时间返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那时的交通条件，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一家在哈尔滨上车，晃荡了40个小时以后，到了长江边上。南京长江大桥刚刚建成，刚不用一节一节地把车厢卸下来，分乘若干只渡轮过江。但是，新造出的大桥，质量无法保证，列车行驶上去各个节点都响，为了防止意外，要求经过的列车要以最慢的速度行驶，尽量减少给大桥的震动。

凌晨3点左右，我正在熟睡之中，列车广播室突然开始播音。播音员一遍一遍播出列车过桥注意事项，要求所有乘客起床端坐，不准靠窗子。列车员打开车厢内的大灯小灯，关好所有窗子，站在车厢两头警惕地注视车内旅客的一举一动。南京的9月，秋老虎正当其时，车厢内没有空调，闷如蒸笼，关上车窗一会人就汗如雨下。火车不断减速，一直减到你不看窗外参照物都感觉不到火车是在行驶。不知道是大桥太长，还是火车太慢，我坐在车座上感觉就像过了一个世纪。汗水从身上流淌下来，汇集在皮革沙发上，再从皮沙发上往下流，脚下湿淋淋的。

以后我多少次回忆起那次乘车过长江大桥的经历，每次都感觉到汗毛孔瞬间就张开了。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南方的热，第一次体验到汗毛孔竟然可以像泉眼，汗水不是慢慢渗出，而是像自来水龙头一样，汩汩流淌出来。

在工厂规定许可的情况下，我爸爸带着我们一家，在南京住了3天。我们参观了中山陵、明故宫。我爸爸非常喜欢这座城市，记得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如果让我在这里工作，给我降两级工资都可以。”我当时非常幼稚，问：“江西乐平不比南京好吗？”

由于“文革”，初中生的我，历史知识贫乏到了无知的程度。当时我不知道南京是六朝古都，不知道它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仅仅知道南京刚刚修好了一座越江大桥，它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在参观中山陵的时候，我百思不得其解地问，国民党不都是坏人吗？为什么我们对孙中山要这么好？在参观明故宫的时候，我问爸爸，这些不都是封资修吗？为什么破“四旧”的时候没有砸烂？

在南京我吃了一种叫枣泥麻饼的糕点，甜丝丝的，味道香美，和北方糕点有很大的不同。我误以为那就是南京最有名的土特产，多年以后，我与当地的朋友说起枣泥麻饼，他们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食品。前几年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工作之余，经常在南京街头散步。我有意寻找这类记忆食品，一个食品店的老营业员对我说，枣泥麻饼确实是老南京的小点心，但是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如果一定要寻找，在夫子庙一带的旅游旺处，说不定还能找到。

离开南京，我们一家乘火车到了上海。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在“文革”中被折腾得不成样子。火车站毫无秩序，乞讨的人围着你不让走，公交车车身上刷满了大字标语，车内椅子的靠板和面板大都被拆掉，几乎没有一张能坐人的。售票员的态度生硬无比，你多问几句她就向你翻白眼。当时吃饭要粮票，每个地方都有两种粮票，一种是全国通用的，一种是地方的。一般来讲，由于全国粮票通用的范围比较广，在市场上比地方粮票更受欢迎。但是在上海很奇怪，很多小吃店不收全国粮票。你和她多说几句，她立即就圆目怒视，用上海方言不断地喷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来。

我们一家游览了上海外滩。由于在哈尔滨每年都去松花江太阳岛，我觉得上海外滩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滩”。一道高高的水泥围墙拦着，游人只能远远地遥望黄浦江。我奇怪，没有一片与水相连的草地或者沙洲，怎么能称之为“滩”呢？而且人多得出奇，你想找一个空地方难乎其难。好不容易找到了，也仅有拍一张照片的时间，旁边一群人都排在后面等着！

黄浦江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挂着外国国旗的货轮。此前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普通的外国人（除苏联人日本人之外），船上的老外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也挥手回礼，我爸爸看到了连忙制止，说“你知道他们是哪一个国家的？万一是美国的呢？”我吓得马上转过身来，再也不敢看那艘外国货轮了。

在著名的南京路上，我寻找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留给我的记忆。让我大失所望，那些西式楼宇的墙壁上，“炮轰……”“火烧……”的标语横七竖八，带着红袖标的工人民兵走来走去。特别让我难以接受的是，收粪车在路上毫无避让，粪水在木桶里晃来晃去，臭气从四边溢出，和我对这条街道的想象完全不相符合。

我小的时候没有读过几本课外读物，但是读过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在书中我知道了上海南京路上有一栋高楼，名为“国际饭店”。文中配的插画是，一个老爷爷抬头看“国际饭店”的楼顶，由于太高，老爷爷的帽子滑落下来。

我们一家人走到了“国际饭店”的楼下，我也学习老爷爷，仰头望“国际饭店”的楼顶，我没有戴帽子，所以也不存在帽子掉下来，但当时的确感到有些眩晕。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这个梦想事隔30年后实现了。2000年，我负责一个影视中心工作，与上海东方电视台有一个合作，到上海的时候我就住进了这个让我几十年不忘的饭店。

江西新厂为了转送从东安厂来的职工及家属，在上海设置了办事处。办事处设在江苏路上的“达华饭店”，东安去往江西的人都安排住在这家饭店。在这家饭店，我第一次乘坐电梯，第一次用上浴缸，第一次看见英式沙发。我和弟弟在楼道里跑来跑去，以为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乐平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庆幸自己离开了天天搞防空演习的哈尔滨。真是无知者无痛，顽童不知愁滋味。

离开上海，我们又在杭州停了几天。可能是爸爸感觉到此行将把我们带到山沟里，而且将长久地在那个地方生活，他要为我们做些补偿，所以在这趟行程中多少安排了一点旅行的元素。其实，无论南京、上海还是杭州，也都没有绕路，都是前往乐平的途中，在上海休息几天更是因为要等待火车票。

对于杭州，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我们一家住在湖滨饭店，与西湖仅一路之隔。“文革”中的杭州，远不是今天这样人满为患，西湖周边还很安静。清晨，湖面上轻雾缭绕，远山近水在一片梦境之中。湖滨的小路上，只有清洁工人的身影，汽车很长时间才驶过一辆。

我们一家租了一条手摇船，一个40多岁的船娘为我们摇船。船娘很喜欢我弟弟，问这问那，还学他用东北口音说话。船行至湖中央，她唱起了小曲，我估计应该是当地流行的小曲吧。她唱一句，自己解释一句，都是赞扬西湖景色的。她的歌唱让我对西湖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也开始喜欢上这神仙住的地方。可能是湖中的鱼很多，船娘竟然用船桨摇上一条。鱼在船舱里跳来跳去，喜得我们一家一起来抓，吓得船娘连声大喊：“快坐好，快坐好，船要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