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三线建设再度发力

1964年4月，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转报给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报告。报告针对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对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提出了四点看法。报告认为：国内工业布局过于集中，仅在14个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业的72%，舰艇制造业的77.8%，无线电工业的59%，兵器制造业的44%）。报告提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东北师范大学报》，2005年第四期，李彩云、姜大云：“我国大三线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看到总参的报告后，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三五”计划时，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一二线也要搞一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这个东西就放心了”。（《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

刚经历了三年大饥馑，梦魇还没有远去，国务院起草的“三五”计划初稿，本来是一个以解决老百姓“吃、穿、用”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大纲，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做出重大调整，战备成为第一位的任务。《计划》提出：“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

所谓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的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的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部边境线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为理想的战略后方。（《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

在第一阶段，三线建设的主要项目有，四川、云南交界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工业基地，贵州的六盘水煤炭基地和安顺的航空基地，重庆至万县长江沿岸的造船工业基地，陕西的航空工业、兵器工业基地，甘肃酒泉导弹基地和钢铁基地，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厂等。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心。（《中国共产党与三线建设》，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

三线建设在1964年启动，1965年、1966年大规模实施，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新建、迁建了一批企业，形成了三线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线建设受到冲击，一些企业西迁的节奏缓了下来，搬到西部的企业因为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多数也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

在三线建设的第一阶段，虽然也面临着战争威胁，但是急迫性远不如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为战争做准备，在等待战争，总体上还是按部就班。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三线建设重新被重视，而且十万火急，毛泽东说“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

当时的形势是，军事压倒一切。林彪强调：“以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1969年至1971年，三线建设掀起第二个高潮。在这一时期，国家基本建设的投入大都投到了三线地区，一时间形成了车轮滚滚，你追我赶，各路大军一律向西的壮观场面。

除了上面说的“大三线”，各个省还搞了自己的“小三线”。所谓“小三线”，就是东部各省市就近找一些“分散、隐蔽、进洞”的地方，把企业搬过去，或者新建一些企业。北京在门头沟山区建设了一个战时工业基地；上海在皖南山区建立了自己的“小三线”，陆陆续续搬迁过去上百家企业，这些企业成为远离上海，但是又归上海管辖的“飞地”。

江西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大三线，但是因为政治基础较好，地方党政领导重视，丘陵地带也便于隐蔽，因此也迁进了各类企业40多个，成为三线建设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