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珍宝岛打仗了

1969年3月2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乌苏里江是中国与苏联的“界河”。珍宝岛不到1平方公里，枯水季节与中国大陆相连，只是一个半岛。按照国际惯例，以河流为国境线时，通常以主航道为界。但是，20世纪初，沙俄利用清政府的软弱和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内乱，事实上占据了乌苏里江上700多个岛屿中的大部分，单方面把边境线划在了中国的江岸线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延续了沙俄的划界，中方多次交涉未果，珍宝岛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地区。两国关系好的时候这种半岛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反目后就成为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把两国关系引爆。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对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认识不一致，中共和苏共反目为仇。而后，苏联单方面中止援华合同，撤走专家，两国之间渐渐走向对抗。1964年之后，边境摩擦越来越多。中国坚持按照国际惯例，坚持国境线以主航道为界，边防军经常登上位于我国一侧的岛屿上巡逻。苏联人认为这是挑衅，开始时对巡逻的中国边防战士推搡和扭打，后来发展为挥舞棍棒殴打。刘志青：“珍宝岛事件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三期。）

这种对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仅限于肢体扭打格斗一类的非武装冲突。苏联人人高马大，一对一对抗，中国军人很难占到便宜。后来，原沈阳军区选调了一批散打好手，经过训练，派到岛上巡逻，再有对抗苏联人就处于下风了。苏联人不甘心吃这种“哑巴亏”，开始炫耀他的武器装备。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上岛，当场撞死、轧死中国军人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再次出动装甲车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人员。（刘志青：“珍宝岛事件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三期。）

据中方披露的有关资料，史称“珍宝岛事件”的过程是这样的：

1969年3月2日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2个组，一组在前，一组在后，登上珍宝岛巡逻。第一组刚一上岛，苏军侦查哨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驶出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总人数70多人，上岛围堵中国这一组边防军。9点17分，围追中国边防巡逻队第一组的苏军置反复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中国军人有准备地开始还击。第二巡逻组听到枪声以后，从苏军后面冲过去，给苏军以严重杀伤。半个小时战斗结束，苏军来的70多人仅逃回去不到10人，其余的全部或死或伤。

3月15日，中国军队和苏军都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军队夜里上岛，在苏军经过的道路上埋下了反坦克地雷，而后，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凌晨3点钟，苏军也准备偷袭早上要上岛巡逻的中国边防军。苏军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埋伏在中国边防军巡逻的必经之地。实际上，这时中国边防军是一队诱敌，一队埋伏在苏军的外围。战斗打响以后，我边防军占据有利地形，人数上又优于苏军，很快就击毁敌人装甲车2辆，将其余的苏军分而歼之。9点40分，苏军在岸上的炮火掩护下坦克先行，发动第二次进攻。我边防军沉着应战，又击毁装甲车2辆，击伤1辆，炸坏坦克1辆。下午3点30分，苏军再次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和步兵100多人向岛上进攻。他们先用炮火对我岸边阵地进行一番狂轰滥炸，然后成一路纵队杀上珍宝岛。我边防军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把敌人放到50米才开枪开炮。岸上的火炮向苏方对岸哨所和边防站进行一阵猛轰。战斗结束以后，我边防军大获全胜。（刘志青：“珍宝岛事件始末”，《党史博览》，2004年第三期。）

2006年，我从长春回京，在火车上，见到一位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拖着拉杆箱，坐在了我的对面。他行动吃力，尤其是一只腿不能打弯，基本上是一只腿拖着另一只腿。我立即起身，帮助他把拉杆箱放在了行李架上。

老人说了几句感谢我的话之后，拿出一个军人残疾证，递给我。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证件，好奇地翻看。证件上负伤时间和地点一栏里写着“1969年3月，黑龙江省虎林县”。这个信息太独特了，这不就是“珍宝岛之战”吗？我立即坐在老人身边，听他详细解释。

老人姓郭，转业之前在部队官至团长，到地方以后任过一个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去年刚刚退休。他说：

他1960年参军，一直在吉林部队服役。1968年底，原沈阳军区选调一批人到黑龙江省虎林县的边防部队，他是其中之一。当年年底和次年初，中国边防军与苏联边防军在珍宝岛的多数战斗他都参加了。他当时任副连长，与著名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在一个连。1969年3月15日，他和战友一起潜伏到珍宝岛上。战斗打响以后，苏联人冲到他们潜伏的阵地前，完全暴露在他们的枪口下。他们十多分钟就打退了苏联边防军的进攻，苏军几乎没有活着回去的。不幸的是，他在带领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被躲藏在对岸的苏军冷枪击中，腿部中了5弹。

他被抢救下来以后，直升机把他送到了哈尔滨。“文革”中一些业务好的医生已经被下放到农村，一时难以调回。哈尔滨医院仅仅为他进行了一般性的外伤治疗，然后又用飞机把他转送到上海。

在上海的华山医院，医生在他腿中取出5颗子弹。因为时间耽搁的太久，手术不是很成功，不得不截去右腿的五分之四。当时假肢技术也很落后，安装上的假肢膝关节不能打弯，导致他以后只能靠拐棍行走。

他说，中国边防军之所以几次埋伏袭击苏军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军人更能吃苦。苏军恪守一个规定，人在没有热源的情况下，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最长只能坚守4个小时，因此，苏军设伏只提前4个小时。而我军战士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往往提前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当然，这种不讲科学的作战方式，也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3月2日和3月15日两次战斗，中国边防军非战斗减员都很大，其中很多人在战斗打响后根本就站不起来了。

此后，我和他成为朋友。他每次来北京，我们都要一起喝茶叙谈。他向我讲述了珍宝岛之战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听他的讲述，一方面，让我对中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敬意，另一方面，也让我开始重新认识那场战争中的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