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荷马史诗》所蕴含的古希腊史学命运观的发展线索，在希罗多德的命运观中有了充分的反映。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的意志受制于神意，或表现为神直接干涉人事，或表现为神降预言（按，即神谕）或灾祥。特洛伊城邦亡于希腊人，是神意使然。（Herodotus,II.120）神谕指出，波斯国王薛西斯将占领希腊的阿提卡。（Herodotus,VII.53）而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的灾祸的时候，上天（英译文heaven）总是会垂示某种预兆的”。（Herodotus,VI.27）命运的意志则或与神意一致，或远超于神意之上。阿尔哥斯人从德尔斐神庙得到神谕，米利都城邦将遭到亡国的厄运。希罗多德说：“预言中所说的（命运）就降临到米利都人的身上”（Herodotus,VI.19），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告诉吕底亚人：“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命运（moria，英译文destined lot），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Herodotus,I.91）可见，神也有自己的命限。以上对神、命运与人关系的认识，在《荷马史诗》中均可寻绎到其来源。

不过，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人的意志并没有淹没于神意和命运的意志之中。《历史》所载的一些史事表明，人的行为并非出于神的意志，而是出于人自己的意志。希罗多德谈到雅典崛起时指出：雅典在僭主统治时期，国势并不强盛。当雅典人摆脱了僭主统治，“获得自由”，雅典的国力就超越于邻邦了。（Herodotus,V.78）至于命运对人事的影响，《历史》中有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变化。《历史》中命运一词的古希腊文，不仅为Moira（moira），而且亦为Tyche（tyche）。Moira大体沿《荷马史诗》之意，含有必然性之意。希罗多德指出，库列涅的统治者阿尔凯西拉欧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违背神谕的指示，他都没法逃脱注定的（被杀死的）命运（英译文destiny,Herodotus,IV.164，参见I.91,III.142等）。而Tyche一词则不仅表示神的意志，而且还有运气（tyche，英译文fortune）、机会（tyche，英译文chance）的意思，表示某种偶然性。波斯国王薛西斯准备进攻希腊，他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劝他慎重考虑。他说：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是最好的，即使计划失败了，那只能说是机遇（英译文chance）不好。然而一个考虑不周全的计划，即使运气（英译文fortune）有利于他，也只能说是碰到了好的机遇。（Herodotus，VII.10）有的学者指出，“偶然”在希罗多德《历史》中出现次数不多，并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参见Henry.R.Immerwahr,Supplementary Paper:Aspects of Historical Causation in Herodutu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87,1956,p.280）我认为，希罗多德把“偶然”引入其著作恰恰是希腊史学命运观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对《荷马史诗》所反映人类有抗争神意和命运的欲望的重大发展。“偶然”的出现，表明了与人的意志发生联系，除了神意和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之外，还有第三类的“偶然”。尽管希罗多德没有对“偶然”的含义作出解释，更没有像后世史家那样把“偶然”用于说明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性，然而“偶然”的出现，足以表明神意和具有必然性意义的命运对人类意志的禁锢已被打破，《荷马史诗》所反映的人文精神的萌芽正成长在理性的土壤之中。

在古希腊史学命运观的发展过程中，希罗多德的思想是一个重要阶段。希罗多德的命运观表明，脱胎于神话和史诗的命运观已向具有人文精神的命运观过渡。神和超越于神意的命运依然存在，但人类的意志也彰显出其应有的价值。人类的某些行为完全出于人的意志，而与神意无关；甚至有些神谕，也由于人的解释才具有意义。（Herodotus,I.63、64、182; II.174等）把揭示神谕的意义留给了人类的智慧，实际上蕴含了希罗多德对人类智慧在主导人类事物的认识。（参见T.Harrison,The Divinity and History:The Religion of Herodotu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0,p.129）这种人类的智慧就是人的理性（按：指历史理性而非逻辑理性），是人对自己行为原因的解释，是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希罗多德的《历史》开篇明言：他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是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伟绩不至于失去它们的光彩。他谈到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时指出：在波斯大军压境之时，雅典人勇于抵抗，“甚至德尔斐的神谕也未能打动他们放弃希腊”。雅典人在海战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奠定了希腊人胜利的基础，“说雅典人拯救了希腊无疑是正确的”。（Herodotus,VII.139）；在希罗多德命运观中，人类的意志已具有了相当广阔的活动空间，人类的理性已突破了笼罩着层层迷雾的神意，正放射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