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从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而言，世界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作为一名参与并见证了这一学科成长发展历程的亲历者，可否简略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并谈谈在20世纪5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全国的地位与作用？

朱：的确如此。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历史学科，是在新中国建国后逐渐建设起来的。建国前，各个大学虽然曾开设过西洋史、东洋史等地区史或国别史，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世界史课程却从未开设过，更不用说存在什么世界历史学科了。建国后，国家教育部曾指示各大学历史系要开设世界历史课程。我校最早讲授世界历史课的教师基本上是从中国史、日本史、西方史专业中转过来的。其中有郭守田、林志纯、邹有恒、戚佑烈、刘祚昌、卢文中等先生。各位先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讲课主要参考苏联的大学教材，另外补充西方和日文书籍。特别是1952年10月，成仿吾先生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后，明确地提出了学校建设的三项基本方针：一是结合中国实际，积极地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二是培养新生力量，提高现有教师和行政干部的业务水平。三是加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这三条基本方针对于世界历史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53年春，成校长亲自下课堂听世界历史学科教师讲课。听完课后成校长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世界历史学科建设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成校长强调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反对片面性。他说：“使用苏联教材，要做到创造性的学习与使用……应在使用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吸收各先进国家的最新科学成就及祖国的科学遗产、编写切合全中国实际的教材。”成校长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学科建设要发挥教研室内老中青教师的集体力量，大家团结合作，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才能把工作做好。

我们世界史教研室的全体教师开会专门研究了校领导的指示精神，并采取具体措施落实学科建设问题，并决定：（1）合作翻译苏联大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各种教材和参考资料，打印成册，供教师和学生参考使用。这些书后来都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2）收集和研究欧美诸国大学教科书和其他历史专著。（3）准备着手编写我们自己的世界历史教材，供本科生和函授生使用。建国最初的十年里，我们世界历史学科的教师就是为完成这三项任务而奋斗。1955年，世界史教研室完成一部《世界通史》函授教材，共四册（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各一册），由东北师范大学函授教育处出版发行。1958年又完成一部本科生《世界历史》教材。此外，我们还陆续翻译了数部苏联教材、众多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地图等，其中一些交流给国内的部分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的教学和科研的需要。

1955年国家教育部从苏联聘来三位世界史专家，给我国青年教师办进修班。其中，世界古代史专家格拉德舍夫斯基和亚洲史专家科切托甫所主持的两个进修班设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全国各大学青年教师80多人来我校，分别在两个班跟专家进修。我校领导指派世界古代史进修班由林志纯教授做辅导教师；亚洲史进修班由邹有恒教授做辅导教师。当时，我是系主任万九河教授的科研助理，协助系主任管理专家进修班的工作，并参加世界古代史班的学习，全程听专家讲课，协助解决进修教师遇到的问题。专家进修班学习两年，到1957年7月结束。

王：学生曾对先生的60年间的著述作过初步的梳理，发现其中各种类型、层次的专业教材占有相当大的数量。特别是您曾先后参加过60年代周吴本《世界通史》和90年代的吴齐本《世界史》两部世界通史教材的编撰工作，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自己的体会？

高校专业教材是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载体，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专业人才培养的依据。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在创办初期，教材编撰一直是学科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1959年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组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有关专业教师，开始编撰适合我国高等学校需要的文科教材，以总结十年来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成果，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心得体会。为此特设“文科教材办公室”，附属于国家教育部。世界历史是新建的学科，自然成为文科教材建设的重点之一。

这项建设工作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世界通史》各段教材的编修工作。全书主编确定为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和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上古分册主编为北京大学齐思和教授，中古分册主编为东北师范大学朱寰，近代分册（上下两册）主编为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程秋原教授。现代分册暂缺。其次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的选编和翻译工作，上古部分主编为东北师范大学林志纯教授；中古部分主编为东北师范大学郭守田教授；近代部分（上下两册）主编为杨生茂和张芝联两位教授。从1959年下半年起，各分册分别进行教材大纲的讨论和编写工作。

1959年9月在长春举行中古分册教学大纲讨论会。从外地来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复旦大学陶松云先生、中国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张椿年先生。我校参加会议的郭守田先生、孙义学先生和我。在这个会议上确定的教材大纲，作为修改和编写新教材的主要依据。

1960年8月，国家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世界历史教材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全书主编和分册主编外，还邀请了十多位全国各大学专家学者。大家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分册初稿进行认真阅读和热烈讨论。提出许多重要修改意见。会后，各主编集中在高级党校（即今天的中央党校）认真地讨论和仔细修改，有些部分甚至推倒重写。

在高级党校修改期间，大家讨论了如何保证《世界通史》教材的科学性问题，力求取得一致意见，大家思想明确，有利于修改工作的进行。（1）坚持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史观，又要反对机械唯物论、庸俗唯物论的历史观；（2）正确阐述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反对欧洲中心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历史观点，正确反映中国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交往；（3）努力体现中国人的视角，结合中国实际，注意吸收中国在历史上对外国的记述和研究成果。因为有这些共识，所以在修改中古分册的过程中，一方面着重阐述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说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着重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促进作用，而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等。对中国与亚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在教材中增加专项论述。

1962年，我国自己编撰的周吴本《世界通史》（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高校文科通用教材。

到90年代，世界历史学科经过了40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发展，第一部《世界通史》教材也已经使用了30多年。国家教委认为有必要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国内外先进科研成果，重新编写一部高校文科世界历史教材。于是委托吴于廑、齐世荣教授任全书主编，组织一个新班子进行编撰工作：古代史编：上卷由刘家和、王敦书任主编，下卷由朱寰、马克垚任主编；近代史编：上下卷由刘祚昌、王觉非任主编；现代史编：上卷由齐世荣任主编，下卷由彭树智任主编。这一部吴齐本《世界史》（六卷集）编撰工作于1994年完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第二部《世界史》教材最大的特点是：（1）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之内。第一部《世界通史》由于教学分工的关系，只是一部“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并不包括在内；第二部《世界史》则成为一部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2）世界历史的划分段期有局部变化，将中古部分的下限划到15世纪末。将新航路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等划为近代早期。（3）将世界现代史补上，一直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世界的形成和解体，它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作为一部世界历史，显得更加完整。

王：在我们这些后学的心目中，这两部世界史教材，前后虽相隔30年，但却映现出中国世界史学科风雨漫漫的发展历程，可谓是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独立发展过程中的两座丰碑。您本人对这两部教材作何评价？从中又有何体会与感悟？

朱：这两部教材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已故的吴于廑先生生前曾言：《世界通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的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1979年，香港文化资料供应社将这部书重新排版发行，并向读者评介道：“《世界通史》系中共建国后，集中了当时的著名历史学家……编撰出来的巨著。这样规模的世界历史著述，在中文出版物中，诚属罕见。”《世界通史》自1962年刊行之后，又在1972和1980年两度修订再版，据说总发行量达几十万部，对我国几代学子和史学工作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被排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审阅。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一等奖。吴齐本《世界史》在研究视野、理论观念和编撰体例等方面也体现出很高的水平。投入使用后，效果也很好，1997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应当说它们的确凝聚了中国整个世界历史学界同仁的智慧，体现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科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

我为自己能够参加这两次重要的学科建设工作感到荣幸。50年代末参加《世界通史》编撰时，我是一名年仅三十余岁的年轻讲师，承蒙周一良和吴于廑两位学界泰斗的信任，担当起了中古分册主编的重任。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绝不仅仅是主编，更是师长，是楷模。此外，从齐思和、杨生茂和张芝联等诸位史学巨擘的身上，我也获得了许多教益。其实在此之前，我就拜读过齐思和先生的文章，受到很大启发。90年代，《世界史》的编写班子也十分强大。齐世荣、刘家和、王敦书、马克垚、刘祚昌、王觉非和彭树智等诸位先生都是国内世界史的著名学者。我们一起研讨、相互切磋，彼此交流，工作得十分愉快且有成效。

王：除了大量专业教材以外，先生还撰写和主编了数部学术著作，其中《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一书，被评为研究生教材，学界评价甚高。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

朱：这部著作是有些特点。那是我同北京大学马克垚教授、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孙义学教授共同完成的国家社科“六五”重点课题的成果。马先生博闻聪慧，在英国与西欧中世纪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建树颇多；姜先生学业精深，成就颇著，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孙先生是我的大学同窗，在日本古代史研究领域中造诣很深。1990年，我们先在苏州进行研讨，确定体例和编撰的基本理路；并作了各自的分工。全书从九个专题入手，围绕着土地制度、农民问题、城市等三个方面展开研讨。成稿后，由我统理全部书稿。因为参编者均为国内学界的高手，在体例上也很有特点，既有专题研究，又有综述比较，平实而厚重，故很受学界欢迎，该书于1996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第1版，不到一年便全部售罄。该书于1998年12月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年，又被教育部推荐和评审为首次全国研究生教材（历史专业）。2002年，经修订，再版发行。在“再版前言”中，我对人类历史的分期、农业经济的阶段，特别是封建社会和封建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反映了我本人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

王：在先生著述中，发表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学刊上的数十篇学术论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否从某种特定的角度体现出先生对世界历史上某些重大问题思考与研究？还有你的某些论文曾在学界引起范围不小的论争，能否介绍一二？

朱：是的。大体上，我所撰写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一是关于哥伦布航海探险及海路交通方面；二是关于俄国史研究方面；三是关于文明史特别是文明转型方面；四是关于封建制度史研究方面；五是关于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史学动态方面；六是关于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等几个方面。这些都是对自己在研究、教学中，遇到一些需要沉下来进行深入思考问题所作出的回答。

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功用之一是对学者们的思考与探索能够做出比较迅速而具体的反映。故而论文类的文献更能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学科发展的水平和变革的趋势。然而，它对作者却有着更高和独特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有独自创见。我曾多次讲过：一篇文章的质量关键在于理论准确和观点深刻新颖，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对问题的深刻分析，没有区别于前人的新意，好比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不摧自垮。但是理论不是空泛的议论，更不是教条的罗列，而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指导思想。有了灵魂再以充分的资料作为依据，正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和语言文字表述通畅、典雅，自然会成为优秀论文。

中外学术史早已证明，学术论争本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要途径之一。围绕着同一个话题，持不同的看法的学者相互展开论争、切磋，实乃一件十分正常和有益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同国内学界的一位名宿就如何评论哥伦布的历史地位有过一场论争。为此，我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后来学界许多同道也纷纷介入进来，据说相关论文有数十篇之多。后来，还有我的一篇探究古代罗斯国家起源的论文，也曾引起过论争。不过这次是同当时苏联的一些学者。我的感受是，只要自己的见解、观点主张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并且在论争中不断加以深化和充实，才能使学术研究逐步地走向深入。

王：学生发现先生一生的研究工作及著述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外文著述和资料的翻译。学生以为学术译著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不仅是译者们为此需付出相当大的心血，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学术译著是保持学术正常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和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指标。共和国近60年的文化学术史，乃至20世纪初以降百余年的中国文化学术史的发展历程对此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证明。请结合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和经历，谈一谈您对学术翻译的价值与意义的看法？

朱：你说得很有道理。学术翻译是我们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我曾说过，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在其形成之初，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国外的优秀著述、教材和重要的原始史料。我们这一代从事世界史研究与教学的学人中，大凡是有成就者，几乎都从事过学术翻译工作。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学术翻译仍然还是中国世界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我刚刚步入史学界，便翻译有关俄国1905—1907年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1953年，参加翻译苏联著名史学家谢缅诺夫所著的苏联大专教材《世界中世纪史》工作。1954年，参加苏联科学院院士科斯明斯基主编的苏联大学教材《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翻译工作。1957年，负责组织翻译和校对苏联著名史学家斯卡兹金主编的《中世纪史》（第二卷）。并且为了更好地掌握英语，我还师从我校著名英语专家，当时的外语系主任傅茵波教授学习了一年的英语。60年代，参加郭守田教授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原始资料的选译工作，具体承担波兰、捷克两国历史资料的选择、翻译和校对。70年代初，尽管学术环境十分艰难，仍参加了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第9—10卷翻译工作。80年代，又参加和主持了《沙俄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史比较研究译丛》两书的翻译。90年代末我又主持了古罗斯最重要的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的译校工作。这项工作先后历时十余年，十分艰难，终于完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不久即可刊行问世。

中国学术界在翻译上自古就讲求三种标准，即“信”“达”“雅”。至于其各自的内涵，学界多有阐发。而我在多年译介工作实践中，慢慢体悟到，“信”“达”“雅”，不仅仅是各自独立的三个标准，而是三个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的不同层次，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最高的学术境界。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实属不易，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往年纪事》的译校工作，就是如此。《往年纪事》是古罗斯国留传下来的第一部编年史，这是一部研究九至十二世纪初古罗斯国家的历史、东欧国际关系史和东正教历史的珍贵资料，更是东斯拉夫人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20世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历史学科确定了“填补学科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的任务。在上古史方面着重抓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建设的同时，在中古史方面要重视对东欧拜占庭学和斯拉夫学的研究，加强这个薄弱环节。当时我们决定选派人员去希腊留学，学习和研究拜占庭史，同时派人去莫斯科大学学习古俄语，为加强斯拉夫学的研究准备力量。胡敦伟教授就是被学校选派到莫斯科大学进修古俄语的。翻译《往年纪事》便是当时确定的任务之一。但是，这部编年史的翻译牵扯到诸多的学科，除了精通古罗斯历史之外，还需要在语言学、古斯拉夫语、古俄语、现代俄语、希腊语、史料学、校勘学、版本学等各个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我们几易其稿，常常是将原稿全部推倒重来。我们必须尽到最大努力，通过既懂现代俄语又懂古俄语的专家参加译校，敲定以后才能考虑出版的问题。这样心里比较踏实一些。胡敦伟教授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5—10月间，我每天工作8—10个小时，将全部译稿重新校订了一番。此外，俄国学术界对《往年纪事》的研究相当深入，主要反映在利哈乔夫和罗曼诺夫的注释里。这些注释不仅介绍一些历史知识，考证其史料来源，此外还补充其他编年史上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并介绍俄罗斯史学界在研讨中的各种不同意见。我认为它们对理解这部编年史的原文很有帮助，因此将原书1000多条注释全部译出，以飨读者。

王：非常感谢先生的这番教诲。在这次访谈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您的一名学生，很想听听您对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学者的评价和希望。

朱：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和发展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世界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尤其如此，没有几代人的付出，是不可能建设成功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为过去。可喜的是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业已成长起来。他们撑起国家建设的栋梁，承担学科建设的重担。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我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后来者居上”。你们这一代正是改革开放的一代，学习、研究和工作条件，远比我们好得多。史学理论基础和知识水平，外语训练、外国留学和考察经历、对外国了解的深度和广度等等，都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因而对世界史的研究，思想新颖、眼界开阔，视角独特。据我所知，国内许多中青年学者，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和专著，并且能团结合作，已经或正在编撰一些大部头世界史著作。这说明我们的中青年学者，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实在令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莫大的鼓舞。我认为世界史学科对于我们这个新兴大国来说格外重要。它是我国人民了解世界、学习世界、沟通世界、融入世界的一个窗口；同时又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中介。我们应该在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的实现、和谐世界的到来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世界史学科，建国60年来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距离党和祖国的要求，距离时代赋予的使命还相差甚远。希望各位中青年学者，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前进一步，把世界史学科建设再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境地。

（本文系笔者根据访谈记录稿整理，并经朱寰教授亲自审定）

（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