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有些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认为，一个人早年的家庭教育和幼年时期的启蒙教育会影响其终生，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看，能否谈谈个人的体会？

朱：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出生于辽南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祖父是一位私塾老先生，长期在瓦房店等地教私塾，教公学堂。年逾花甲之后，祖父返回家乡办学。这所乡间小学就在我家东院，只有一墙之隔。学生的朗朗书声，课间游戏的吵闹声，我家清晰可闻。我幼年时特别羡慕大哥、二哥能上学，认为跟祖父读书，这是最光彩不过的事情。我家父辈兄弟四人跟祖父母住在一起，自然家庭人口众多，我们晚辈四支按照年龄大小排行，我排老四，兄弟姊妹成群。在我到上学年龄时，兄弟五人同时跟祖父读书。学校设四个年级，共有70—80个学生。祖父每天按年级轮流讲课，学习《庄农杂字》《尺牍文选》《三字经》《百家姓》《孝经》《论语》《春秋左传》等现实用字和古典著作。

祖父既是家长又是教师，一身二任，家教和师教结合在一起，很难区分。祖父经常教育我们孙男孙女的不外两件事：一是要勤学苦练，多学知识，苦练本领，长大成个有用之才；二是要品行端方，知书达礼，敬老爱幼，团结合作，将来做个正派之人。每到节假日，祖父要求我们练书法，写大字，或另外补课，多学诗词古文。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祖父教我们查《辞源》用的切音法，这种方法很难，整整学了一个暑假才学会。

祖父平素经常告诫我们孙男、孙女，咱们是读书人家的孩子，多与邻居家的孩子和睦相处，一起玩耍不能打架、骂人，说脏话。祖父说：“你们都是学生，应该多帮助别人，人生在世，共同生活，就需要彼此关怀，互相帮助。”我小时候经常看到祖父替邻居家读信、写信、写对联、写契约合同，有求必应。我家虽住农村，但没有土地和车马，只有几间土屋和园田。吃粮靠工资购买，烧柴自家有小块松林，雇人砍完柴，祖父求本村和邻村的有车户帮助拉到家里。我想这就是祖父说的互相帮助的具体表现吧！

我四叔是复州城里中心小学校长。跟祖父读完小学后，我就随叔父离家去复州城读高小。学校有一位姜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恩师。姜先生名云霞，字彩桥，是复州城一位著名教育家，国学根底深厚，兼通数理。我跟姜先生学习两年，读过几十篇古文和数十首唐诗、宋词，最重要的是姜先生要求学生每周必须用古文写一篇作文，他进行全批全改，并写出评语。我自己觉得这两年是打基础时期，受益匪浅。据我体会，一个人的发展和成长不可能离开恩师的教育和指点。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世代相传，不断发展的奥秘所在。

王：日本投降后，先生已入弱冠之年。在国内外局势大变革时期，兵荒马乱，先生是怎样走过来的？您是怎样进入解放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学习的？

朱：我家世代都是东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之下达14年之久。1945年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东北光复，大家都欢欣鼓舞，期望能过上和平生活。由于敌伪的长期封锁，东北各族人民对祖国的政治情况不甚了解。因而在回归祖国之初，绝大多数东北人和东北青年都处于观察、了解、思考和辨识的过程中。内战爆发后，东北成为主战场。国民党政府为了笼络东北青年，于1946年在东北建立了三所高等学校（国立东北大学、国立长春大学、国立长白师范学院），专门招收东北青年学生。我考入了长春大学外语系俄文专业，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苏联留学。通过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军政人员接触，东北人民逐渐认识了两党的不同性质、目的、道路、方针政策等。国民党军政人员那种贪污腐化和贵族老爷作风，很快就遭到东北人民的唾弃。

当两个中国之命运在战场上决战之时，长春大学里进步与反动两派学生的斗争也在激烈进行。当革命与反革命进行你死我活彼此厮杀时，有血性的年轻人就不能袖手旁观，不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就必然陷入反动势力的泥沼，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我们在长春大学里不可能关起门来读书。首先必须解决究竟跟谁走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道路问题。于是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与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经批准，在长春大学建立进步的学生运动组织——“新文化行动同盟”。在学生中秘密传阅革命书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敌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向地下组织汇报，并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结果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我和另几位同学上了特务的黑名单。1948年4月24日夜里，国民党督察处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长春大学学生宿舍，实行挨门挨户搜查逮捕。可是我们组织在大逮捕之前，当天下午就得知这个消息，暴露较为明显的人员都已躲在市内，只有与郭锋同室的年文学认为自己并未引起敌人的注意，想留下来看看敌特如何搜捕。其他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结果就是他出了问题。在特定的条件下，一般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却出了问题，说明我们对国民党军警特的认识还很不够。

翌日，地下领导组织在建设街银行宿舍赵家开会决定，让我们小组领导成员郭锋、王健群和我立即撤到解放区。王要求带走他的女友曹素月，我要求带走我弟弟朱彤和老同学李克夫。组织同意我们的意见，决定翌日上午派人送我们六人从今天的红旗街出国民党军队哨卡。散会后，我对弟弟说：“我们要迁校去沈阳（这是会议约定的出卡哨的理由），明天上午出长春，一切行李、衣物全不要了，送到六马路曲六叔家（远房亲属），书籍只能带一本你最喜欢的书。”结果，我们哥俩未经商量，他带一本英文字典，我带一本俄文字典出了长春。

第二天按计划顺利出了国民党军队哨卡，经过中间地带，到了大屯就见到了解放军岗哨，说明我们的来意是要去九台中长部政治部（即中共长春市委的对外称谓），遂被送到范家屯师部。以后部队派人把我们六人转送到长岭、农安、德惠等地，于4月底到达九台解放区。这时，正准备接收长春的中共长春市委留我们写了几天材料，汇报长春城内的情况，后将我们送到九台“长春学院”进行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后，将我和长春大学的几十名学生分配到位于今天吉林市的东北大学继续学习，而彤弟则被分配到吉林江北工业专科学校学习。

王：从1948年算起，先生到我校学习、工作已整整60年，几乎见证了东北师范大学的整个发展历程，能否概略地谈一下学校创办初期的情形，而您又是因何缘故选择史学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延安大学抽出部分教师和干部创办东北大学。于是东北大学在1946年2月创建于本溪，第一任校长为张学思（即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在1946—1948年激烈内战条件下，东北大学不可能关起门来办学，只能为前线和后方输送干部。所以这个时期的东北大学乃是短期干部培训学校，并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撤退，沿着东北中东部一些大中城市逐步撤向哈尔滨。1946年6月1日，最终定点在佳木斯。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1948年4月先迁到吉林，1949年5月又迁到长春。

学校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1948年秋开始正规化，成立社会科学院和自然科学院，各院下属若干个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教育部对全国各大学进行普遍的院系调整，1952年10月成仿吾先生任校长后，我校的学科设置正规化才基本完成。当时，我校的师资和干部队伍主要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首先是从延安大学来的教师和干部，如何锡麟、张松如、陈元晖、杨公骥、智建中等；其次是接收国统区三院校的大批教师，如张德馨、王琳、傅桐生、孙晓野、郎俊章、郭守田、邹有恒、那庚辰、曲秉诚、刘祚昌、赵洪等；第三是经过院系调整，教育部派到我校任教的，如穆木天、万九河、林志纯、丁则民等。

至于专业的确定，完全是一种机缘所致，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可言。东北大学正规化后，设立各种院系，但没有外语系，我本人还想继续学俄文。于是向学校领导提出申请去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可是学校不同意放我走。社会科学院的智建中院长找我谈话，说你俄语学得很好。外语是学习外国的工具，你留在东北大学学习外国历史，外语也能派上用场，入史地系吧！我只能服从组织分配，立即报名进了社会科学院史地系，后来史地系一分为二，我又选择了历史系。

东北大学有几位恩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最早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教授是张松如（诗人，笔名“公木”，《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他在欢迎国民党长春大学四十多名学生，自愿离开国统区而投向解放区，参加革命的欢迎会上说：“你们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一步跨过两个社会阶段，即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人的最重要转折点。”这些话分析深刻且有诗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张老师后来给我们讲授“新民主主义论”课程。他把新民主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阶级基础、具体内容、发展趋势、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等，讲得清清楚楚，既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课，又是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课，颇受学生欢迎。我们的中国古代史课，是杨公骥教授讲授，中国近代史是陈元晖教授、中国现代史是智建中教授讲课；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古史是郭守田教授、世界近代史是刘祚昌教授、世界现代史是葛定华教授讲课。这些老师的课程都讲得很好。我一生都永远铭记、感谢这些先生的教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