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危机”与发挥中国史学的优势

接着，田先生把话锋一转，评论了“史学危机”的问题：

几年以前，碰上叫作“史学危机”，这样一个年轻人提出来的呼吁。提得最盛的时候，是1985年，那一年刚好我在国外。回国后我了解了一下，其中也有自己的学生写的文章。当时我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方面，现在的青年人处在今天这样眼光比较开阔的情况下。对于学术有一个跨学科的比较，对过去的研究状况不满意，这是自然旳。各种学科彼此渗透，包括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渗透，这是个必然规律，几十年以来，一直是这样。北大即有这方面特殊的历史条件。几十年以前历史学科也处在被自然学科渗透的过程中间。拿老的一辈，如胡适他们对历史学科的发展起很大作用的一辈人说，他们所具备的条件之一，就是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当时自然科学思想进入历史学科最主要的标志，是生物进化学说。它对历史学科的影响应历史地评价，有好有坏。一般来说，它扩大了历史学界研究的眼光，从进化、发展的观点来谈历史，而不局限于乾嘉学派那样，只是从功夫上、从具体的小问题上看，有了一个历史的眼光。这是积极的，也是主要的一面。但事物到了极端则成为消极的，把一部人类历史相当程度上与自然进化等同起来，这是用进化论解释历史走向极端出现的弊病。但当时北大历史学科的发展，是进化论思想起作用，我看到蔡元培先生当时在北大的一次讲话，他把学科作了分类，分得很怪，将理科文科打散，再重新排队，把生物学和历史学排在一起。这显然是从进化观点来排的，是自然科学对人文科学的渗透。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青年人从自然科学中找到一些东西来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种强烈的愿望应当得到支持，要承认这个东西。但另一方面，青年人当时谈“危机”，却有两个问题他们可能想得不够。其一是，真正要从自然科学中找到有助于研究历史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得花功夫，得把自然科学中基本的含义、基本的内容，它与社会科学可以打通的一面究竟在哪里，要弄清楚。要有这样的素养。不能是偶然看到一本自然科学的书，这个论那个论，就以为找到研究历史的一种新奇的道路，这是不可能的。你不下功夫，就吸收不了。好比树大根深，最能够吸收营养，根不深，就不能充分吸收营养。年轻同志当时的想法，我感到有点急功近利。但此事本身，我不反对，我是支持的，希望他们稳扎稳打，尽量花点功夫。老的一辈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肃，不排斥吸收、启发，但是得用稳扎稳打的办法，把吸收看作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要能从小见大。拿中国历史来说，一些拦路虎，都是些大问题，涉及几千年或几百年的大问题。有些同志很想见效快、见效大，搬过来一个新东西，动辄想解决上下五千年的问题，想用一篇文章打开一个突破口。这是年轻人刚进入学术园地的一种很不实际的想法。如果有可借鉴的东西，也得从有能力把握的问题做起，眼光不要看得那么高。如果解决不了五千年，我解决了一百年的课题，不也是个大贡献吗？所以是扎实些为好。其二，我觉得年轻人在追求新东西的同时，对怎样发挥我们历史学科固有的一些优势这一点，也可能重视不够。近代自然科学的昌明，当然是在西方，二十世纪以来更如此，所有的“论”，无一是中国发明的，都是西方发明的，西方注意把这些东西广泛运用。我们现在注意这些东西，很好，但不能满足于跟在外国人后面走。在学的同时，还要有自己独有的、不同于外国人的做法，那就得有一个跨越。我觉得关键在于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这一套早已形成的关于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的方法，形成的一种风气等，这些是不能从国外找到的。这套东西，说得远，从两千年前我们就出现历史学科，而且是一门绵延不断的学科，这是世界上别人所无的。说得近一点，从清朝以来形成了一套处理史料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贵的东西。这些都是外国人研究历史、研究他们本国史所没有的，他们研究中国史也难于学到手。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能对国际汉学界多做贡献的方面。我们的青年同志在向外国、向新的思想追求的时候，对这些注意不够，或者把中国的传统看作包袱。我想，如果丢掉中国的优势，去追求新东西，充其量也只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不到前头，研究别的学问我不知道效果如何，研究中国历史就只能如此。

当年胡适、顾颉刚受西方影响搞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只靠从西方学来的东西，他们有传统的强大的中国学问作基础，有他自己的优势然后吸收新的东西。这同不重视自己的优势，只讲吸收的做法，是不同的。

我们后天要到广州参加纪念陈寅恪先生的会。陈先生思想之新，为他的同辈史家所不能比。实际上他从十几岁以后，在国外的时间很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很大。但对中国的优势所在，他发挥得很充分。对外国新的思想，他吸收也很自然。因为他优势发挥得充分，等于一棵树，根长得深，通过这个根系吸收的营养才多，更有选择，更有用，这样才形成自己的一套学问。陈先生学问的特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没有外国东西对他的影响，或者没有把中国传统优势发挥到这样的高度，二者缺一，都不可能达到。他的思想相当新，但是他决不标榜是某家某派之说。他不大使用新名词，必须使用时他很慎重。我们年纪稍大一点的人，能够给青年学者提供一点经验教训，提示他们：这样走很可能会走得更好一些；那样走的话，很可能会曲折一些。我们历史学科培养人才，要出一些出类拔萃的、扎扎实实的，而不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昙花一现的人物，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曾出现。在一个时期，也许他很有作为，但是没有把学问作一辈子的追求，作长期的努力，一下子可能闪光耀眼，使人觉得这里出了一个新星。但这个新星寿命不长，很快就消失了。我希望我们年轻人中间，这种昙花一现的人少一点。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而使懂得需要一辈子努力，需要持之以恒这个道理的人多一点。到那时，能出现一些既重视我们的传统、把握自己的优势，又能在新的思想领域里吸收营养的优秀人才。思想活跃起来以后，需要有选择。西方的思想本来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形成，要能够识别，不是所有新的东西，最后都证明有用。

有两句话可能对青年同志有点用处，即：思想不怕新，功夫不怕深。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相得益彰，丢掉一个的话，都不符合潮流。有深的功夫，才能辨别一种思想的价值。光追求如何新，可能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种做法对建设中国历史学科积极作用可能不大。反之，你如缺乏思想，只局限在一些饾饾饤饤的范围里面，不注意眼界的开阔，你的成就也不能超过前人。两条加在一起，就可以相得益彰，而且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避免或减少走弯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