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将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

田先生表示他支持《史学史研究》杂志的这一努力，并由此进入话题。他说：

我注意到报上登出的《史学史研究》今年第二期目录，上面有访问杨向奎先生的文章。我们一辈人跟杨先生他们一辈年龄相差十几岁，而经历和他们差别很大。杨先生一辈人，由于社会条件给了他们一个积累的过程，比较早就有成就，各专一方，在校教书或写出著作来，成绩都比较显著。我们这些人，是抗战末期的大学生，在解放前后进入历史学科的教学或研究领域。当然这批人的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的人由于个人努力，或是机遇性原因，学问不错。但是一般说来，这十几年的差别，对于学问来说，影响可大。我们上大学的时间，或者是处在颠沛流离的状况，或者是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方面去了。在这样一个政治条件下上的学，所以论学问是差了一大截。我这个不是客气话，是说明历史学界的实际状况。我也不是抹杀同辈中有少数人学问很好，但一般说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是在先天不足的状态下，后来一下子突然让你去充当历史学界的一个角色，从心理上来说处于很不相称的地位。我讲的实际上是说明对史学界总的估量问题。两代人培养过程中条件的差别，造成了学术状况的不同。

这里讲对史学界总的估量，不是说史学状况将一直这样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并非如此。现在确已面临一个转机。这个转机，我想，是寄希望于三中全会以后，招生制度、培养条件改变以后新培养的这批研究生。当时招生以后就有这个感觉，因为接触了这些学生，感到我们的学术振兴有一个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过程。大体讲是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那时我们国家将实现一个大转折，各方面取得阶段性成就，我们培养历史学科的接班人到那个时候也要取得成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这一批人。我对我的研究生说，我希望你们四十岁时，达到我这个水平。这里，刨去其他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和个人的条件之外，可以说是个算术问题。我们这一辈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除了读书时间的多少以外，还有现在给你们提供的其他条件。比如在读书的时候，心境就很不一样。我们这些人，解放前，是学生运动，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离开这个潮流，去上图书馆，心情是不自在的。解放后，按理说应该有条件让你做学问，但是政治条件却不让你这样做，在一些错误思想引导下，大家不敢做学问，有的人只能偷偷地读点书，那时候做学问挨批判。现在做学问受尊敬，心境大不一样了。最近十年，真正是做学问的黄金时代。这也是比较而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好的时代。说这些就是作为反面教训，反衬出今天年轻人和中年人，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对历史学科的现状，我的估价是不高的。这不是说对每一个人。对于许多人的成就，我很尊重。我是用自己这样的经历、状况，看周围情况类似的人而言，这一代人也许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但很难反映出比上一代更高的水平。希望寄予下一代。对于下一代，我是非常有信心的，下一代肯定会出现有一些人才，这些人中也许有少数可以称之为“大师”。现在称大师也不会犯错误了，过去大师这个词也不好用。现在可以称侯宝林是语言艺术大师，最近又表彰了一批工艺美术大师，大师一词已经被使用了。但是我们想一想，历史学科在解放后，是不是公认出现了一批大师？不好说。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没有希望成为大师，他们有的是在解放前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地位，具备相当的条件，假以时日，可以成为大师。但他们没有得到这种条件。我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人，由于时代条件不许可，解放后几十年，没有培养出大师。历史学界没有把哪一个解放后成长的人称为大师，如称陈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是大师那样。这是时代造成的一个错误。对此，大家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近年来这种社会风气、学术风气，也能够慢慢弥补。年轻一辈中一定有人上得来，但是步子要扎实，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我估计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们会出现一些大师，这个比例是多少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以来培养的研究生中，他们大都应该有所成就，其中，如果涌现出3%—5%的人成就较大，1%成为各种大师的话，这个数量就不小了。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前几年硕士研究生培养数量的增加，比例相当大，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加，现在当然刹车了，因为数量太多，质量下降，以及别的原因。总之基数相当大。在这么大的基数中，若按上述百分比，出现为各个学科的大师，包括我们历史学科中各个门类，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说，史学界就会有一个新的局面，会达到很高的水平，受到世界承认和尊重的水平。

在历史里头，中国史情况特殊，是中国自己的了。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历史各分支学科，我们到那个时候更应该取得与我们国家民族地位相称的成就。我们应有这个抱负，应看到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是打心里跟年青的这一辈人很亲切的。

历史学的发展还有个国际性比较的问题。别的学科，我不说它。拿历史学科说，要振兴，让它放出异彩，我们大陆同行责任特别重大，大陆同行有可能在今后一二十年出大成绩。我确实有这样强烈的信念。十亿人口的基数，要出人才。台湾、香港，海外华裔，也是中国人，也会出了不起的人才，但毕竟人口少，尽管有各种比大陆优越的条件，能涉及的问题，能达到的深度，能形成的空气，可能不如大陆。我接触到的一些港、台和海外华裔学者，许多人一说到学术问题都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尊重大陆。当然也觉得大陆这几十年耽误太多了，就现有成绩说，确实很不够。应该承认这一点，国家如此，学问如此，各方面如此。一说到今后，还是对大陆的信心非常强。中国人不笨，中国人勤奋，而中国人最多又是在大陆，大陆又有现在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读书的空气，这些都是好条件。中国历史学科搞出成绩，并不需要太多的条件，海内海外都是一样。我接触港台或美国华裔学者时，我感到他们都很尊重我。我明白这不是尊重我个人，是因为我是大陆去的，北京大学的教师。当然，我也很尊重他们。他们在功力、思想、方法上很有特色，值得我们效法。海外学者很多是台湾大学出去的，台大相当程度上把自己作为北大在台湾的延续。台大第一任校长傅斯年，他带去的台大台柱教授，都是北大清华去的。有这样的历史关系，这些人碰到一起都很尊重。更重要的是，看到学科发展的前途，大陆要担当主要任务。所以过去十年，人们对学术的发展，对国家各方面，意见不少，多半都是合理的意见。但是我对学科今后一、二十年可能取得的成就是坚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