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优等生

任弼时五岁那年，父亲要到离家10余公里的湖南省公立作民两等小学堂任教。由于路途远，往返不便，只得寄宿学校，但又怕弼时没有人指点，耽误学业，便将他带到学校同住。白天，父亲进课堂，任弼时也进课堂。父亲教什么，任弼时就学什么。课下，一张办公桌，父亲批改作业，任弼时就围前围后，写字学习。夜晚，一张木床，父子同眠。七岁那年，任弼时结束了“旁听”生涯，正式进入作民小学就读。成为了小学生的任弼时，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孜孜不倦地勤读，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作民小学在授给他的修业证书上写道：“本学年总平均分数八十四分一厘七毫列入最优等。”

1914年春节过去不久，父亲任裕道要到师资、设备更为优良的序贤小学任教，任弼时也转入序贤小学就读，插班进入三年级。来到序贤的第一天，全体师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新教室前，欢迎任弼时的父亲——他们新来的教师。在新老师的身后，十岁的小弼时走得昂首挺胸。在这段时间，他仍和父亲一起住在学校里，只有在节假日，才回唐家桥看望母亲和妹妹。

每次回家，任弼时都会主动帮助母亲种菜、打柴、养鸡、喂猪。任弼时的家境并不宽裕，全家开支仅靠父亲教书微薄的薪水和少量族中公田的租谷维持。但由于母亲的勤俭持家，一家数口即使粗茶淡饭，倒也其乐融融。这种勤劳俭朴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任弼时，他为此专门写下了《家风尚勤俭》：“吾常见能勤俭，贫者可以致富；不勤俭，富者亦贫。”就是说，贫困和富裕是会相互转化的，勤俭持家，就可以慢慢积累财富，但挥霍无度，即使之前家境富裕，也会变得贫困。他还由此联想到国家，在另一篇《国货宜维持》中号召人们把平时可以不用的、乱花的钱节省下来，参加储蓄。这是既节俭又救国的“两益之利”。

因为跟随父亲在外读书，任弼时不能像其他同龄人那样，在母亲身边享受细致体贴的照顾，但这反过来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自立自强信念的确立。他在作文中写道：“人之生也，当有益于世。欲有益于世，所贵者莫如自立。”说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人的一生要想有益于社会，必须自立。一个人自立了，一家才能自立。这样，“由家而县，由县而省，由省而国”。“吾国四万万同胞欲保国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时不尤宜自振乎”！要想保卫国家，每一个人都要自立。这种自立，要从小时候做起。

一天，任弼时读到一个故事，说宋朝一个叫富弼的人“识量过人，不好计较”。邻人咒骂富弼，有人听见了，专门去告诉他。富弼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豁达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这么大，人这么多，怎么会没有同名同姓的呢？这话后来传到那个咒骂富弼的邻人耳里，他感到非常惭愧。故事虽小，任弼时却读出了大道理。这就是要学会“礼让”，才能团结人，化解纷争，甚至用心胸和气度感化别人。他还告诉自己，在学校读书也要注意这一点。明礼让、戒纷争，不仅是任弼时童年自励的信条之一，也在后来伴随了他一生，成为他谦逊和蔼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弼时在序贤读书时，正值叔祖父任鼎延在家乡任教。任鼎延文武兼备，青年时代是清代名将左宗棠的部下，曾随左宗棠西征新疆，讨伐中亚阿古柏匪帮，立下军功；中法战争爆发后，又随军血战广西镇南关和越南谅山，因战功而获赐御匾“光照璧水”。这块匾就挂在新屋的门楣上，给任弼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任鼎延非常喜欢任弼时这个子侄，常常给他讲自己年轻时代从军保国的经历。这些生动的爱国故事，深深地感染了任弼时。他在作文中写道：“凡人之生，宜有爱国之心。”“日本欲夺我土地、财产，我国不让，将有一血战。”“有战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谋口腹自得安居而已。”表达了他愿意走上战场，抵御外辱的勇敢之心和爱国之情。22年后，任弼时确实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战斗在山西抗战前线，成为领导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战士，兑现了他幼年为国家许下的诺言。

1915年夏天，任弼时结束了初小的学业。短短的几年时光，任弼时的思想、生活、知识水平都大有长进，真正成为了一名优等的初小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