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如山父爱

1924年9月，任弼时开始在上海从事团中央的工作。这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决定，12月1日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8月，先后已经召开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的性质、任务、党团关系等问题已经逐步明确，在全国发展了2400多名团员，在全国11个省的20个城市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团中央提议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这时候直系、皖系军阀之间爆发了战争，直系军阀齐燮元盘踞江苏，皖系军阀卢永祥据守在浙江，上海是他们争夺的中心地区。为此，共青团三大的时间和地点都要再斟酌。团中央一面起草文件，一面抓紧时间派人去江西安源联系开会地点，因为那里革命力量比较强。

此时，原来主持团中央事务的邓中夏、林育南分别到北方和南方去巡视了，还有李求实又到苏联学习去了，因此，这段时间里团中央只有任弼时等人主持常务工作。

正当任弼时紧张地筹备共青团三大时，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这对于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子欲孝而亲不待”，任弼时陷于深深的回忆和哀伤中。

任弼时的父亲名叫任裕道，又名思度，年轻时候考秀才未中，在家乡办起了私塾，取名“时中馆”，做了一位教书先生。任裕道思想开明，新学兴起后，曾求学湘阴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与小叔任岱云办起了新式学堂——求志，劝学乡间，男女并收，晚间还吸收附近农民入学，办起了农民学校。求志学堂不教“四书五经”，代之以国语、算术、音乐、体操等新课程，村里的风气因之一新。虽然求志学堂只办了两年，却也开一方先河。之后，唐家桥一带接连办起作民小学、进德小学、仰山庙小学和同德小学等新式学堂，而任裕道也应聘为作民小学的国文老师。

对于任弼时而言，父亲就是他的启蒙老师。他从三四岁起，就跟着父亲描红识字、听史诵诗，一首《木兰辞》早早烂熟于心。窗前识字诵读，是父亲留给任弼时最温暖的记忆。多年以后，任弼时在玉泉山下养病，还挥笔写下了那首《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也许在那一刻，对于父亲的回忆更加绵长。七岁时，任弼时便跟着父亲入学作民小学。在父亲的督促和教导下，任弼时既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早早地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启蒙。在读小学的几年时光里，任弼时和父亲同吃同住，如今想来，可以算作父子俩“最亲密”的时光。当然，父子俩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在任弼时打算远赴莫斯科求学时，父亲曾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但是任弼时没有答应。在他看来，“人生远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

但是在漫漫求学的道路上，父亲始终是引路人和支持者。父亲带着他第一次出远门，是去长沙投考。父亲为了他的学业，曾专门去信询问学校的情况。为了任弼时能继续求学，父亲一直默默承受生活的压力……

自从离开长沙，后又远去苏联，四年多来，任弼时再没有见过父母家人。虽然期间偶有书信往来，但是也无法慰藉游子的思乡之情。回国后，任弼时曾想过回乡探亲，在年迈的双亲面前尽孝道，却无奈一方面事务繁多，另一方面薪资有限——上海大学的教师大多是义务的，即使有工资，还不如当时的一个高级技工，而团中央所给的津贴，每月只有25元，“家庭经济实无法维持”，因此探亲一事就搁置了。谁料想，这一搁置竟成了终身憾事，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再无报答的可能。

眼前，共青团三大召开在即，任弼时无论如何也无法脱身，竟然不能回去奔丧。这对于自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任弼时来说是怎样一种心痛！任弼时怀着莫大的悲伤，给母亲写下了家信，祈愿母亲的原谅。后来，任弼时得空回乡，专门到父亲的坟前祭拜，算作是最后的告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