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启蒙的不同逻辑

西方的启蒙是从神权到人权，从神性化到世俗化，专横的教会是批判的靶子。通过启蒙运动，西方社会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不仅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像“神奇的法术”一样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创造了比以往所有历史时期加起来还要多的财富和大量的人口，而且政治生活也逐渐步入了理性化、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资本主义挟着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生命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强大的文明体系，支配和主导了整个世界。经过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与西方文明的正面交锋，古老的中华帝国迅速崩溃瓦解，不得不放下几千年来形成的“天朝中心”唯我独尊的架子，加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

中国要现代化必须完成启蒙，这是自近代以来无数寻求救国强国之道的仁人志士的共识，但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启蒙？这个问题却存在分歧和争议，并在思想界造成不少混乱。通观不少“自由主义者”的著述，他们说的还是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话，什么人性化、世俗化、理性化等，好像中国人只能重复西方的路，这就很有疑问了。中国历史上神权早就终结，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并说“仁者，人也”“克己复礼为仁”。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统治者的官方学说表明，中国文化早就是“以人为本”，根本就没有神权与人权之争。可以说，中国人长期以来是“太人化”了，以致根本不受神的束缚，最多是“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祭神如神在”，对神非常功利，非常世俗。中国的问题大多不是因为太信神，而是太信“人”，太信皇帝清官，说得严重一点，中国人正因为根本不信神（神也代表着一种公共生活的观念），所以只能信皇帝。因此，中国需要启蒙，但是启蒙的逻辑与西方不同，虽然不能说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东西中国人不需要，但是不能把西方的启蒙标准用到中国来。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相信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和“万民的父母”，说穿了是皇帝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血缘关系”，所以他的合理性是不能质疑的，设想自己的父母天性就是恶的，总在设法剥夺和压迫自己，既荒谬又无必要。然而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存在着血缘关系或模拟血缘关系的大家庭，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就是以家庭为中心一波一波地推出去的，由此形成一个大圆圈，同乡、同学、义子、结拜兄弟、师徒，一切亲密关系都要与血缘关系挂上钩才可靠，没有血缘关系也要形成“拟制的”血缘关系，如变形的血缘关系和虚拟的血缘关系。本来血缘关系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都接受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如果把这种血缘关系搬到政治生活中去就会产生灾难。我们认为，中西文化的分叉最直接的原因是血缘关系在进入政治社会时是否瓦解，西方现代的政治文明是通过不断清除血缘关系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政治生活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如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民主制搬到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中去，就会扭曲政治生活的本性。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仍然是需要破除血缘关系对政治生活无所不在的影响，中国的启蒙应该有中国的特色和任务，说具体点，就是要把血缘关系留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用现代契约观念重新塑造中国的政治文化，使中国政治走上责任政治、法治政治之路，彻底清除“裙带政治”“人情政治”的封建余毒。

二〇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