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有本主、游心无穷的情感
文情关系在《淮南子》中是与文质关系、形神关系并列而又相通的理论范畴。
关于文情关系，《淮南子》强调“文之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于外者也”（《缪称训》），把文艺创作的根本特征归于“发乎词，本乎情”（《泰族训》），以突出文学思想中的“至情”观。所谓“至情”，《缪称训》描述云：
宁戚击牛角而歌，桓公举以大政；雍门子以哭见，孟尝君涕流沾缨。歌哭，众人之所能也，一发声，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
可见文艺创作之感人力量在于主体情感的孕发。在《淮南子》中，无论是“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齐俗训》）的发声说、“愤于中则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修务训》）的乐感说，还是“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主术训》）的成像说，无不本乎“至情”；而“至情”的外化所产生之声、乐、像，又与形神理论之艺术思想结构相埒，同具内质外文的倾向。
对情感主体性的研究，《淮南子》的作者亦颇有创思。《汜论训》云：
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
这种“中有本主”的情感意识与“自为仪表”的艺术独创意识属因果关系，构成情感理论的有机整体。因而其对文情关系的审美观照已不限于先秦儒家的“物感”说（产生节情观）和先秦道家的“自然”说（产生去情观），为文学艺术寻求到符合时代精神的情感主体。《齐俗训》云：
夫工匠之为连机运开，阴闭眩错，入于冥冥之眇，神调之极，游乎心手众虚之间，而莫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教子。
如果说这段记述偏重于对主体情感产生之创造技能的描摹，而赞扬其“神调”之功，那么，在《原道训》中有关“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纵志舒节，以驰大区”，“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的渲染与《俶真训》中有关“圣人论其神于灵府，而归于万物之初，视于冥冥，听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寂漠之中，独有照焉”的刻画，则无疑显示出由“至情”所达致的自由境界。
从文学的“至情”到自由的境界，反映了《淮南子》的自然之道的本体意义，人之作用的中介意义和文艺自身的审美特征。然若探求其文化根源，则又必须认识到与汉初楚声兴隆的关系。
就文化背景而言，淮南封国古属楚地，迨至汉初，淮南之地仍受到楚文化的历史影响，而表现出与邹鲁、燕齐不同的文化风貌。故其在哲学上，受老、庄之学歌颂自然、虚静人生思想浸润尤深；在文学上，又偏重对神话传说
、辞章文采的嗜好，尤其是对屈原作品追寻自然之至情和郁纡忉怛之深情的崇尚。宋高似孙《子略》卷四评《淮南子》云：“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错于不韦之流。”可见淮南虽“杂”，然受道家与楚辞之影响，最为明豁。此外，淮南与楚辞相同之处还表现于自然天象的记录、方言词语的运用、历史人物的品评、政治思想和治世理想的一致，尤其二者关于神话描述之相同，又显出与东方蓬莱神话相异的南方昆仑神话系统的特色。
就个人的文学素养而言，《淮南子》的主撰者刘安就是一个酷嗜《楚辞》而极有建树的人物。《汉书》本传载：
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从这节记载中可以看出：第一，武帝因好艺文而重刘安，刘安“善为文辞”之创作虽因资料亡佚而不可知，然从仅存的淮南小山《招隐士》全属楚声似可窥一斑。第二，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既表现了武帝明了淮南楚地之文化特征，又可从“旦受诏，日食时上”看出刘安对楚辞文学的熟谙。《离骚传》虽丧失，但从其它资料中尚能见其隐约。据王逸《楚辞章句》录班固《〈离骚〉序》所考，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一段评价即引自刘安《离骚传》。其云：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同光可也。
其对屈原志向、心性、文采的赞美，正是《淮南子》愤中形外，积内盈发之至情的表现。而屈原代表的楚骚文学既是这种至情的创作范例，又是这种至情理论的文化渊源；司马迁“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的文学思想，亦可谓既得屈赋之启迪，又受到刘安重主体情感之至情说的影响。
刘安楚声洋溢的文辞已消逝在历史的烟波浩渺之中，然其因承的楚文化精神却保存于《淮南子》的情感理论；放言之，这种理论化的深沉、刻挚、内在的“至情”，正是汉初创作中楚声兴隆的总结。
《淮南子》文学思想表现出兼综博采的时代特征，其中很多艺术精见在我国文学艺术理论时空中光采熠熠。然而，总淮南之成，其文艺观本质又属于汉初特定时期，而在它出现的同时，一个大文化时代的帷幕正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