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不胜质、素朴尚用的文用论

《淮南子》能于道家自然、质朴之美中表现出汉初积极入世的思想，并由此宣泄出强烈的文学致用精神。

首先，《淮南子》对文质问题的认识是基于对文艺功能的探讨。《泰族训》云：“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此以六艺为致用之书，显然接收了儒家的诗教、乐教思想。然对“乐”之本质，《淮南子》提出了“夫歌者，乐之征也”（《修务训》）；“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惨之志，乃使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本经训》）；民“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泰族训》）的系列命题，说明了“乐”为“通先圣之遗教”（《汜论训》）文治服务所应表现的至情。这一方面概括了汉初文学尚用的作用，一方面又因这一思想在理论上的定型，消解了汉初如陆贾、贾谊、晁错等人为求取“文治”而抗颜直谏的精神。

其次，《淮南子》将文与质对立起来，从表象上看是受到老子的大巧若拙、庄子的残璜不为美思想的影响，而其内容却是对文学尚用观的推阐。《诠言训》指出：

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在“两美”不可兼得的困境中，《淮南子》抛弃了儒家“文质彬彬”的理想，而偏向于道家主张，提出“美珠不文，质有余也”的重质轻文和“必有其质，乃为之文”的先质后文思想。关于先质后文，《本经训》有段论述：

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人之性，有侵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绖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

这显示了《淮南子》通过“载哀”与“载乐”对鉴赏主体情感差异和美感差异的深切体悟，其思想之本，仍通过“质”（人之性）与“文”（喜怒哀乐的表现形态）的关系来揭示人之性情感发于内、宣泄于外的致用意义。因此，紧接“必有其质，乃为之文”，作者又指出：“古之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群臣缉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进一步阐发了重质观念的内涵与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所以，在《淮南子》书中，有些重文的论述也是在“质美”的基础上讲求“文饰”，其“文饰”本身又起着使“质美”外现，裨益于世的作用。

再次，《淮南子》的适宜为美思想，也是文学尚用观的一种表现。这种适宜为美提法源于《淮南子》“中和”的哲学思想。《本经训》云：“太清之始也，和顺以寂寞。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同精于阴阳，一和于四时，明照于日月，与造化者相雌雄。”透过“静漠恬淡”、“和愉虚无”的哲学层次，《淮南子》作者在“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同和”（《主术训》）的社会人生和谐之境中又寄寓了“治国则不然。言事者必究于法，而为行者必治于官。上操其名，以责其实；臣守其业，以致其功”（《主术训》）的“有为”思想。再透过《淮南子》虚静神思的审美层次，《淮南子》作者所倡导的适宜之美已非一种“无为”的和谐之境，或美所处和谐之境的“恰当”位置，而是必须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和有益于世的尚用条件。符合客观规律而有用于世，则如“在颊则好”（《说林训》），反之，则如“贯甲胄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主术训》），无济世用，是为不美。因此，从美学的观点看待“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齐俗训》）的提法，是意识到了美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若就文学思想而言，则美与适宜的联系属于文用论范畴，这也正是“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修务训》）的思想深意之所在。

由此可见，《淮南子》的文用论之返朴归真思想，派生于自然文道观，而其中包含的社会、人生之致用精神，又正是汉初文人汲汲进取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