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2岁的我来到北京，住进中南海丰泽园，接着又随伯父搬到西花厅，在西花厅生活了十几年，后来的几十年，也从未间断地去看望他们。
多年来一直有许多作家、记者要求采访我，要我回忆与伯父伯母的接触中所受到的教育，都被我婉拒。我了解伯父和伯母的心，他们最不喜欢他们的侄儿侄女打他们的牌子，宣扬与他们的亲属关系。1993年，中国新闻社高级记者徐泓死死“盯”住了我，我仍向她说了自己的一贯原则。她的话却也十分中肯：总理和邓大姐在世时，他们不希望你们打牌子，你默不作声地工作，这是对的。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逝世，而你所了解的周恩来的品质和精神不能只属于你个人，他属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为了中国的兴旺发达，为了年青一代的人品修养，发扬周恩来的精神是有极强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你应充分地介绍出来，以教育后人，不应犹豫。于是，我才开始向来访者谈起自己在伯伯身旁的所见所闻。
1994年在海外流传了一本书，甚至影响到国内。其作者是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竟编造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但谎言总会被戳穿，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很快原形毕露，为世人所不齿。我在愤怒的同时也曾想：为什么我不把我所了解的伯父周恩来的真实情形告诉人们呢？
直到1996年年底，我去日本访问，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才促成我写这本书：日本静冈的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先生，他的祖上龟次郎先生是我的伯父周恩来1917年在日本留学时所读日语学校的校长，老人很赏识这位中国留学生的人品。中日建交时，周恩来总理不要日本作战争赔偿，如果是日本政府，肯定做不到，非常了不起！因此他在世时定了规矩，龟次郎的后代都要多多了解周恩来，要为中日友好作贡献。
作为后代的增田喜一先生十分敬重我的伯父周恩来，他并不十分富裕，在家乡静冈一个海边渔村办家庭工厂，做海鱼加工。但他几次到中国来，都积极参观周恩来的展览，为上海救助孤儿的慈善事业，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捐资。而且爱屋及乌，竟一心想娶位中国太太。
增田先生是个外国人，他因极为尊重周恩来，连妻子都坚持要找位中国女子。我由衷祝愿他能有个幸福圆满的婚姻。由此我想，连外国人都尊敬周恩来，希望了解周恩来，这使我更深切地感到，宣传我的伯父周恩来的人格魅力，他的作风、他的精神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于是，我下定决心，与作家铁竹伟合作，尽我所看所知所想所思，写出我的伯父周恩来。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