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典范：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密切合作

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与传播史上，苏州叶敬池、天许斋书坊等与小说家冯梦龙合作推出“三言”，苏州安少云的尚友堂与凌濛初合作推出“二拍”被奉为合作的典范。明末清初杭州的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且别具特色，其主要表现为：

（一）集精明的书商与多才的小说家两种角色于一身，成为文士型的书坊主。早在明代嘉靖年间，钱塘文士洪楩就为杭州的小说刊刻做出了榜样。他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洪钟是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善诗能文，官至刑部尚书。父亲洪澄为正德五年（1510）举人，官至中书舍人、翰林院待制。洪楩在祖父洪钟的“两峰书院”的基础上购书藏书，扩大规模，构筑了“清平山堂”，刊有《夷坚志》《唐诗纪事》等多种书籍。洪楩博学多才，眼光独到，是一位典型的文士型书坊主。清代藏书家丁申《武林藏书录·洪氏列代藏书》称赞洪楩说：“承先世之遗，缥缃积益。馀事校刊，既精且多。迄今流传者，如《路史》见于《天禄琳琅》，称其校印颇佳，深于嗜古；《文选》见于《平津馆鉴赏记》，田叔禾序称其得宋本重刊，校雠精致，逾于他刻，且文雅有足称者。”赞誉颇高。洪楩编刊的《六十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卷，共六十卷，勤搜宋元旧篇，分类合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话本小说选集，在小说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典型的范例还有杨尔曾、陆云龙等人，他们既经营书坊，又自编自撰，商业头脑与文化意识兼备。杨尔曾（约1575—？），杭州钱塘人，号雉衡山人、雉衡逸史、卧游道人、六桥三竺主人等。他是一位典型的文士兼书商，产量颇丰，曾以“草玄居”为名，编撰刊行了《新镌仙媛纪事》《许真君净明宗教录》《吴越春秋注》等，另有小说《狐媚丛谈》；以“夷白堂”为名，编撰刊行了《图绘宗彝》《文子缵义》《许真君净明宗教录》等，另有《海内奇观》《新镌通俗三国演义便览》等小说；以“武林人文聚”和“泰和堂”为名，编撰刊行了《韩湘子全传》和《新镌东西晋演义》等小说。可见杨尔曾是一位文人、学者型书坊主，自撰自刊，能为自己的书坊提供充足、优质的稿源，不像建阳等地的书坊受稿源的掣肘，只得求助所谓“京本”、“杭本”，或者雇人捉刀代笔，粗制滥造。另如钱塘人陆云龙，其书坊号为“峥霄馆”与“翠娱阁”。他因家贫而放弃科举，转营书坊，文化修养较高，经济意识很强，编刊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十六家小品》等在通俗小说与小品文流行的晚明时期非常畅销，商业效益大获成功。与大多唯利是图的书商不同，陆云龙兼具文人的多才手笔，能创作深受读者喜爱又颇具艺术成就的作品。如他创作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就因为满足读者对魏忠贤传奇人生的强烈兴趣而一举成功。其刊刻的质量也属上乘，“原刻本有图与旁批、眉批、回评，文字清晰，刻印精美，属明版小说中的上品”。杭州众多文士型的书坊主集书商与小说家于一身，使小说创作与刊刻既有经济效益，又不失文学价值，能较好地将二者结合。这是同时代建阳等地的商贩型书坊主唯利是图，为了满足稿源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的现象所远远不及的。

（二）一些书坊主与小说作家具有兄弟、挚友与同乡关系，亲情、友情与乡情的纽带使书坊主与小说作家容易沟通，互相理解，从而减少因酬金多少与审美差异而造成的摩擦和冲突，形成一个共同体，更具凝聚力与团结协作精神。如此，小说刊刻与创作能更好地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会针对某一时期市场需求的热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掀起一股小说创作与刊刻的高潮。如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刊刻的时事小说《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大获成功。由于时事小说注重时效性与新闻性，时间紧迫，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他将弟弟陆人龙拉入创作队伍，很快就创作、出版了反映新近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同样成绩斐然。陆氏兄弟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与《辽海丹忠录》大获成功，肯定会带动一批小说家与书坊主朝这个方向努力，在杭州小说界掀起一股时事小说创作与刊刻的热潮。这既是书坊主竞争逐利的本性，又是小说家共同的创作兴趣与热情使然。现存《皇明中兴圣烈传》《镇海春秋》等一批时事小说的作者与原刊者已经失考，但从其署名“西湖义士”“西湖野臣”来看，它们的诞生应该与杭州小说家、书坊主有密切的关系。此后，陆氏兄弟真诚合作，又创作、评点、刊刻了《型世言》，成为明末拟话本小说的典型代表之一，留下了小说创作与刊刻的一段佳话。另如笔耕山房的周围也聚集着西湖渔隐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一批好以“西湖”为名号的小说作家，其真实姓名与生平已经失考，但应该属于一个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沙龙”式群体，并与一些文人出身的书坊主或是挚友，或是同乡，交往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