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不信又信”

我们都知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医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出现过“废止中医”与“保卫中医”的剧烈冲突。废止中医思潮的影响甚至波及建国初期。是党和政府在纠正了错误的思潮之后，确立了正确的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此后才逐步走向了中西医并重的发展之路。

正是在建国之前的“废止中医”风潮中，郭沫若也曾说过：“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毕竟是经过了历史的人，他后来还是信了。其实，在他求治于中医，接受桑枝酒以前，他已经开始对中医有了不同的认识。

湖北蕲春的李时珍墓园，“医中之圣”四个大字曾镶于牌坊之上，就是由郭沫若在1956年时题写的。他在题词纪念时写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放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背景中，其实不相信中医的人并非只有郭沫若。即使名人之中也是大有人在的。如孙中山先生在西医束手之际，也是坚决不肯请中医的，为着这事，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赞誉。可惜的是，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都没能像郭沫若先生那样经历过中医后来的发展，否则他们也会像郭老一样改变看法的。中医并不因为某个人信不信而失其价值，但信不信却可以影响他是否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让不信的人信，让不用的人用，中医会没有发展前途吗？

说到这儿，一则用桑枝治好了疑为破伤风的医案又呈现在眼前，这是清朝末年时的事了：

咸丰初，邓作夫都阃奉檄征皖南，左额受枪伤，时贼势方炽，郑枕戈露宿，以至于肿势日甚，医者谓是破伤风，邪已内闭，不能治。有一老兵取桑条数十茎，以火烧其中，取汁和酒，令服，遂愈。此法曾见之方书，不意其奇验果如此。然则应验诸方，医家亦不可不谙也。

又是用桑枝，又是用药酒，这是共性的地方。但“以火烧其中”，取其汁和入酒中，这又是其特殊之处。这不是颇值得深入研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