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肾相交是中医学解释心肾之间生理关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五脏相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心肾、水火在生理上的相互关系以及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心肾相交理论发端于《周易》。《周易》以坎离之卦言及阴阳之用，以水火升降与否阐明万物之变化。认为：坎上离下，水火交错为“既济”；离上坎下，水火各别为“未济”。《黄帝内经》中虽未明确提出“心肾相交”这一术语，但已应用阴阳水火升降及五行生克制化理论来阐述心肾水火的对立互用关系。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明确提出心肾水火相济，指出“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明·周慎斋则首次提出“心肾相交，全凭升降”的观点，并指出心火肾水之所以升降，是由于真阴真阳的作用。至此，心肾相交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并经后代医家不断补充和发展，逐渐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胡婉英教授十分推崇心肾相交理论，认为其完美地体现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是古代哲学和医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五脏中，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君，肾主藏精为先天之本。心肾之间，水火相济，水升火降，两者功能协调即相交平衡对整个机体的生命活动起着主导作用。即在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体系中，心肾又处于轴心地位。

心在五行属火，位居于上而属阳；肾在五行属水，位居于下而属阴。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说：“心，阳也，而中藏血液；肾，阴也，而中藏相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以，心虽为阳属火，而火中有水，阳中有阴，如此则火不过炎而神志清明；肾虽为阴属水，却水中有火，阴中有阳，如此则水不泛滥而阴精温固。正如清·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所曰：“肾无心火则水寒，心无肾水则火炙，心必得肾水以滋润，肾必得心火以温暖。”即具体指出了在五脏六腑中占主导地位的心肾二脏，以水火阴阳、精气津血的相互资生制约，即相互调节和反馈，维持着整个机体的生命活动。

火性温热炎上，为何能降?水性寒凉润下，为何能升?一上一下，水火相克，又当如何相交?正如明·周慎斋所言：“肾属水，盖因水中有真阳，故水也随阳而升至于心，则生心中之火。心属火，盖因火中有真阴，故火也随阴而降至于肾，则生肾中之水。”可见，心火肾水之升降，全赖真阴真阳之作用。这里的真阴指心阴，而真阳指肾阳，是心火（心阳）、肾水（肾阴）升降的原动力。正常状态下，肾水上承以制约心火，心火下降以温煦肾水，如此，则心肾相交，阴平阳秘。

除了心火与肾水的相互制约、心阳与肾阴的相互资生之外，心血与肾精的同源互化，心神与肾精的互根互用，君火与命火的相得益彰，均构成了更为广泛涵义的心肾相交。所谓精血同源，是指心血和肾精同出于水谷精微，心血循行流注于肾中，与肾精化合为精；肾精入冲任上交于心，与心血化合为血。而心主藏神，为人体生命活动之主宰，肾主藏精，为人体生命活动之根本。精能化气生神，为神之源；神能控精驭气，为精之主，故养精可以益神，神清可以御精，如此则精神互根互用。此外，心主君火，肾主相火，君火在上为阳气之用，相火在下为阳气之根。君火为命火之统率，相火为君火之根基。人体五脏六腑的正常功能活动，一靠君火统率，二靠相火的温煦激发。

在五脏六腑中，心肾二脏实际上占据着轴心和主导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而肾主藏精，更为先天之本；还在于心肾相交不仅维持着心肾间的阴阳水火的动态平衡，还能调节其他脏腑，使其发挥正常的功能。脾阳根于肾阳又受心火之温，胃阴源于心阴又受肾水之滋，水火相济，则有助于脾胃腐熟水谷化生精微；肾水上承，肝木得肾水滋养，方能发挥其疏泄之性；心火下降，则肺金无心火克制，才得行其肃降收敛之功。可见肝肺脾胃的功能均受心肾二脏之调节。因此，胡婉英教授指出，在临证治疗心系疾病时，抓住关键之心肾二脏，兼顾他脏，可谓切中肯綮，庶几不殆。

胡教授还就心肾相交理论与现代医学的共通点作了探讨。她指出，如果仔细研究现代医学中的心肾关系，不难发现有许多地方与中医学的心肾相交理论相通。在现代医学中，作为控制机体有效循环和血流动力学稳定的两个重要器官，肾脏和心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在生理功能上相互依存，在病理状态下相互影响，在治疗上又有许多的共同之处。

现代医学认为，心脏通过每次搏动产生动力推动血液在体内循环，为人体提供赖以生存的物质，并且带走代谢产物。而肾脏作为维持正常体液容量及成分的重要器官，则发挥着过滤的作用，产生尿液，维持体内水的平衡，排出人体的代谢产物和有害物质，维持体内酸碱平衡，并且分泌或合成某些物质，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当人体为适应内外环境变化时，心脏受众多神经、体液因素的调节，再通过不断改变搏出容量和节律，来适应各种变化。而心脏这种功能的变化往往需要正常肾脏功能作为背景来完成。

一旦心脏或者肾脏的功能有所改变，都将会对彼此产生严重的影响。两者的相互影响主要体现在血流动力学、神经体液内分泌以及免疫代谢等方面。众所周知，肾脏参与循环系统的工作，因为肾脏可以合成和释放肾素、促红细胞生成素、前列腺素等活性物质，可以调节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与代谢。在肾脏功能异常时，容易诱发脂质代谢异常，导致心血管出现加速性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左心室肥大和重塑、心肌微血管病变和血管钙化；而在心功能不全时，由于肾脏血液灌注减少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激活等因素导致肾功能进行性下降。另外，很多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也是肾脏病的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等因素都可以加速肾脏病的进展。事实上，心血管疾病（CVD）是慢性肾脏病（CKD）的最常见并发症，而许多CKD患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CVD。两者在发病以及预防治疗上都有着极高的相关性。

近年来，心肾综合征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心肾综合征，是指心脏或肾脏其中一个器官的急性或慢性功能障碍导致另外一个器官产生急性或慢性功能障碍，是心衰和肾功能不全患者的非常重要的临床表现。该综合征即是心肾二脏相互影响的典型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中医学的心肾相交理论。

胡教授对心肾相交理论的推崇和深刻理解，体现并贯彻在她平时的临证实践中。在临床治疗心血管疾病时，十分注重心肾相关，并逐渐形成了她“心病治肾”的鲜明临床特点。

心病范围，从病机而言，不离乎“血脉之心”与“神明之心”有关的病症，胡婉英教授常比之为“器质性心脏病”和“功能性心脏病”。就临床表现而论，两者又常常合而为病。中医学常常以证命名，如心悸、怔忡、胸痹、真心痛、不寐、眩晕、水肿，甚至汗症、脏躁，均属于心系疾病范畴。如果从心肾相交的角度来看，一部分精滑梦遗或阳痿的患者，一般认为是肾之为病，责之为肾关不固，开阖无权，其实也属“心病”，其实质乃心君火虚，相火夺权而致。可见，中医的心病范畴，远较现代医学的心血管疾病范围要广。

论治心病，何以要治肾?胡婉英教授认为，这是由于心肾间的特殊关系所决定。心肾之间，在生理状态下，是以阴阳、水火、精血的动态平衡为首要条件，即“心肾相交”。当动态平衡被打破，即两脏各自以及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关系遭到破坏，不能互相制约和资生，就产生了“心肾不交”的病理状态。胡教授对心肾相交理论进行了深刻研究，认为目前对“心肾不交”含义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误区。就连一些教科书上，也把“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单纯看做是心火（心阳）与肾水（肾阴）的相互影响，把“心肾不交”仅仅看做是心火（心阳）与肾水（肾阴）之间的不协调。但实际上心肾不交应具有多重含义，它不仅包括心火旺肾阴虚证，还包括心火旺肾阳虚证、心肾阳虚证、阳虚水泛证等。如交泰丸就是用来治疗因心火旺、肾阳虚导致心肾不交的“不寐证”，而右归丸、真武汤主要用来治疗心肾阳虚、阳虚水泛之心肾不交证。对此，胡教授总结了“心肾不交”在心血管疾病中的表现，主要有：①肾水不升，心火亢盛；②肾阳虚衰，心阳独亢；③肾水泛滥，水气凌心；④肾阳虚衰，心阳不振；⑤水火皆衰，心肾不交。

胡教授还指出，“心肾相交”与“心肾不交”阐明了心肾之间的生理和病理状态，而且，心肾二脏，就其重要性来说，为五脏六腑之轴心和主导。但“治病必求于本”，就心病而言，何为治心之本?明·张介宾云：“肾为五脏六腑之本，为元气之根。”《素问·五脏生成》亦云：“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均说明肾在脏腑疾病，尤其是在心系疾病的病因病机中的主导地位。肾为先天之本，内藏元阴元阳，主持人体一身的阴精和阳气。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心之所以能维持正常的功能，必须依赖肾之滋润、温煦。心主血脉，心血之运行依赖心气的推动，但心气要靠肾之阳气的生发与温振，心血需赖肾精的滋化。故胡教授提出，尽管心肾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就心病而论，虽病位在心，其本却在肾。

此外，从发病年龄来看，心血管疾病除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炎之外，绝大多数发病均在中老年。中医认为年逾四十，肾气渐衰。据统计，发病率最高的冠心病好发于40岁以上，正是肾气逐渐衰败之时；而且，心血管疾病多病程长而久治难愈，“久病必虚，久病必瘀，久病及肾”。比如发病率逐年升高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各种心脏病最终均将发生的心力衰竭，都是长期患病，反复发作，最后引起高血压肾病、糖尿病肾病和心肾综合征。因此，胡婉英教授认为，对病程缠绵、久病难愈、反复发作的慢性心血管疾病，采用治肾为先的策略，一为缓图，二为求本。缓图者，对久发频发的心病，不求毕一役之功，缓慢奏效，所谓“慢病缓图，欲速则不达”；求本者，探求疾病的根本原因，务使用药直达病根，方能有效且药力持久。事实上，“心病治肾，缓图求本”这一学术思想，既符合中医的整体治疗观（心病不唯治心，治肾以求本），又契合中医的“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

那么，心病治肾，是否必须见有肾病证候时方可进行?胡教授指出，证候乃病机变化现于外者，就病机和证候的关系而言，直接关联者，其证易显，间接关联者，其证不彰。故证候有时表现明显（显证），有时表现不明显（伏证），有时甚至尚未形成（未证）。显证易辨，按图索骥；伏证可辨，但需审慎详查；未证难辨，不仅需要深察，还需理推，所谓“有者求者，无者求之”。至于治法，则需通常变，明取舍，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常法治显证不效，可变法取伏证治之，或显证伏证同治，甚或“发于机先”，治其未成之证。譬如，心病及肾者治肾或心肾同治，而肾病及心者更应以治肾为主，这是常法；心病治心无效或疗效不显者，试之以治肾求本，是为变法。心病尚未及肾，知当传变，宜治肾防变，且治本以巩固疗效。临床上常见一类心病患者，治心有效，辍药辄发。如心肌炎、心律失常，常因季节气候变化诱发，或因情志不遂而复发，胡教授也多从治肾入手，或心肾同治，或专从肾治，以收全功。胡教授还经常以慢性心衰为例，来解释中西医学的共通性，以及“心病治肾，缓图求本”的重要性。现代医学治疗心衰的策略，从20世纪60、70年代使用“强心、利尿、扩血管”药物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使用神经内分泌抑制剂（如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从追求短暂的血流动力学效应，到转变为注重长期的心脏修复，经历了从“治标”（改善症状）到“治本”（抑制神经内分泌过度激活）的改变。而肾素-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就是一种既治心又治肾的药物，它通过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从而减少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发生的风险。当然，肾素-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在治疗心衰时，并不如“强心、利尿、扩血管”药物起效迅速，但它可以通过抑制左室重构，达到长期修复心脏、提高生存率的目的。同样，中医治疗心衰，若以“益气温阳，活血化瘀，利水祛湿”等方法，虽可取一时之效，但停药辄发，需反复住院；如从治肾入手，虽起效稍慢，但能固本清源，疗效持久。这一点，已为许多临床报道所证实。

胡婉英教授治疗心血管疾病，重视心肾相交理论，提倡“治肾为先，缓图求本”的观点，但并不忽视其他脏腑的作用和排斥其他治法。五脏六腑为一有机整体，一个脏器发生病变，皆可影响其他脏腑之生理功能，继而产生病理改变。所谓，五脏相关，脏腑相通，各脏腑之间不仅在生理功能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为用，病理改变上也相互影响。若仅以心肾论治，便失去了中医以整体观念为指导的辨证施治的意义。临证病情繁复多变，岂是一方一法能奏全功?故胡婉英教授常说，在临证治疗心系疾病时，抓住关键之心肾二脏，兼顾他脏，可谓切中肯綮，标本兼治，庶几不殆。

近年来，现代医学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时，提出“双心疾病”的概念，即心血管疾病患者常常合并抑郁、焦虑症等心理疾患，其发病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生活质量明显降低。此类患者表现为焦虑、抑郁、恐惧、胸闷、心悸、失眠、呼吸困难、疲乏无力、心前区隐痛等症状，多在劳累或精神紧张后发生或加重。中医学认为，“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不仅是器质性的，也是功能性的、精神意识的，现代研究也证实，心脏移植的患者性格会发生改变。可见，中医的“心病”，既包括心血管疾病，也包括心理的疾病。一旦“心主血脉”功能受损则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主神明”功能失调则引起精神心理障碍，而两者并存正与现代医学的双心疾病相吻合。心理方面的活动，中医学将其统称为情志，情志太过或不及都会影响脏腑气血的功能而导致疾病的发生。而情志不畅又与肝失疏泄和调达、肝郁气滞有关，正如唐容川《血证论》云：“肝属木，木气冲和调达，不致郁遏，则心脉得畅。”因此，胡婉英教授在治疗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植入支架术后的患者时，常常重视调节情志，在治疗心肾的方药中，酌加疏肝理气、安神定志之品，如柴胡、枳壳、郁金、代代花、玫瑰花、酸枣仁、夜交藤等。

肺源性心脏病，是临床上比较多见且难治的心血管疾病之一，究其病因，是由肺病引起的心脏病。此外，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常常由于肺淤血而伴发肺部感染，或由于支气管炎诱发心力衰竭。这样的患者无法仅仅治疗心肾而不顾及肺脏。中医认为，心肺共居上焦清阳之位，“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一主气，一主血。肺司呼吸，朝百脉，助心行血，为心主持血液之循行提供保障。若肺气虚，则心气不足，鼓动无力，无力行血，血液内停，血行不畅，瘀阻心肺。或肺宣降功能失常，不能通调水道，导致水液代谢异常，聚成痰饮，上凌心肺。在水液代谢方面，肾为水脏，无疑占有主导地位，但也不能忽视肺之通调水道的功能。因此，在临床上遇到此类“肺心”患者，胡婉英教授认为，在强调治肾求本的同时，勿忘“调肺”，或补益肺气，或宣降肺气。

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在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过程中，除了重视保护先天之肾外，顾护脾胃也是胡婉英教授经常强调的诊治要点。脾为阴土，胃为阳土，主水谷精微和水液之运化，心血肾精皆源于水谷精微，而水液代谢除了涉及肺肾之外，还与脾胃有关。若脾胃失其健运，气血生化无源，则心气不足，无力推动，心脉失养，心脉瘀阻；或水液代谢失调，日久形成痰湿，阻滞脉络。因此，胡婉英教授认为，治百病均应顾护脾胃，非独心病使然。正如《脾胃论》曰：“人以胃气为本。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事实上，心血管疾病多老年患者，脾胃本已不足，又常常数病缠身，服药种类繁杂，难免脾胃不受损伤。故胡婉英教授指出，非必待脾胃受损征象出现，可“未病先防”，常在方中加上四君、焦三仙、陈皮、薏苡仁等健脾助运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