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官的由简入繁演进
“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唐代诗人杜牧的这句诗，通常被人们看做“官场”一词的“源头”。
“场”的定义很有意思，我们现在都知道“电场”、“磁场”、“气场”，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尽管客观存在，却又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官场”，同样是这样，我们可以把官场理解为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也可以理解成官员们的升迁沉浮，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官”，他们置身的这个“场”，却似乎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
另一个和“官场”亲密接触的文学作品，就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了。也正是因为这部小说，“官场”一词具有了一定的贬义，总是让人觉得，进入了官场，就有着身不由己的滋味，却又感到莫测高深的玄机。
既然是官场，那就要先把这个“官”字弄明白。什么是官？从古人那儿开始算，解释也是有好几种。有的说，官，就是管；有的说，官来自棺。不过，《墨子》里曾经有一段话，说的就是官的起源问题，听起来倒是很“实话实说”。按照墨子的意思，刚有人类的时候，肯定是没有官的。大家一起逮兔子、摘果子，忙着填肚子，也没啥别的事情。可是后来，人开始多了，除了找吃的，也有闲工夫了。于是问题就开始多起来，比如今儿是去河边抓鱼，还是到树林里捡点柴；吃剩下的半条羊腿是挂在山洞口风干，还是拿去换东西。对于这些问题，大家肯定意见不同。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主意好，别人的主意馊，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互相攻击了，话赶话的，难免就吵起来，即使亲爷俩儿都可能动上手。最后的结果，就算不闹出人命，也是脸红脖子粗的。
再往下，就开始出现“报复”行为了，发现了猎物不告诉别人，吃剩下的食物不分给别人，反正就是“你丫不听我的，你也甭想好”。时间一长，这搭伙“过日子”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谁见了谁都像乌眼鸡似的。
古人也知道“出现问题找方法”，于是发现，出现这样的“不愉快”，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拿主意”的人。就是猴群还有个猴王呢！所以，大家开始找那些胳膊粗、力气大的，或者脑子快、口才好的，纷纷对他说：“到底怎么办，你来决定吧。”于是，这个人就成了部落的首领。
可是，人口越来越多了，事情也就越来越多，这首领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了。所以，他又物色几个虽然不如自己，但是可以作为“培养对象”的人，叫他们帮着自己，这个去处理一下昨天死了的人怎么安葬的问题，那个带着人去给老天爷磕几个头，请其下点雨。这些人，开始还只是临时指派，后来就成为专门处理日常事物的人了。
第一批官，在黄帝时代就有了。传说黄帝打败蚩尤后，觉得自己的摊子铺大了，开始把那些得力助手的权力确定下来：驾驭七种野兽助黄帝大败蚩尤的马师皇被封为牧政官，主要职责是掌管衣食住行和驯服六畜；在战场上救治伤病和制造药品的炎帝被封为医政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医药事物；制造出蚕丝的嫘祖被封为财政官，主要职责是掌管国家的财务和收支；战功卓著的力牧大将军被封为军政官，主要职责是带兵征讨四方；联络各部协同作战的伏羲被封为行政官，主要职责是管理日常民生杂事。
不过，墨子也说，那时候的官，“维辩使治天均”，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的官是按照公平的道理来治理人民。这可能是最早的“公仆说”了。但是，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王朝夏朝诞生的时候，官也就真正具备了国家职官的形态，其权力和地位开始产生了变化。这时候，官不再是为民服务，行使管理职能，而开始一点点地发展为对“民”进行统治和役使。
夏、商、周在历史上被称为“三代”，这期间，统治机构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变化，职官的种类和数量也要跟着“与时俱进”，变得复杂起来。后来，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密，基本上朝着一个官“主抓”一项工作上发展。这样一来，权力分出去，一人一点点，然后又有一个上级领导进行指挥，一层层“垒”出一座权力“金字塔”，而抬头看，高高在上的那个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官——皇帝。
中国的官僚体系，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并且，这样的一套政治体系，也曾经是很多国家学习的榜样，而“官场”的长久存在与发展，衍生出一种“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2.官员和皇帝的“互动关系”
前面提到了，在“官场”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坐着的是皇帝。从理论上来讲，皇帝是天子，他下面的所有官，都是听命于他，并辅助他的。
常识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官”对“民”来说，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但到了皇帝面前，就成了乖巧的奴才和走狗。
的确，过去讲究“君君臣臣”的纲常，也就是说，君是主，臣为次。当官，首先要做的，是处理好这个“君臣关系”，因为人家当皇上那是“奉天承运”，而你的官位却是皇上“赏赐”给你的。惹恼了皇上，你的权力就会被没收，这就应了那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管你是想造福百姓还是要鱼肉乡里，基本上都没戏了。
不过，真要是还原一下历史，很多时候却成了反过来的事情。大臣们通常会被比喻成皇帝的手足和耳目，是替皇上办事的。皇上手里掌握的各种资源，这是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地为其卖命的筹码，他只需要布置任务、下达命令，根据大臣完成任务的效率和质量来论功行赏就一切“OK”了。
但问题出在中国这几千年来的皇帝，是一茬一茬更换的。而每一次“轮流坐庄”，都离不开臣子们的帮助。要是哪个臣子没事的时候想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什么的，今天还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说不定明天就会变为阶下囚。从王莽篡位到司马氏夺权，这样的事情没少发生。
于是，古代的君臣关系，有的时候是君强臣弱、有的时候是君弱臣强，差不多也是“忽冷忽热爱感冒”的。
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中国出了一些有能力的皇帝，但更多的却是那些因懦弱而无权的皇帝。而且，越是到了王朝的末期，表现越突出。
开国皇帝们一般还都是比较牛气的，能打下一片江山，对付手下的“官”们自然也有一套。史书上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打发臣子的方式还是比较温和的，传说中的朱元璋“炮打庆功楼”就显得比较歹毒，但所有这些“鸟尽弓藏”的花招，都是想让官员们知道，究竟应该“谁说了算”。
朱元璋也好、赵匡胤也好，再说到“杀韩信”的刘邦也好，这江山他们总是想一辈传一辈，但这使阴谋和耍威风的本事，却不一定能够总在他们后世子孙们的DNA里，后来接班的皇帝，从小就养尊处优地长在皇宫里，身边除了一群群花枝招展的女人，就是一队队尖声细语的太监，人生的艰难和磨炼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属于扯淡了，就是人情世故怕也是越来知道得越少。可手下的臣子们却不一样啊，一点点进步到拥有现在的地位，注定会在见识、学问、办事能力上有过人之处，强过皇帝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时候，皇帝和臣子们的关系就开始微妙起来了。因为自己能力有限，这“治天下”的任务完成起来就显得很艰巨。本来这大官小官在皇上那里得到优厚待遇，毕恭毕敬地工作，心里头想的就是感谢国家和高唱“皇恩浩荡”，但现在发现皇上原来离开自己就“玩不转”，难免就得意起来，从开始的时候“没事偷着乐”，一点点地，矜持就变得困难起来，直到发展到“得意忘形”的地步，而这个时候，皇上就要战战兢兢了。
什么叫“高处不胜寒”呢，这金字塔顶上，皇帝是一个人，但塔顶下的大臣是一帮人。臣子们可以颂扬你“万岁、万岁、万万岁”，可以服从你并且“谢主隆恩”，可他们也可以反过来剥夺你、除掉你。
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虽在名义上贵为天子，但在实际上甚至连诸侯国的宰相都不如。而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基本上就是个傀儡罢了。唐末时期，皇帝甚至完全沦为节度使朱温的玩物。
君臣关系注定是要此消彼长。强势的皇帝，可以让臣子们俯首帖耳；聪明的皇帝可以借力打力，用一帮大臣治另一帮大臣，从而取得平衡；废物的皇帝，要么是和全部大臣对立起来，要么是倚靠一帮大臣。结果呢，那就是被架空或者被抛弃，反正是要大权旁落，结局悲惨。
其实，皇帝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反复强调所谓的“忠君观念”，大力表彰“忠臣”，努力让所有人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臣对君要无条件地忠，无条件地奉献一切。而君则不需对臣承担任何义务——“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不臣”。
3.驭臣之术是“高段位”权谋
离开臣子们的辅助，皇上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但过于倚仗臣子，皇上又可能成为臣子们“弄权”的道具。这样一来，臣对于君来说就成了一把“双刃剑”，时刻得小心别割着自己。
所以，对于“民”来说，皇帝和官员是“一伙儿”的，但在他们内部，却也时刻存在着“斗争”。皇帝要坐稳自己的龙椅，就必须时刻把臣子们攥在手心里。臣子们喜欢说“效犬马之劳”，但这马的缰绳，皇帝必须抓紧。于是，皇帝对臣子们的防范和利用，也就逐渐丰富成了一整套“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方法——驭臣之术。可以说，如果一位君主能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借助手中的权力创造出自己的丰功伟业，那么，他一定是一位深谙“驭臣之道”的权谋家。
而这所谓的“驭臣之术”，说白了也无非就是两点目的，一个是怎么样叫这些臣子更卖力、更听话；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防止臣子们不卖力气和不听话。
这样一来，作为基本手段也就相对简单起来，离不开“巴掌”和“甜枣”——威胁和利诱两种。
俗话说，和气生财。对于“官场”来说，大家当然也是希望“他好我也好”的。所以，皇帝首选的“术”，还是赏赐。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大官小官”们来说，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当然是为了升官。于是，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赏赐的主要手段——干得好的有糖吃。由于人性的贪婪，升迁的愿望是很难“知足常乐”的，但这晋升却不能一点限制也没有。否则，不断“要求进步”的臣属们早晚有一天就会和皇帝平起平坐了。
皇帝也不傻，他想出的办法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也是尽可能纷繁复杂，此外加上大大小小的等级……这样一来，谁想进步都可以，但是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慢慢往上爬。登上去一格，叫你谢一次恩；升一次官，叫你努一回力。就是出现“连升三级”的好事，前头还有好多层等着你呢。想爬到顶上去，那就唱“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吧。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中国古代官职制度发展得体系完备、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
可是，再周密的计划也是会出现意外的。谁也不能保证那些各种“商”都高人一筹的家伙不出问题。重臣、功臣、能臣历代都有，所以，一些权势、声望和能力才华等方面已经产生威胁的官员，必然要成为皇帝防范的重点对象。
从罚重也必到刑于将过，皇帝也设计了很多措施。当臣子的权势足以和皇帝抗衡，基本上他们也快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了。而所有功高盖主、锋芒毕露的臣子，也都会成为皇帝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另外，皇帝时刻不忘的还有“树威立尊”之术。因为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与其等着臣子有了犯上的思想苗头再处理，不如平时维护好自己的威势和尊严，让别人先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惧的念头，也算“不战而屈人”了。
这一点，从皇上被呼为天子就可以看出来，既要让你知道我坐在这把龙椅上是理所应当的，又时刻提醒你“伴君如伴虎”的危机感，让你那点小心眼儿除了害怕和崇拜，没空寻思别的。
“坐山观虎斗”同样是皇帝的一种驾驭之术。这也属于“发动臣子斗臣子”的战术范畴。在一种便于皇帝操纵的权力结构下，让臣子们互相产生矛盾，利用官场里的集团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来“以臣制臣”，皇帝基本上就可以处超然的位置上了。这好像电视剧里的和和纪晓岚在那里“咬”得越厉害，乾隆爷越哈哈大笑着如看“西洋景”。
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这都属于皇帝的“政治平衡术”，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利益，皇帝不但不会去当“和事老”，反而会有意无意地制造和保持他们的对立，自己正好在上面操纵、分而治之。
对于皇帝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纵观历代君主的驭臣之术，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卑鄙、技巧之圆滑老辣，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而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自然而然地会被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于是，官场谋略才被不断“发扬光大”，成为古代官员们的“必修课”。
4.做官是“危险”的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好了歌》不管怎么唱，也改变不掉人们跻身“官场”的渴望和如痴如醉的追求。
当官可以光宗耀祖，还可以一呼百应，面子和特权似乎都可以成为人们在梦里都乐醒的理由，相比之下，“奔仕”路上的一切酸甜苦辣、悲欢离合，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不过，这做官的权力和待遇毕竟是皇上“赏”的，给多给少人家说了算，况且，能给你也就能要回来。所以，做官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如果不时刻提高警惕，丢官事小，一旦“龙颜大怒”，命都搭进去了。
但凡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基本上下场皆不尽如人意。越是曾经居高位、享大名者，越几乎没有一个人的结局是完满的。比干进谏忠言被掏心，韩信大破项羽被杀害，周亚夫平叛乱终绝食而死，岳飞满腔热血竟被害死于风波亭，于谦枉死于刑场，袁崇焕被处以凌迟。每当朝代更替之时，就是功臣被诛之日。武则天以强力手腕建立武周朝，不惜掀起一片血雨腥风，一直屠戮到自己儿子孙子那一辈；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杀光了自己身边所有的功臣。
“君尊臣卑”的格局，说起来应该是从刘邦得了天下以后，叔孙通积极筹划、自编自导出了“朝仪”才产生和确立的。草根出身的刘邦“今日始知皇帝之贵”，心里自然“很爽”，而这么好的心理感受当然要“持之以恒”了。
这种君臣关系的变化，让那些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老弟兄，谁也不敢再放肆了。那么，无形之中，彼此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
不过，汉代的丞相三公，还是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严子陵甚至还敢对汉光武帝给的官职说“不”呢。但到了唐代，大臣们的权力就开始被削弱了，连“刑不上大夫”的保护也不提了。
到了宋朝的“杯酒释兵权”，臣子的权力更是被剥夺和分化得厉害，很多官职都成了虚职了。
另一个平民皇帝朱元璋同样让君臣关系来了一次“急转弯”。首先他提出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的规定，并且设立廷杖之刑和特务机构。这时候，做臣子的可不是没有权力那么简单了，皇帝已经彻底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他的喜好和情绪，都可能影响一个官员的升迁、贬谪，甚至导致抄家、杀头和灭门之祸。
于是，在伴君如伴虎的险恶官场，所有人其实都是难卜吉凶的。白居易有两句诗，写的是大白话，说的也是大实话：“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这些被百姓称为“大人”、“老爷”的官员，其实也只是皇帝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罢了。
再往下，做个下层的官员就更不容易了，所有的上司都得应付，要是一不留神得罪谁，可能就丢官降职，甚至是杀身丧命，
要是算一下，官场上的“冤死鬼”从来都是“前仆后继”的。战国时期楚国的屈原，被自己的同事上官大夫“进谗言”，终于被挤兑得跳了江。帮刘邦打了天下的韩信，最后“鸟尽弓藏”也死于非命。还有文种帮勾践灭了吴国后被赐死，岳飞、于谦、左光斗、袁崇焕等，都是埋头苦干落了个祸从天降。
再说到朱元璋的严刑酷法，就因为有了“廷杖之刑”，大臣们就被皇帝任意他侮辱屠戮了。朱元璋对待江南地区极度不信任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如朱元璋在位31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30次，而且这30人当中，据清朱彝尊考“洪武中，苏守三十人”遭到“左谪”、“坐事去”、“被逮”、“坐赃黥面”、“坐法死”者就有14人。尤其是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冤案，一下子刺痛了文人的心。当年，朱元璋借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旧居修建官府、疏浚运河的名义说魏观“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一下子杀了魏观、高启、王彝等众多文化名人，可谓骇人听闻。
《菽园杂记》里写朱元璋做皇帝时的“官场”，真的是“白色恐怖”：“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最主流的文人心态，应该是“全身而退”，这样仰人鼻息的生活，实在苦不堪言。
当然，不可否认在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古代官场上，有不少人能够存活、富贵始终。要是细究起来，这也是当官的“诀窍”了。不管是随机应变还是以不变应万变，总之要对千变万化的官场能够“自有一套”，才可以保命固位。
而只要“留得青山在”，当官的好处依然值得在“风口浪尖”上去博弈一番的。
5.掌印就是掌权
当官讲究的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行使权力的道具和凭证，就是“官印”，反过来说，“拿印把子”也就成为当官、掌权的代名词。掌印就是掌权，古代官场，用不同的铸印材料和印绶颜色来显示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
设置官职要授予“印信”的制度，大约的开始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苏秦游说天下，配“六国相印”的故事，一直以来都被人们传扬，而且，从考古的角度来说，人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官印封泥。这主要是因为在夏商以及西周时代，统治天下的基本上就是几家贵族，论起来，大家除了堂兄弟就是表叔侄的关系，这样由血缘构成的统治网络，也不需要什么别的“证件”了。而到后来的战国时期，政权组织为了提高“战斗力”，开始向庶民开放，但那时候又没有什么“互联网公示”，才有了这么一个主意。
官印代表了权力，所以也就决定了人们对“印”的态度。单从《三国演义》里来说，这样的“段子”就不少。诸葛亮怕摆不平“关张”，要和刘备“乞印行令”，关云长准备从曹操那里“开小差”，就整了个“挂印封金”的行为艺术。
相对比较完善的官印制度，到了秦代的时候就已经基本上形成了。那时候，上到丞相、太尉，下到郡守、县令，都要在被任命的时候由国君授予官印，而且，还发给一个用来拴在印纽上的带子，这就是印绶，这样，当官的就要像对待新买来的BP机一样，须臾不离地挂在身上，当时的刘邦，是一个泗水亭长，基本上也就相当于镇武装部主任的小官儿，也曾经配发了“半通之铜”，他那时候整天游手好闲，可挂在腰间的铜印摇来晃去，也觉得自己神气活现。
人们对“官印”的“敬意”，从项羽造反的事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为了搞好“防御措施”，急忙忙地把项梁叔侄请过来商量对策，哪知道，人家老项家那爷俩儿也憋着劲要反呢。于是，项梁一个眼神，暴脾气的项羽就拔出宝剑把殷通的脑袋砍下来了。然后，项羽从殷通的裤腰带上把郡守的大印解下来自己戴上，这就算是新的郡守了。就凭着“佩其印绶”，居然也能行令各县，“得精兵八千人”。
认印不认人，这样的制度到了汉朝依旧没有改变。相传汉武帝时，朱买臣被任命为会稽郡守，上任前，他回到自己借住的驿馆。这个朱买臣在历史上是比较有名的，因为他穷得实在离谱，老婆主动提出和他“离婚”。所以，估计这样的“笑话”早就传开了，所以，吏员们看到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谁也没给他好脸子。
朱买臣以前很穷，可是人家不傻啊。于是，他掏出怀里揣着的印绶，当着众人比画着怎么戴好看。于是，所有人都傻了眼，马上挨个排好队，过来给他叩拜见礼。官印的威力，从这个故事里也可以看出来，在人们的观念里，印就是权，权大于天。
印既然代表了权力，那么保管大印的工作就成了“重中之重”。
秦汉魏晋时期，属于一官一印的时代，所以，人和印要做到形影不离，到了唐代以后，印一般保存在官府里，如果出现了丢失的情况，是一定严惩不贷的。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镇南卫百户胡凤，将他掌的印信，寄在小旗方细普家，三日不取”。受到的处理就是充军发配。可见“官场”对于“官印”的慎重。
据说蔡京当丞相的时候，有一天准备“用印”，拿起装印的盒子，觉得分量很轻，又用手摇了摇，没有声音。心里觉得不对，于是说，“今儿先不盖章了，明儿再说吧”。一般这样的情况，就是下面的人偷出印去“舞弊”了，真闹起来，蔡京也要受到处罚，所以，干脆来个装糊涂。到了第二天，再看印盒里，大印果然回来了。这也算官场上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因为闹起来，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6.传统的“官本位”思想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的《神童诗》，所反映的是一种全社会“达成共识”的强烈期盼。“读书高”并不是重点，而读书以后，“学而优则仕”地混个一官半职，才是真正的目的。
在古代社会，官员成了权力的化身，也成为了权力的“具象”，官越大，权力越多，好处越多。于是，当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能够成为一种巨大的诱惑。这也就是在很多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的产生与存在，是和官僚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分不开的。经过两三千年的运作与完善，在古代中国，“官”已经形成一个组织严密、层次分明、运作规则明晰的特权阶层，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它永远是从自身的阶层利益出发制定各项成文的法律政策和不成文的获利规则。换句话说，做官，跟着来的就是财富、荣耀和特权。
主流的儒家思想也不断教化民众要崇官、敬官和做官，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导向，强调官怎样治理社会和驯化民众，官是社会的主宰。
古代中国，从士、农、工、商的排行就可以看出，决定人们地位的并不是经济关系而是权力。想喊出一句“有钱就是大爷”的狠话，在古代是行不通的，真正独立的特殊阶层是官僚。
举一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地主，官僚地主们的身份属于和皇族一样的“贵”，而那些开田耕地和经商致富的地主就成了“土地主”，就算家里用金子搭灶台，也不过是个“民”，属于“没身份”的人，只要你没有“功名”，一口袋元宝换不来一件绸子衣裳，只能穿布衣白袍。这就是区别。
古代社会中权力两极分化十分严重，权力永远归官僚，其余各阶级、阶层皆是毫无政治权力，导致权力结构严重失衡。官僚阶级就像是生物链顶端的物种，所有官僚，只要享有了政治权力，别的都变得顺理成章。
可以看出来，在“官本位”社会中，官职是人们疯狂追逐的最高目标。干一切事情都是手段，做官才是最终目的。而官位几乎成为“一般等价物”，是衡量一切人对错、好坏、善恶、真假、美丑、成败、荣耻的唯一标准。一切社会职位、职业，只有换算成官位，才可以辨认，才可以比较，才有价值，才能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任何人之间，同样是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级别高低，作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敬官、畏官、官尊民贱、官主民奴的社会心理。
“我中了！”当范进喊出这么一声就开始兴奋得发疯的时候，了解了人们对于官的迷恋、渴求，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那个赏给范进耳刮子比挖鼻孔还顺手的“屠夫岳父”，就算是为了给“好女婿”治病，抬起的手也开始哆哆嗦嗦了。
官民之间差别太大了，使得人们都希望自己做官，都认为光宗耀祖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当官。因为中国人除了有官，其他的，那就剩下官的奴隶了，一般情况下，也叫“老百姓”。
和官比起来，作为老百姓——“民”的一方，那“做人的差距可就太大了”。明朝有个学者叫侯方域，他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民”的基本生存状态的速写——“明之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灾加之，官吏之食渔加之，豪强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胥吏。”
注意看这最后一句话，“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胥吏”，胥吏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其实算不得官，说得不好听点，不过是官的“腿子”罢了，但是他们也勉强算得上是官僚特权的“神经末梢”，这就够普通老百姓追求一辈子了。真要是衙门口里有了这么一位，那是值得全族庆贺的大事了。
7.向上的台阶很严格
说到做官的理想，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贪污受贿”的方便和“草菅人命”的特权。还是拿前面说到的“金字塔”来形容，做官，人们更是想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正如有钱的“土地主”只能穿“布衣”一样，不仅仅是穿，古代社会里，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想“越雷池一步”，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罪。
我们夸一个人的相貌，有时候会用到“富贵相”这个词，但在过去，富是富、贵是贵，这是两个并不贴边的概念。有钱就可以叫做富，但只有拥有什么特权的官宦之家才能称得起这个“贵”字。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没有官爵，家里就是有一座金山，也和贵字八竿子打不着，见了县太爷得下跪，犯了法就得打屁股。
从穿上说，只有黑白两色，不准披金戴银，从住上说，就是弄一上万平方米的房子，也只能是三开间，而且屋顶上不准有瓦兽、房梁上不准画彩绘。要是再往前，数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是连肉在平时都没资格吃的。因为只有当官的才是“肉食者”，他们才可以随时吃肉。
再说到行，出门不准坐轿子，也不准摆仪仗。孩子大了想找个“好人家”的姑娘，那也只能上平民家里去找，结婚时想多办几桌酒席都不行。窝窝囊囊活了一辈子，死了也只能穿一套衣服进棺材，棺材也只能是松木、杉木的，不准漆成红色，抬棺材的不准超过十六个人。坟头不准高过四尺、周围墓地不准超过九步，原则上连墓碑都是不准立的……就算这些你都能忍了，可还有官吏的苛捐杂税、敲诈勒索等着你呢，万贯家财的安全感几乎为零。
要想改变这样的状况，出路是只有自己也成为“官”，当了官身份就不一样了，也是贵人了。况且，富了不一定贵，贵了再想富，那就容易得多了。出门也坐上轿子了，打上伞盖了，看见平级的官，拱拱手就潇洒地走了，再也犯不上提心吊胆地闪到一边去了。
不过，做官也有大小，对于大多数的百姓来说，是个官就可以很牛气。但在官场内部，还有更严格的等级规定，对于权力欲比较强的人来说，那就得“同志仍需努力”了。
即使做了官，穿什么服装、坐什么轿子、府第用什么颜色的大门和台阶、需要多少护兵卫士、出行时打什么旗子、要什么摆设以及听什么样的音乐、用什么样的弓箭、祭祀时用什么样的供品等等，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不许僭越。
首先就是官服的等级最为鲜明。历朝历代都对不同品级的官服进行了颜色上的规定，一般都是从紫色、红色、到绿色、青色，自上而下进行分类，也正是因为紫色的品级比较高，通常是三品以上的高官，才有了“红得发紫”一说。
我们提到过，官职是越分越复杂的。到了明清的时候，单单从颜色上已经不够分了，于是“补服”制度又应运而生了。“补子”就是一块绣了图案的方布，缀在官服的胸前。官阶不同，补子上的图案也就不同。文官是飞禽、武官是走兽，具体的分类如下：
文官一至九品的图案依次为：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雪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
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八品为犀牛，九品海马。
清朝又在帽子上做文章，用以区别官员等级，叫做顶戴的帽饰。通常革职或降职时，即革除或摘去所戴顶子，另外，皇帝可赏给无官的人某品顶戴，也可对次一等的官赏加较高级的顶戴。例如总督为从一品官，赏加头品顶戴，即等于按正一品待遇。以红宝石为最高，依次为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磲、素金、镂花阴文金顶、镂花阳文金顶。
除了穿着打扮，和官与民的区别一样，不同级别的官，住的房屋也不一样，比如一品、二品的可以住“五间九架”，门房“三间五架”，而三至五品的就得改成“五间七架”和“三间三架”了。并且，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在屋顶上装饰瓦兽，大门的颜色、门环的材料也要根据级别而区分。
再一个区别就是出行的“谱”了，明清的时候，一个九品芝麻官也有两个扛着板子的皂隶跟随，而唐朝的时候，一品大员的出门仪仗，要达到几百人之多。
而所有这些烦杂细致的待遇规定，也就成为精心设置的一个个“目标”，让无数人沿着这样的台阶努力向上爬去。
8.文武分家到“将相难和”
在说到明清时期的“补子”的时候，文官是飞禽图案、武官是走兽图案，俨然是两路人马了。但在最早的官僚体制里，王侯公卿和大夫们都是既主抓行政又兼管军事的，就是说，不仅有统治的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亲自统率着。不过到了战国时期，统治的范围不断扩大、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复杂，这时还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就难免有些力不从心了。
伴随着征兵制度的建立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以及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君王迫不得已开始进行文臣武将的分家，文官的领头人便是“相”，武官的统领者便是“将”。
将军原是春秋时晋国“六卿”的称号，并不单是统兵官的专称。秦国设立将军的官职，是在秦昭王时，秦昭王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拜魏冉为将军，保卫首都咸阳，从此以后秦国才有了将军，但是，秦国的将军不是固定专职的，往往是在出征时由国君临时委任的。
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其职位仅次于相。燕国的乐毅、赵国的廉颇、魏国的吴起、齐国的田忌都是赫赫有名的将军。
应该说，“官分文武”和西周、春秋时的政权、兵权归于一人相比是有进步的，这是因为真正文武全才的能人毕竟是少数，政治能力和军事才能也算是“一个前门楼子、一个胯骨轴子”的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对于皇帝来说，还有更深一层的好处，那就是大臣的权力分散了，并且因为各种各样的心态，还能够互相监督，而这样一来，权力又能更好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了。
关于相和将的关系，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将相和”的故事了。一个大度宽仁、一个知错能改，无疑是传颂千古的美谈。不过，这实在得说是“将相关系”里的个案，大多数的将和相关系中，上演的往往只是故事的上半场罢了。
说起来这也并不奇怪，文武官僚基本上从出身来讲，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武将们不是出身行伍，就是王孙贵族和功臣之后，心里头坚信的是真刀真枪打下天下才是真理，现在天下拿下来了，文官们享受着现成的便宜，还鸡一嘴鸭一嘴地唆个没完，自然让他们觉得不顺眼。谁打的天下该谁坐，你们早干什么去了！而文官们通常也是有自己的看法，这些莽撞的大老粗，就知道整天喊打喊杀，哪里晓得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本来皇帝就发现了文武分家的好处，自然也不会去给他们讲什么“团结就是力量”，反而有意安排文臣武将在两个不同的系统里运行，防备着他们把自己架空。
打天下的时候，自然要多多仰仗武将，天下到手了，大受封赏的也都是以武将居多，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专门在法律里定一条“文臣不得封公侯，最高只能封伯爵”的规矩。但是到了统治稳定后，皇帝看着不顺眼、不放心的也是武将，除了“杯酒释兵权”，也会玩弄“以文抑武”的把戏，逐渐把武将的任命、提升等人事权力收归兵部，军事后勤收归户部，到了后来总是把战区的指挥权也交给文臣。
正是因为彼此的态度和皇帝的暧昧，历史上将相之间产生激烈的冲突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中唐时期，宰相张延赏与武将李晟就闹得比较厉害。
李晟是行伍出身，被封为“西平郡王”。张延赏是官僚世家出身，以精明强干闻名。
当年张延赏任剑南节度使，李晟率军在当地驻防，两人关系就不太好，而且还因为一个妓女闹过争风吃醋的事情。开始是得胜回朝的李晟弹劾了当宰相的张延赏，皇帝为了让刚刚立功的李晟“消气”。就罢免了张延赏。后来唐德宗提议二人结成儿女亲家以“和解”，虽然李晟一口答应下来，张延赏却断然拒绝。
不久张延赏重返相位，就利用皇帝想和吐蕃议和的机会，建议解除李晟兵权，并且趁机羞辱了李晟，险些造成李晟的谋反，二人的关系恶化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如果不是张延赏病死，这一场将相之争，估计很难有个“善终”。
9.“十羊九牧”与冗官之患
“十羊九牧”是个再形象不过的比喻，按照常识，十只羊用一个牧人已经显得很轻松了，但现在却要九个牧人来放养十只羊。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隋朝的杨尚希，他向隋文帝上书说：有的地方方圆不过百里，就设置了好几个县，而几千户人家的地方，就有两个郡。这么多的地方官，为了保证财政支出，就只能加大百姓的赋税，而且，需要这么多的官，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优秀人才来担任啊！
“十羊九牧”准确地说出了古代官场上官多民少、人浮于事的现象。而尽管隋文帝后来接受他的建议，裁撤了郡的设置而改为州县两级，但后来的官场发展，却是愈演愈烈，直到成为“冗官之患”。
秦始皇平定天下以后，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后来又增加到了四十郡，郡以下是县、县以下还有乡、亭。等到了汉代，发展为“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建制，并在郡上设州，这样的“细胞化”行政，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建监控网，但官职的设置也就随之叠床架屋了。
从汉代开始，设有县令、长、丞、尉、公卿、大夫，均为正式官衔，称为“长吏”或“大吏”。以下是胥吏，或“吏胥”、“小吏”，虽不是正式官员，却人员庞杂，职称繁多。《汉书·百官表》中有记：“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音夫、游激……”这还不算一些员外官和不领事的散官、勋官设置。
不过，尽管名目繁多，汉代的官员编制却是在整个古代官场上最为“精简”的。西汉时有近六千万人口，正式的官员不过七千多人，而到了明初，人口还是那么多，官员却到了一万六七千人，而继续“进步”到清初，官员二万七千人，但统治的人口不过是西汉时人口的四成多一点！明世宗时，正式官员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十二万人。清代咸丰皇帝曾经在折子的批注中写道：“直隶、河南等省白役，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
官员的人数大大超出了官职编制所需要的数量，这些多出来的官只能等着、熬着，可还没等到合适的官缺出来，新一批的官员又产生了。
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官员数量。可朝廷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皇帝根据具体情况，为了加强自己的管理和统治，需要设置一些新的部门机构，这就要委任新的官员，但是历来祖宗之法不能擅改，所以，很多以前定下来的旧官职依旧要给予保留，这就等于凭空多出来了一套“班子”。还有的时候，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利益，所以广开入官门户，造成了僧多粥少的现象。后来，为了“利益均沾”，只好拉长两个官职间的距离，或者缩短每个职位的任职期限。以宋朝为例，北宋初期，全国文武官员一万三千多人，而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居然达到了四万两千多官员。要知道，南宋可是比北宋在土地上少了一大块呀。
还有一种导致官员大批量产生的情况，一般是动乱时期。国库空虚，银子有限，而且皇帝也觉得还是封官成本低一些，于是就对那些“有功之人”滥封官职。据记载，唐代安史之乱时，因为军功册封的武官一年达到十万人，最后吏部不得不又增加了一个专门写“委任状”的“告身官”。
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朝廷上派发出去的“游击”、“总兵”更是成千上万。不过这些人要倒霉一些，他们大多数大字不识，又没人推荐，担着个“官”的虚名，流落街头的也不在少数。
官冗之患的害处极大，国家财政开支增加，赋税来源因封赐而减少自不必说。官越来越多，民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民也要想办法。有的努力考上功名，这就不用接受盘剥了。有的想办法混个衙役，也能把自己的税免除。剩下的民，人数少了，需要作出的“贡献”却保持不变或者增多了，于是压力越来越大，有人一咬牙也争取“脱离苦海”了，可需求不变，担子落在更少的人肩上。于是，这些“良民”就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了，一条是造反，一条是死掉。
元人张养浩在《三事忠告》中说的“治吏为尤难”，也算是替皇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吧。
10.文人与官场的悖论
“古来诗人难做官，皆因狂气胸中来；李杜文章光焰长，一个布衣半个官。”这首没什么文采的诗，作者是明朝的大奸臣严嵩，虽然后世对他的评介实在是乏善可陈，但他这几句诗倒很是“有一说一”，点明了一个封建官场的残酷事实，那就是——文人不宜。
不过，自古以来的文人却都很喜欢参与政治，他们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拿严嵩在诗里提到的“李杜”来讲，杜甫，很早就写下了“致君尧舜上”的豪气诗句，李白更是觉得“吾辈岂是蓬蒿人”，可以看出，古代文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习惯于把治国安邦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对国家和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
不过，古代的官场对文人似乎是不大欢迎的。在官场斗争的旋涡里，文人有着儒家“天下归仁”的情怀，却不能找到和不能遵从于官场的定律，自然免不了会受到非议和排挤，别说“大展宏图”，连自保都难。
陶渊明可以算是个大文人了，可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性情行事，上级来检查工作，因为懒得去奉承巴结，就大袖一甩辞官不做了，看起来很潇洒，但在官场众人来看，那就是毫无城府的幼稚了，说他是“政治文盲”都不过分。
苏东坡的仕途，更是文人进入官场的典型案例。才华横溢的苏东坡，10岁就成名，21岁参加殿试，据说同样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喜极而泣”，连连大叫，要把自己的官位让给他。可就是这么一个“拉风”的人物，在官场上却接二连三地被贬官放逐，甚至锒铛入狱，最后，被皇帝和政敌越打发越远，一口气到了海南岛，好容易遇赦北归，不到一年就病逝了。传说有位相士曾经给他做过批语：“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真是一语成谶。
苏东坡写过一句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其实，他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从政而不改文人秉性，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文人所受的儒家教育，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太固守于不合时宜的个性，太过于坚守着某种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懂得变通，动不动就以天下为己任，习惯以理想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政治、看待官场，对统治者的方针政策品头论足，肯定会触犯其他人的利益，甚至是君主集团的利益。并且，他们常常得罪人却不自知，那么在关键时刻栽跟头并败走“官场”，也就成了文人最终的悲哀宿命。
元丰二年，苏东坡在例行公事的《湖州谢上表》中，写了下面的句子：“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由于“新进”暗指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结果惹怒了一些尚在当政的新进。他们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诽谤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结果，苏东坡在大牢里待了三个多月，还险些丢掉了性命。
其实，宋朝的君主还是开明的，像苏东坡这样遭贬外放的遭遇基本上就算是好的了，要是遇上文字狱盛行的清代，被砍头抄家也不足为奇。
曾经有文章评价：政治家和文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政治家在大处着眼，忽略细节；文人往往从小处着眼，却看不到主流。而苏东坡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因为苏东坡多次上书批判，导致王安石极为恼火；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东坡依然多次撰文，批评司马光的做法良莠并除，太过急躁，也让司马光对他心存芥蒂。
其实，任何一项政策出台，都存在利弊，关键是要看主流。东坡最大的失误在于，他太过于关注细节。最终也就造成了“里外不是人”的结果。
性格决定命运。苏东坡也许并不知道这句话，但却用自己的经历，为天下的文人，作了一个印证。
11.习得治国策，卖与帝王家（一）
文人入仕一直是我国古代官场的一大惯例，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盖中国古今文人士子皆有大抱负也！此大抱负大约源自《论语》。所谓“学而优则仕”与“不仕无义”。
具体而言，就是《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成为中国士子的理想和抱负，这种理想通俗言之，就是从政入仕。
中国士人兴起乃在晚周列国时代，即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据胡适等人考证，晚周诸子皆出于王官，因为先秦时代知识尚为官府所垄断，可见中国知识分子之家学渊源还是政治。但他们力图摆脱政治拘囿，取消神权天命目的论，在天地间作纯粹的哲学思考，在天地间中作纯粹的文学创作，这就是晚周百子之学，风骚之文。
孔子云“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士子们“自矜”为医国之手，替天行道，杜甫称之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仕，从人从士，士亦声，仕意为官或僚，而士即今所谓知识分子。可见仕之本意就是有知识有文化之人，此等人当官，就是士人政治，或曰文人政治。
中国士人一开始就走与西方雅典学派不同的道路，百家诸子，皆务于治，《易传》说他们“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也就是说，晚周诸子学源于王官，又学归王官，始终没有脱离政治，五经、六经皆是经世济邦之书。
中国自古便没有学术分科，一切竹帛皆文也，一切文字皆书也，六经之中，有文学如《诗经》，有历史如《尚书》《春秋》，有政治如《礼记》，而读此经书者，我们可以通而称之文人、文士、士子、书生等。
其中，由于天赋禀异，或对以《诗经》《楚辞》为代表之文学产生大兴趣，他们读《国风》而手舞足蹈，读《离骚》而痛哭流涕，并以风骚情怀欣赏大千风物，于是一篇篇新的风骚被他们创造出来，成就了中国一部风骚史，即今所谓文学史也。然而，《国风》情怀并非是在安然逸乐的桃源中凭空写就，世间原本就没有桃源；《离骚》悲痛也并非是杞人忧天强而说愁，杞人一定写不出令人激荡的文章。中国一部风骚史，原本与百家之学一样，始终没有脱离与政治的关系。
文人心怀纯白，所谓怀瑾抱玉，洁如素练，净若清流；而政治自古则玄黄不分，转若旋涡，浊若染缸。如此，纯素文人与玄黄政治不期而遇。
结果呢，坚贞者确保其坚贞本色，一部分乃被政治涡轮挤榨，粉身碎骨。汉末党人比如李元膺、孔文举、弥正平等被杀，魏晋如嵇康、吕安等被诛，即是其证，知识分子成为王朝的冤魂，在中国历史上可谓血迹斑斑，俯拾皆是。
一部分则明哲保身，退步江湖，寄情山水，成就一种政治以外的风流。当然还有一部分，他们虽然纯白坚贞，但尚不足以杀身；他们虽然仕途坎坷，却也没有勇气归隐山林，仍然切切求索。后两种文人，前者成就了山水诗，万古江山，一朝风月，原来仕途意外竟有如此广阔的自由天地；后者则成就了忧患诗，怀才不遇，伤世骂时，坎坷仕途从他们的锦心绣口里流出来，就是文学珍馐。中国文学之主流，非彼即此，或彼或此，或兼而有之。
当然，一部分人机缘绝佳，身逢治世，海晏河清，一方面能恪守道义，坚持理想，另一方面又能与世委蛇左右逢源，他们自然能平步青云，衣锦还乡，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只是仕途过于顺利，已经激荡不起情感的火花，他们不得不在文学史上隐去。
而大部分士子则在主子的威逼利诱下，逐渐堕落，失去自我，随染缸之染而变色，随涡轮之转而盘旋，所谓素练可黄可青，歧路或南或北，当年的道德理想被阉割，思维火花被窒息，诗意才情被麻痹，他们成了倚门卖笑之娼妓，只等主子宠幸，多赐银两；他们是“大势已去”之黄门，除了摧眉折腰、仰人鼻息以外，无复他能！这些人亦是文人，史称御用文人者也。
然而，就文人政治本身而论，真文人实在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有作为的是少数。文人或是十足的道德主义者，或是十足的风骚主义者，总之他们都很浪漫，前者是道德主义的狂热者，动辄就要为天地立心，动辄就要替天行道。
如王夫之所谓“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曾国藩所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我不是说有道德理想不好，因为他们十足的书生气，根本不能在务实的政治上有所作为；退而求其次，道德理想是华丽的外衣，是完满的桃源，人容易在其中沉湎萎缩，袖手心性，自欺欺人，魏晋与两宋就是其证。
后者呢，则是山水的钟情者，情感的肆虐者，眸底只有湖光山色，心里只有三千弱水，或放浪形骸于青楼，或游心任情于山水，他们愈是当官，“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很难想象如此文人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太白一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若问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处？答曰：山水也，酒肆也，青楼也！我不是说太白堕落，相反我是非常欣赏羡慕太白的文人本色与诗人才情，只是客观地认为，太白一身傲骨、满腹才情已经注定他不能在政治上有大作为。
同样，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也正是他在扬州为官的十年梦，如此他怎能对得起他的皇粮官俸？真能像韦应物一样咏出“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官宦又有几人？文人情怀与政治拘束是格格不入，能写一手好文章，在仕途上往往会涂抹一大败笔，非不愿也，乃不能也。
即使这样，平步青云、光宗耀祖然是文人们向往的海市蜃楼，士子们正是在对仕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观望、徘徊、进去中深沉地感悟生命，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悲剧中，才写下“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好诗。
12.习得治国策，卖与帝王家（二）
唐伯虎曾写道：“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在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其实当年自己中苏州解元以后，是何等风光，他是又何等地想有朝一日能跨马游春、雁塔题名啊！而今，大才子却落魄苏州城外种桃花，只是不得已。
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暗含之逻辑即是读书从政，为官干禄，不学无术的贾神瑛一见读书人就嗤之以鼻，称之为“禄蠹”，禄蠹云者，乃是中国读书人的宿命，在这种宿命中，文人的理想才情和政治旋涡存在着深深的悖论，令文人无比尴尬，诗人不幸文章幸，文到穷处自身神！
原来，孔夫子早已在“学而优则仕”之语中为中国士子留下了千古谶语，范希文叹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山林之远，则忧其君！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文人不要当官，绝意仕途，然而在中国古代不要当官就是没有理想没有抱负，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又何以为自己日后的愁霾和苦闷留下伏笔？同样，没有经过政治拘束和仕途坎坷又何以知道山水田园的自由风流？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官场就是魑魅！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碧溪垂钓和日边功名永远在文人身上进行着亢奋的冲突。文人落魄没有官做，他们惆怅苦闷，郁郁不得志，“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孟浩然）；他们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便被官场所累，也是满腹牢骚，“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李商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刘长卿），嵇康所谓当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堪者二”之说乃是把官场对于文人之拘束发挥到极致而已。无官是苦闷不得志，有官是郁闷无自由，如何如何！
中国文人有一种天然的山水情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渊明），陶渊明只是义无反顾地回到山水田园中来，然而，陶渊明本心又岂有山水，“渊明诗喜说荆轲，相见停云发浩歌”，在龚自珍看来南山采菊的陶渊明并不是一个真实的陶渊明；文人同时也有一种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抱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李白），曹子建笔下之“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原本希望大哥赐给他朝廷重任，让他一显身手；就是这样，“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文人们一脚踏着帝国的华阶，一脚踏着世外的山水，无比尴尬，进退维谷！
士子入宦途，可谓是既多艰辛又不乏精彩，这其中的笑泪，也许只有几百年前的官场士子们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