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译制片结缘

第一个选择没能成功，我只得把逃避高考的希望寄托于另一个可能的选择，而且这个选择，既是我一生的爱好，更和我现在从事的职业有点儿关系，那就是当配音演员。

我从小声音就很洪亮。小时候我就是大块头儿、大嗓门，再加上因为遗传到了父亲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我的普通话在上海人当中也算是相当标准的。因此，我从中学开始就一直有一个特别的兴趣爱好—读报纸，或是跟着广播念新闻。

老师发现我在这方面有特长，也非常支持。“文革”时期上课经常要读《毛选》、读语录，我总是老师们心目中的第一人选。“文革”结束，《毛选》不读了，那就让我领读语文课文、晨读。总之只要是张嘴的工作，我都是班里的不二人选。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那段时间，广播里循环不断地播放由夏青、陈醇这些老一辈播音艺术家们播报的讣告、悼词、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那时的我年仅13，在沉痛哀悼之余也会有意识地对照着报纸，跟着广播里播音员的播报一起读。

那个时候，夏青老师、陈醇老师都是我的偶像，我就像是一个小追星族一样，疯狂迷恋他们的声音，不但喜欢，而且还模仿，反复推敲，拿捏两位老师的发声、吐字方法，播报时的风格技巧，时间长了，也算是模仿得颇有几分相似。特别是学夏青老师的声音，那时的我可是非常有自信的。

于是，每时每刻，每当我拿起一张报纸、一本书，乃至看到布告栏里的一张通知，我都会张开嘴去大声朗读。久而久之，我就练成了极快的看稿速度和极强的识稿能力。这也为我后来主持节目，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基础。

而比起播音，当时的另一种语言艺术—译制片配音更令我心驰神往。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电影。最先是跟着父亲一起去看，然后和同学们一起看，直到现在我都依然非常喜欢看电影。当时国产电影的数量非常有限，能看到的好电影差不多都是国外的，因此在欣赏电影精彩剧情的同时，我渐渐被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艺术家们惟妙惟肖的配音深深吸引。

那时候总觉得，电影配音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们的声音总是那样迷人，而且与电影中的角色形象完美贴合，又生动、又洋气，让人觉得外国人说话就应该是这样的。那一段时期，真是对译制片如痴如醉，像是《佐罗》《简·爱》《冷酷的心》……这些译制片我反反复复看了无数遍，里面的台词、旁白几乎都能背下来。

在这其中，最让我着迷的同样有两位明星—毕克和邱岳峰老师。我对这两位配音大师的迷恋程度简直能与现在青少年“哈韩”的劲头儿有得一拼—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上帝，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目标。继而我就觉得，如果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配音演员，那简直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

于是，我就缠着我母亲说，我要去搞配音。那时因为我成绩不是很好嘛，所以父亲也没有明确反对。但是我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上译厂的“大门”究竟该怎么“进”，简直是毫无头绪。后来好不容易，母亲通过一个病人家属的朋友……总之是绕了好几层关系，可算认识了一个上译厂的工作人员，再通过他的关系，找到了当时的配音演员翁振新先生。

第一次见到翁振新老师，他让我随便选一段电影片段的台词念给他听。于是我就挑了一段我最喜欢的、最有自信的，像模像样地念了一遍。

听过之后，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的声音确实不错，要当配音演员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干我们这行，你今天干也可以、明天干也可以，专业干也可以、业余干也可以。但首先你应该先去上大学，学好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翁老师的这番话，再一次击碎了我逃避高考的小算盘。既然连专家都“否定”了我的想法，我只得老老实实读书，恶补数学、物理，先努力考上大学，再考虑其他的兴趣爱好。

事实上，即使在我考上大学之后，我对译制片配音依旧痴心不减。借助父母、朋友以及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我四处托人，几乎是削尖了脑袋拼命想往译制片厂挤。后来也确实给我找到了一些机会，我就时不时跑去那里去看看，在这过程中，必须要感谢我从母亲身上继承到的交际能力。译制片厂里的老师们都不讨厌我，甚至有时候运气好，还会给我一两个“跑龙套”的角色配配。每当碰到这样的机会，我更是会高兴得睡不着觉。

同时，对于我心中那两个念念不忘的“偶像”—毕克和邱岳峰老师，我这个超级“追星族”更是想尽办法，在上译厂里寻找他们的印记。邱岳峰老师早在1980年就过世了，未曾得以一见；但与毕克老师的见面机会就比较多了。

记得那已经是在1990年后了，毕克老师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长期住在瑞金医院的高干病房接受治疗。那时我正好在瑞金医院实习，能够轻易地在医院各处行走。再加上我还在电视上主持一些节目，也算有一点小名气。我便借助这两方面的便利条件，经常跑去高干病房看望毕克老师，在他人生的暮年也算是与他结下了一段缘分。

毕克老师看过我主持的节目，他也知道我非常喜欢配音艺术，时常会去译制片厂玩儿，所以老爷子对我一直宠爱有加。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已经不怎么能说话了，他仍然在病床上为我创作了一首小诗。诗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语言很直白、很朴素，内容主要就是他对我的印象以及对我的期许。当时我拿到的时候非常兴奋，一直珍藏着，但后来不知怎么的，给弄丢了，找不着了……

后来，我开始做《可凡倾听》，重新回想起了这件事情，愈发觉得无比后悔，不禁慨叹那时的我实在太过年轻，没能察觉那张纸的分量。只有到现在，当我深切感受到老一辈艺术家的离去对所有后辈、对整个时代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并试着用《可凡倾听》去尽可能地挽留他们的声音、他们的精神的时候，才真正地发现，当年那个把纸条弄丢的我，是有多么不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