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跟着妈妈见世面

与父亲不同，我的母亲虽然只是个护士，但在社会大课堂上，她的“知识”却比我父亲“渊博”得多。在单位里，无论工作能力还是人缘威望，她都是数一数二的。

前阵子我去了趟美国，听说母亲有不少老同事现在都在那边，就特地去见了其中的一些。据他们介绍，当时在医院中，即便是一些科室主任，见到我母亲都要忌惮三分。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业务水平高，怕被她指出什么差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在单位威信高，医生护士都听她的。

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爱文艺，那时虽然正逢“文化大革命”，但在上海还会举办一些文艺演出。只不过由于演出稀少，买票一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便后来我家经济条件好转了，但有钱也未必能买到这些演出的入场券。

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会在剧场门口等退票。每当有演出的时候，他就会叫我在家待着，别烦他，他跑去剧场等退票，有点儿像现在的“黄牛党”。在这方面他还真有一套，往往都能找到想要退票子的人，问他把票子买下。一旦等着了退票就赶紧回家叫上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演出。久而久之，看戏就成了我家的一种家庭文化。

当然，不能指望每一次的演出父亲都能买着票，家里也没那么多钱。这时，母亲的交际圈就派上“大用场”了。通过工作关系，母亲结识了许多文化界、文艺界、体育界的朋友，而她的这些朋友，无一例外都成了我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投资人”。

在我母亲的朋友中，有当时的中国女子乒乓球国手、世界冠军郑敏之—她的两个妹妹都曾是母亲医院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得到了母亲的许多照顾，于是结为好友。她经常送给母亲各类体育比赛的观赛券，每次拿到之后母亲都会带着我去看比赛。

还有一个是原中国剧场的经理，她经常会给我母亲一些话剧、戏剧、音乐会的门票，母亲同样会带我去看，后来那个阿姨调到黄浦区做了剧院经理，那边能看到很多的内部电影（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机会看海外电影的，多数片子只针对特殊人开放，所以叫作“内部电影”），她也会时不时给我们一些电影票。

上述的那些与母亲交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包括先前说起的杜家姐妹，他们都给我提供了许多普通人很难获得的增长见闻、提升素养的机会，这些人都对我的成长提供过重要帮助。

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从稚嫩到成熟，通常要经历两个“怕”：一个是“怕镜头”，面对镜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手忙脚乱；另一个是“怕名人”，面对名人不知道如何开口，手足无措。而对我来说，从第一次登台开始就能做到不受这两方面的影响，这同小时候跟着母亲“见世面”的经历关系很大。

比如说，有一次妈妈带我去看京剧《四郎探母》，边上坐着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大弟子、上海戏曲学校教授魏莲芳先生。魏先生年轻时，正是以饰演《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而闻名，当时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还特地去向梨园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请教，可谓是深得其中精髓。他在看戏的时候，一边看一边还会点评台上的演员，这边唱得不好啦，那边演得不对啦……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也从没有学习过戏曲，京剧我怎么可能看得懂呢？可听他在边上那么一嘀咕，再看看台上演员的表演，还真就能摸到一些门道了。

我妈妈还有一个朋友，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名字我有些记不清了。每每到了夏天我就喜欢去她家玩儿，因为在她家里能品尝到许多很稀罕的夏日甜品—手磨咖啡豆，把咖啡粉放进一个古老的冰滴壶里，再在壶里放上冰块，慢慢地就能滴滤出一杯冰咖啡；从冰箱里挖一个冰激凌球，等到略微融化一些的时候，再浇上厚厚的一层巧克力浆，就做成了一个“巧克力圣代”……即便在艰难的“文革”环境中，老一辈艺术家们依然坚持着高贵而有情调的生活。

记得有一次去她家，她家里刚好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女性在唱歌，她则弹琴伴奏。一首《浏阳河》，唱得简直美极了，比我在收音机里听的、在剧场里听的都要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叫张权，是中国非常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因为“文化大革命”不让登台演出了，只能在朋友家里唱歌消遣。后来张权先生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与上海的周小燕先生并称“南周北张”，被音乐节公认为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声乐教育家之一。

有的时候，想想过去见到的那些人，那些事，真是唏嘘不已。那么伟大的艺术家，生逢那样一个错乱的时代，无法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无法让所有喜爱他们的人欣赏到他们的艺术魅力，只能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闪烁着光芒。

然而，对于那时小小的我而言，错乱的时代反倒给了我一份幸运，让我有机会与艺术大家面对面。童年的这些点滴，对我日后在艺术上的成长，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