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小说翻译研究（一）:《简·爱》李霁野汉译本的多维评析

中国翻译文学肇始于清末，转型于“五四”，而在20世纪30年代渐成大势。值此外国文学译介风潮鼎盛之时，中国译坛诞生了一部无论是对于当时还是对于后世都影响深远的经典小说译作——李霁野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简·爱》（Jane Eyre）。《简·爱》李霁野汉译本（以下简称《简·爱》李译本）自1935年8月起在《世界文库》上九次连载，1936年由生活书店辑为单行本出版，1945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第三个版本，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上海文艺等多家出版社数次再版，香港的中流出版社也于1979年推出一版本,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译的修订本，2004年该修订本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部翻译文学作品，自其诞生之日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版再版，至今仍受读者喜爱，不能不说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一件值得称道的盛事。不仅如此，《简·爱》李译本作为饱受“五四”风潮濡染的一部经典译作，对于当时白话文的成熟、外国文学的引介、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乃至社会大众的思想启蒙都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影响深远的经典译作，我们的翻译批评界多年来对其却鲜有关注者。少数评论者只是将其在与其他译本的比较中东鳞西爪地顺便捎带着谈一谈：有的从直译与意译的角度，有的从不同时代语言风格的角度，有的从社会环境与译者选词的角度，在与祝庆英译本或黄源深译本的比较中，阐述《简·爱》李译本何以多采用直译，何以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又何以因其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了译者的选词。这些论断在道出李译本一些特色的同时，往往又陷入视野狭窄的老生常谈中去，不仅忽视了译者的主体作用，而且未能揭示出《简·爱》李译本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启蒙意义，总之，未能对《简·爱》李译本作一系统客观的全面评价。这对于我们的翻译批评来说是一件憾事，而对于正式刊行至今已八十余载的《简·爱》译本，尤其是对于《简·爱》的首位全译者李霁野先生（1904-1997）来说，则更有失公允。鉴于此，本章将对这部经典小说译作重新作一系统评析：以历史的视角为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定位，在此基础上采取描写阐释与鉴赏批评相融、历史评判与现时审视并重的方法，对《简·爱》李译本在译语风格、翻译策略、主体因素、文学价值、思想启蒙等诸方面作多维透视，而由此所作的翻译批评则力争客观、公允、全面。

翻译批评不宜仅限于寻章摘句式的挑错或叹服，更不应该含糊笼统地进行棒杀或颂扬。真正的翻译批评应该从具体的翻译作品出发，根据译作自身的特点量体裁衣地来选择相应的批评角度，制定适当的评判标准。针对《简·爱》李译本这一具有鲜明译语风格、重要文学价值和积极思想启蒙意义的经典译本，本章将从语言、文学、思想三个维度出发对其作一番系统透视。其中的语言维度（微观维度）评析译本的译语风格、翻译策略以及促成这种译语风格和翻译策略的译者主体因素；文学维度（中观维度）探索译本的文学价值及其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思想维度（宏观维度）则考察译本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所特有的思想启蒙意义及其社会影响。

第一节 《简·爱》李译本的语言维度评析

《简·爱》李译本具有鲜明的译语风格，概括说来主要有两点：（a）译语直白，多用欧化句式；（b）语言简洁凝练、生动形象。“译语直白，多用欧化句式”，是整部译作最明显的译语风格之一，这表现在译文不仅试图保持源语词汇的词性和用法，而且还常常因袭源语的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比如（括号内附以修订版译文，以资参照）：

【例1】 “I should indeed like to go to school”, was the audible conclusion of my musings.（Chapter III）

李译：“我实在愿意进学校”，是可以听到的我的默思的结论。（修订版无改动）

【例2】 I discerned in the course of the morning that Thornfield was a changed place...（Chapter XIII）

李译：在一早晨的功夫中，我看出桑恩费尔得是一个改变了的地方……（一早晨，我看出桑恩费尔得就改了观……）

在【例1】中，李译本不仅保持了“audible”的词性，而且整个直接引语的后续部分几乎按照原句语序一字不落地译出来，欧化气息十足；而【例2】中，李译对于“Thornfield was a changed place”的翻译则简直是亦步亦趋的字字对译，甚至源语每一词汇的词性在译文中都得以保留。如此一来，李译的用语便显得直白，在句法结构上也紧扣源语。再来看下面两个句子：

【例3】 ...the stout one was a little coarse, the dark one not a little fierce, the foreigner harsh and grotesque, and Miss Miller, poor thing! looked purple, weather-beaten, and over-worked...（Chapter V）

李译：那个胖教师有些粗鄙，黑教师颇够凶的，外国教师严厉而古怪，米勒尔（米勒）女士呢，可怜的人呵（啊）！看来是发紫（看来脸色发紫），饱经风霜，而且操劳过度……

【例4】 When I looked up, on leaving his arms, there stood the widow, pale, grave, and amazed.（Chapter XXIII）

李译：我离开他的怀抱，向上看望的时候，那位寡妇站在那里，苍白、庄严（严肃）、吃惊。

在【例3】中李译似乎惜墨如金，用“粗鄙”“够凶的”“严厉而古怪”“饱经风霜”“操劳过度”等既凝练又不乏文采的寥寥数言，便将罗沃德学校女教师群像栩栩如生地勾勒了出来；而【例4】也是用简洁的译笔刻画了女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目遇简·爱与罗契司特亲吻后的惊讶表情，可谓洗练而传神。这种“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的译笔贯穿整个译作始终，形成了李译本又一鲜明的译语风格。

李译本“译语直白、多用欧化句式”的译语风格是由译者的翻译策略直接造成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译本刊出后不久，茅盾先生就曾在《译文》上撰文论述李译的翻译方法，认为李译是“扣住了原文的句组织法的”，是“‘字对字’的直译”。现在看来，茅盾先生的论断仍可成立，不过“直译”一词过于笼统。事实上，李译试图保持源语的语义结构、句法结构以及具体的语境意义，所采取的翻译策略类似于纽马克所说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同时李译以源语和源语文化为指归，带有明显的异化倾向；如果就翻译操作单位而论，李译又可归为一种“句本位”翻译。李译采取上述翻译策略，是与李霁野先生的从译经历、翻译目的、职业身份相关的。李霁野作为鲁迅先生的追随者和亲密战友，是在鲁迅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逐渐走上翻译道路的，这一点在李先生追忆鲁迅先生的著述中有详细的记载。由此而论，李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与鲁迅“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念不无关系的，其目的是想借翻译输入新的表现法、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另外，李霁野先生翻译《简·爱》是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进行的，其英语教师的身份也很自然地促使他站在英语本位的立场上来翻译这部英国名著。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李霁野先生的翻译策略，而其翻译策略则塑造了李译本“译语直白、多用欧化句式”的译语风格。

除此之外，李译本“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的译语风格又与李霁野先生个人的行文风格相关。李霁野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位广泛从事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家。早自20世纪20年代起，李先生便开始了文学创作，并逐渐形成了其洗练且极富表现力的文笔：“他的啜泣的哀音真要击碎我的心！”（《嫩黄瓜》,1925年作）“朝雾围绕着周身，晨风吹着脸，新鲜而锋利的空气使得神智清明……”（《生活的曙暮光》（Twilight,1932年作）——在这两个文句中，李的行文可谓惜墨如金且字字力透纸背，而这种文笔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其译笔，从而形成了李译本“简洁凝练、生动形象”的译语风格。

第二节 《简·爱》李译本的文学维度评析

《简·爱》李译本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欧化的白话文译语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一种重构；译本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叙述模式丰富了中国的叙事艺术，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类型的健全；《简·爱》的译介让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学界对批判现实主义及其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较早接触到了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而所有这些使得《简·爱》李译本这样一部翻译文学作品在很大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

李霁野先生使用糅入欧化成分的白话文来翻译《简·爱》，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是一种对现代文学语言的重构。我们习惯上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内容之一便是倡导白话文。根据现代哲学的观点，语言不仅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还是人类寄寓其间的精神家园。而对于文学来说，语言更具有实体意义，“一部文学史乃是文学语言的不断构建史”。由此而论，中国现代文学赖以形成的载体和实体便是现代文学语言，而现代文学语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一方面，要靠内部的变易，即汉民族语言自我的进化和衍生，突出表现为舍弃文言而改用白话文；另一方面，则要靠外部的输入，即从外国民族语言，尤其是从欧美的日耳曼语族及拉丁语族中吸取新鲜的语汇和表达法，植入汉语体内，以借此外力促进内变，而输入的主要途径便是翻译。作为贯通英汉两种语言的作家和翻译家，李霁野先生深谙个中道理并切实地身体力行。于是李先生在翻译《简·爱》时便使用了当时尚不成熟的白话文，而其中又杂糅了充满洋味的语汇和欧化的句法（参见上文），其目的显然是想在实践白话文的同时从英文中汲取一些新的内容和表现法，而以这样一种鲜活而生动的语体来翻译《简·爱》，正体现了李霁野先生借此来重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一种努力。

同时，李霁野先生将《简·爱》这一自传体性质的小说译介到中国来，丰富了中国的叙事艺术，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类型的健全，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小说，中国自古有之，但有的却是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平铺直叙的章回体小说。这种局面自林译小说起有了改观，但林纾先生的译作一方面在革故鼎新地以第一人称叙事，另一方面却又常常“掺进评点家所谓‘顿荡’‘波澜’‘画龙点睛’‘颊上添毫’之笔，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难以褪尽传统小说的套路。而后来许多翻译小说又常为随意进行增删改编的“豪杰译”，往往难以将西方小说的精妙之处传达过来，比如，伍光建的《简·爱》节译本《孤女飘零记》，在保留原作叙述模式的同时却大量删减了第一人称叙事所擅长的心理描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简·爱》李译本（最初译名便为《简·爱自传》）将第一人称、自传体式的叙事模式连同其间细致的心理描写完完整整地展现给了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学界，从而进一步健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类型。郭延礼先生认为，“文学的变革……从文学本体来说，最终表现为形式的变革”。由此而论，《简·爱》李译本对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自传体叙事模式以及心理描写笔法的引介，从健全文体类型这一文学形式的角度促进了中国文学向现代的变革。

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同时又是女性主义文学的范本。李霁野先生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曾主讲“西洋名著选读”以及“英国长篇小说”两门课程，而《简·爱》便是其课程选读的内容之一，因此李先生选择《简·爱》来翻译，是深知其文学价值并有意将其引介给中国文学界的。事实上，李霁野先生1933年致函中华书局联系该译出版事宜时便清楚地写道，“这是英国文学名著，值得出版的”。《简·爱》李译本使得中国读者知道除了狄更斯之外还有一位叫作夏洛蒂·勃朗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尤其可贵的是，这位作家还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人物。这样一来，李霁野先生对《简·爱》的翻译使得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学界不仅对英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及其作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较早地接触到了女性主义文学的作品（尽管当时还没有女性主义文学这一说法）。而译作中所蕴含的男女平等、人道主义等理念则进一步地塑造了“五四”为人、为人生的文学精神。于是，“文的觉醒”和“人的觉醒”共同熔铸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从对现代文学语言的重构到对现代文学文体类型的健全，再到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引介，《简·爱》李译本作为一部翻译文学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正是有了像《简·爱》李译本这样千千万万部的翻译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学才顺利实现了文学语言的实体性更替和文体类型的本体性构建，从而最终得以确立。

第三节 《简·爱》李译本的思想维度评析

李霁野先生是在“五四”风雷的震撼下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并曾积极地倡导和宣扬“五四”精神，致力于对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早在安徽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李先生便通过其创办的《新淮潮》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倡导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李先生同情封建社会女性的遭遇，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曾自行解除童年定下的婚约。李先生之所以选择《简·爱》这样一部批评现实主义的力作和女性主义的范本来翻译，显然与其上述先进的个人思想相关。而《简·爱》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女性主义思想又与标榜“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五四”启蒙文学精神相合，因此，《简·爱》李译本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起到了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

《简·爱》具有深刻的批判现实性。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负盛名的评论家之一乔治·H．刘易斯曾在1847年的《福瑞萨》杂志上撰文指出，“现实性——深刻、富有意义的现实性——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它包含了“真实的苦难和经历”。夏洛蒂·勃朗特通过塑造简·爱这一富有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对这些“真实的苦难和经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于在里德舅母家所遭受的侮辱和虐待，主人公简·爱进行了反抗和报复，“我必得说话：我受了严酷的践踏，我必得报复”；对于罗沃德慈善学校学生们悲惨的生存状况，作者通过简·爱之口进行了披露和控诉；而对于桑恩费尔得家庭宴会上富家小姐们的傲慢和势利，夏洛蒂也进行了无情的嘲讽。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夏洛蒂·勃朗特与狄更斯并列，称赞他们的小说，“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贫富悬殊，人民饱受官僚、地主及买办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处境可谓水深火热。在这种背景下，李霁野先生把这样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作品忠实地译介给中国读者，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显然具有积极的思想启蒙意义。一方面，译作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思想正与当时“五四”新文学所宣扬的启蒙思想相合，因此这一他山之石自然会启发广大读者由人及己地反思自我的遭遇以及当时的社会境况；另一方面，简·爱的反抗精神又会激励他们与自己的命运以及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从而使译本在当时起到了唤醒民众、改造社会的作用。

《简·爱》中的主人公简·爱争取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平等。在莫顿，圣约翰再三请求简·爱嫁给自己一起赴印度传教，而简·爱坚决地予以回绝，她不愿委身于圣约翰而成为他的一部分，不愿“常在他身边，常受约束，常被遏制”。在桑恩费尔得，面对矛盾中的罗契司特，简·爱更是一语惊人：“你以为，因为我贫穷、微贱、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有和你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我不是借着习俗、惯例，甚至不是在借着可朽的肉身来和你谈话——是我的精神向你的精神谈话，就如同我们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的脚旁，两人平等——因为我们是平等的！”由此，《简·爱》李译本将一个自由、独立、坚信男女平等的简·爱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了中国读者面前。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还相当低下，男尊女卑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李霁野先生通过其译本把女性追求个性独立自由、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无论是对于广大长期遭受“三从四德”封建桎梏束缚的中国妇女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笃信夫权主义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有着破除旧观念、树立新思想的功效。这种思想启蒙并没有通过简单的说教或者空洞的口号来进行，而是通过翻译小说这样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女主人公引人入胜的情感历程，通过简·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来实现的，因此其影响更为广泛和深入。

与其思想启蒙意义相得益彰的是《简·爱》李译本深远的社会影响。如前所述，李译本自面世以来的八十余年间，曾一版再版，从青少年到中老年，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1984年，李霁野先生在一篇答谢词中写道：“在此书（指《简·爱》译本，笔者注）重印之前和以后，我倒接到一些青年中年的读者的来信，还愿意读读我的并无风格的蹩脚译本。”从李先生自谦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广大读者对于李译本的喜爱。而今天，“简·爱与罗契司特”早已成为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经典爱情故事，《简·爱》也成了中国读者心目中想当然的外国文学名著。对于这些，作为首个全译本且在中国流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简·爱》李译本功不可没。

本章小结

应该指出，《简·爱》李译本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句本位的语义翻译策略，在很多地方走向了机械，结果是译文生硬、费解。比如：“我不动在这张舒服椅子里面的地位就看不见你，要动又是我不乐意的。”“不久，对于这强自使我感情屈服的有益训练，我有可以庆祝我自己的理由了”……这些句子即使像鲁迅先生教导的那样“费牙来嚼一嚼”，也终觉难以下咽，只好“被踢开”。而始终以句子作为翻译操作单位，则又导致译文在句间关系上显得松散不羁，在段落和篇章上更失于严密和连贯。其次，有些地方理解的错误和某些词语（或是方言）的不当使用造成了错译和歧义。比如，将“thanks to it”（多亏了这训练）误译成了“谢谢这训练”；而“她的友谊和交往是我不断的慰安；她替我做母亲，做保护人，以后做伴侣”一句中“替”字的不当使用则造成了明显的歧义，使这句话可作两种解释。再者，从现时的角度来看，由于历史的进步和现代汉语的完善，李译本的可读性已明显降低。普通读者，尤其是那些不懂英文的读者，会认为李译本晦涩拗口、不易理解，这也正是《简·爱》李译本在当前图书市场上不如其他《简·爱》译本畅销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全面公允地认识《简·爱》李译本的历史价值和现时意义。其一，《简·爱》李译本以其成熟的翻译策略、鲜明的译语风格，创设了一种新鲜语体，“使我们在比较近世和当代翻译文体时，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感知一种独特的语体”。其二，李霁野先生对于《简·爱》这一英国文学名著的译介，从对现代文学语言的重构到对现代文学文体类型的健全，再到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引介，都直接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其三，《简·爱》李译本因其批判现实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起到了良好的思想启蒙作用。还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李霁野先生踏实严谨的首译之功，其译本对于后来的其他译本影响很大。龚明德指出：“其后出现的几个译本，我都核校过部分文字，所下的功夫大多不及李霁野……这些后来的译者在翻译《简·爱》时，手头大多摆有一部李霁野译本《简·爱》。”而李霁野先生年近八旬尚对原译作了仔细的披阅和修订并附一长篇“译后记”，其谨严的译风更是值得当代译界提倡和效仿。另外，《简·爱》李译本作为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一部经典译作，虽然其现时的可读性降低了，但它对于我们考察中国20世纪前期的翻译文学状况却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