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前文选

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

陈新

“自媒体”在传媒界，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鲜词，博客和微博这种新媒体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个人在互联网上汇集、编写、发布信息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日常存在方式。自媒体时代，每一位参与者的内容创作与意见表达、评论，都可视为对知识生产过程的参与。信息通过新媒体构成的动态交互作用，也彻底改变了以往爬格子、交稿子、寻找官方介质的知识传播模式。自媒体状态下，兴趣组、微信群等形式正在跨越传统的学科边界，促进新型知识社群的形成。就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言，由精英左右的历史写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将不断增加公众个体进行历史表达的空间维度，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正在来临，公众积极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正在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年中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组织方式。在书本传播方式中，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研究交付书商或期刊发行，或者自行复制赠予亲朋好友；政府部门选定、编制历史作品公之于众，或邀书商共同参与各级学校历史教材印制、发行。在音视频方面，广播、电视、电影对于历史知识的传播从单品效率而言要胜于书本，但其中的历史知识生产受到个人更加难以承担其费用的媒介设备和资源限制，这就易于造成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也令借助音视频传播的历史知识表现出更强烈的选择性，甚至单向性，用来建构一种统一的历史观，形成指向性的历史认同。上述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在权力或资本的作用下成为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控制性因素，一是内容选择，二是渠道控制。内容选择往往指的是获得历史学家身份、隶属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挑选（也建构）出符合相应立场的历史知识传播给公众，从而出现了我们常常称之为“正统的”“主流的”历史解释；而渠道控制则是通过抬高准入门槛、批准传播资质、提高渠道成本，以达到历史知识传播的可控性要求。其中历史学家所选择的内容进一步被渠道控制方所左右。而在口述传播方式中，老人在炉边讲述传说与自我经历，说书人在茶馆中描绘三英战吕布，游客从旅途中听取各类轶闻秘密，这些历史或类历史叙事因其传播空间的私人化而不受内容上限制，但它们受到物理的限制，即声音传播的空间限制。若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知道，当公众在内心中普遍希望获取真实内容，在这种愿望的支配下，“耳听”总是不及“眼见”。“眼见”对于历史证据的表现，例如利用理性组织的文字与图片而获得的效果，最终还是更容易取代口述内容，尤其对于现代的读者是如此。这就注定了口述传播如果得不到放大（如转化成书面传播，或通过广播、电视传播），便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碎片，在时间流逝中不断变形，逐渐失去其可信度，甚至消逝。

Web 2.0改变了这一切，当我们深刻体会到如今信息传播的高速、廉价、高效之时，书写与音视频记录、发布技术的傻瓜化、低廉化、便捷化，正在为以亿为单位的浏览者提供大量信息，传统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中那些不利于个人介入的障碍正在逐步被消除。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史学的发展可能预料的情形或问题有：个人史写作兴盛、史家功能的重构、受众接受趣味形成的多样性和类型化、机构与媒体操控行为的利弊、个人与社会的史观取向与建构形成多重博弈，等等。总的来说，公众史学将围绕着作者（公众个人、史家）、读者、媒体、社会几个要素在自媒体状态下展开。我将在下文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曾经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在数十年前，他的这一番表白，是想说明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在用历史塑造自己。这个命题也可以鼓励公众通过了解历史学来认识自我。因为每个人，就算是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会有对于历史的需求，存在着进行历史表达的欲望。当一个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各式各样的证明时，他很难不利用历史阐释来完成。过去，我们没有更好的方式让小人物的历史被关注、被呈现到更大一些的公众场合，因而小人物的历史往往在宏大叙事中被代言、压制、掩盖，最终销声匿迹。事实上，个人对于历史的需求，尤其是对于阐释历史的需求有着错综复杂的动机，它是一种可以用来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所涉及的情感和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三个层次的需求。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个人自主的历史阐释，恰恰是个人日常生活和终极生命意义追寻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自媒体时代提供的传播途径和个人史写作的契机，正好可以充分满足这种表达要求，从而令小人物获得意义表达的空间，从心理上获得更多的人与人平等的感受。

公众参与的个人史写作是一种个人经验和记忆的整理，同时也会成为一种人性的阐释和人生态度的表达，体现了个体要求把握自己命运的一种欲求。书写历史可以用来建立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并思考未来的走向。无论作者现下的处境如何，现实作为那个确定的点，将过去阐释成什么样子，它就能够和现实连线指向不同的方向，那正是作者的愿景所向。我们读到不少自传或传记，传主或作者会按时间中的经历来编写，个人价值观及其变化总是连接不同历史材料的主线。

在自媒体时代，当个人史写作与博客、微博等新技术相关联，它的形式与效果也会发生新的变化。个人史写作对于作者而言，它给予作者一个静思和涤荡心灵的机会，使作者或可从稻粱谋中稍作脱身。这正如有论者言：“个人史写作者得以在网络上寻觅一方净土，安排‘自己的屋子’，在激活个人的记忆中思考过去并设计未来。无疑，它还是心灵的洗涤和精神的冥思。”在这个涤荡个人心灵的过程中，回忆自我的成长路径或许会令作者发现，那种少时的想象力、质朴何以在对现实深入理解之后不断衰退或遗忘，这种群体特征在个人身上的表达，若能够通过个人史写作获得溯源，它就有可能重新寻回；而反思之后的质朴，将会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想，为现实的生活带来更为切实的动力。另一方面，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写作并即时发布传记时，大量的读者会在作者创作的过程中进行评论、补充、批评，这同时为写作者带来信心、激励，以及更高的追求历史真实的压力，甚至会要求作者做出超越自我的反思、评判、忏悔。正如笔者所推动的一些个人史写作实践所观察到的，在自媒体状态下发布的个人史，其首批受众通常是自己的亲朋好友，随着阅读圈向外扩散，个人史的写作过程就有可能成为某个群体生成并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汇聚过程。个人的心灵思忖会唤起读者的同感和反思，因为他们可能有着彼此相同的经历，在共同的日常生活结构中相互支撑并追寻着自己的位置。对于专业史家而言，尽管公众的个人史作品作为研究现时代的一手文献显得散乱与无序，但他们有能力在批判和分析之后，去芜存菁，用以书写我们时代的集体史。由此可见，个人史的书写不仅在创作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在为未来的社会思想史、日常生活史写作提供最丰富的资源，而个人史作者也就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实现了个人写史在现实意义和未来价值两方面的追求。

当公众参与到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之中来，传统意义上史学家的功能将发生新的变更。在精英时代，历史学家作为知识分子中的重要组成，往往以历史真实之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群体的演讲台上。历史学家的这一代表功能有其自身的追求，但这并不能完全在它自身之内获得。职业历史学家在近代的社会环境中产生，近代知识图谱的细分与专业化，赋予了职业历史学家这一份职责，即以其毕生精力来完成复现、还原历史的使命。当20世纪的历史学家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主观性不可避免地从主题选择、史料搜集、文献分析、叙事手法、文本结构等方面渗入历史文本中来，历史学以客观历史作为确定根基的梦想也开始破灭。到最近十余年中，自媒体促成个人史写作兴盛，不仅如此，一些历史爱好者，还可能怀着更大的抱负，介入精英史学或职业史学原本应该覆盖的领域，从事主动的历史口述记录、文献搜集工作，甚至准备撰写颇显专业的主题史、断代史、民族国家史，乃至世界历史。这些行为将闯入职业历史学家的自留地；并且，由于公众对于自媒体环境的娴熟把握，其进行的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更易于创造出直接的公众影响。职业历史学在接受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惯有的迟钝若不改善，很可能无法适应自媒体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特点，将令历史学的社会职责进一步萎缩和衰竭。2009年我们进行的一项有关历史类通俗读物的问卷调查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反映出，公众对于历史内容作者的身份偏好强弱依次为：有较好历史功底的作家（42.9%）、历史学专业人士（33.6%）、只要好看作者是什么人无关紧要（32.3%）、独立研究的史学爱好者（27.3%）。

事实上，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历史学专业带来的机遇可能远远大于危机。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公众史学的发展将产生极大量涉及历史内容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良莠不齐，必然需要一个去芜存菁筛选作品的过程，否则，面对浩如烟海的自媒体历史作品，受众难以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内接触到最精彩的内容。虽然这个任务也可能会在高素质的读者评论中通过自然筛选完成，但在自媒体状态中，公众对于内容切换的时间节奏大大加快，许多产品经不起一个自然筛选的漫长过程，筛选或许同样需要专业化人士来完成。这就意味着接受过职业历史学训练的历史学家们，可能承担起这个任务。不过，他们仍然需要为适应新环境，接受新的专业化训练，即要求历史学科班教育在保持传统史学教育的一些优秀课程的基础上，新设置关注和研究公众史学进展的专业课程。更重要的步骤还可能是，职业历史学家可以直接介入公众史学领域内的内容组织与创作。他们能够将职业历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实证分析、历史经典文献的解读、历史事件源起与影响的专业阐释，通过运用公众易于接受的表现手法，直接为公众提供可读、可思、可感的历史作品。如此，或可通过专业历史学教育培养一批适合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家，通过他们把从事精深研究的专业历史学家、公众历史爱好者、媒体与传播机构组织起来，共同构成自媒体时代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新体系。这些措施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现时代史家的价值和意义，也可以促成历史学新的繁荣。

当公众有了自我组织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能力和路径，公众趣味的多样化便以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过去10年中，历史内容的表现形式之多样，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从盲目追求新奇和假想的戏说历史、穿越文、反事实推断，到以营销收入为指向的普及性历史读物、历史讲坛、历史人文讲习班、历史题材电影、历史类游戏、历史类主题公园，再到严肃类的个人史、民间记忆、纪录电影、民间历史博物馆、公益性历史读书会、公众性历史杂志等等，大量个人与机构参与到历史内容产品的组织生产中来。历史内容提供者对于受众兴趣的理解，有的还处于盲目状态，有的则更加专业化地进行目标受众偏好分析。从公众史学研究的需要，我们在2009年对601份有效问卷的分析中发现，公众阅读历史类通俗读物的目的偏好强弱依次为增长知识和增强人文素养（79.2%）、启迪智慧（32.3%）、消遣娱乐（20.1%）、励志（19%）、怀旧（16.5%）、随大流（1.7%）；内容偏好的强弱依次为人物传记（62.1%）、国家兴衰（37.6%）、奇闻轶事（32.1%）、思想文化（31.6%）、政治斗争（30.6%）、社会习俗（28.6%）、战争（28.3%）、民族关系（22.8%）、通史（22%）、改革变法（19.1%）、中外交流（18%）。再如，我们还会发现，购买和主动接受历史内容产品的受众多数为30岁以上男性，而他们对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的热情，要远远胜过对于中国古代史、世界史的热情；对于考古学的热情，又要胜过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史、思想史的热情。就未来国内公众史学的有序发展而言，对于公众接受历史内容的进一步深入分析，还需要设计更全面的研究方案、开列更多的讨论方向、采集和分析更多的数据。尤其对于自媒体状态下个人提供的历史内容，数量极其宠大，其对个体、群体、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综合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都还处于茫然糊涂的状态，更不用说能否以好的方式去协助、引导这种公众在历史表现方面的欲求。上述的调查研究只表明一个开端，对公众历史趣味多样化的形成过程、分类方法、表达方式、影响效果等的探究，都还需要更加坚实地奠定在科学调查和分析之上。由于历史在人的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巨大，它实则全面参与了公众人生观与世界观的构成，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亟待推进。

当前介入公众史学领域的主要力量是个人、民间公益组织、商业资本、国有文化事业机构、历史学工作者（包括中学、大学历史教师和研究人员）。由于参与者不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公众史学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在不同社会价值观之间进行选择。

过去十年间公众史学的逐步兴起，反映了公众在休闲、求知、探索、反思、自我认知等等方面的内在需求。例如，阅读公众考古的内容不仅可以增加我们生活中的闲情逸致，还可以通过考古学的经验，引人发思古之幽情，增强保护传统与文化的使命感。然而，正是因为公众史学能够满足人们的内在需求，其巨大的潜力带来了公众历史产品的多样性可能，甚至也呈现出鱼龙混杂、荒诞不经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否认穿越历史的幻想可以表达一些人在现实的无奈之下，追求内心的超时空满足感，但它也可能让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戕害自我的后果。自媒体状态下，公众历史产品呈现的混杂、无序状态已令其弊端随处可见。不过，我们相信这只是自媒体时代公众史学肇始时的混乱，这一阶段会迅速转化，其核心动力来自于自媒体在为个人传达自我历史意识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于主流市场的掌控能力。从最近三年历史类书刊市场拓展可以了解到，以《看历史》和《文史参考》为代表的公众性历史杂志的兴起，至少在中产阶级阅读群内开启了以严肃类历史内容替代戏说类、穿越类历史内容的进程。公众开始更多地接受由史学界人士或有商业资本背景支持创作的严肃类历史作品。与传统历史文化产品不同的是，自媒体状态下个体性的历史知识生产，构成了此类历史刊物的一种补充，更多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形成一种潜在压力。一方面，个体的历史表现更容易适合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尽管其中可能会出现荒诞的内容，但同样可能经常性地产生极其优秀的作品，或者精挑细选的优秀电子微刊，从而对其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公众历史刊物的公开发行，也有可能令其创新能力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约束，会迫使他们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选题拱手交给个人在自媒体中完成。无论如何，类似《看历史》之类公众历史刊物，他们表达的历史观在未来的舆论上，将会越来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可能出现机构或媒体对于公众历史意识形成或塑造进行操控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在精英时代，这一过程是由国家主导的，在舆论变得宽松的时代，资本的力量会在何种程度上与国家力量汇合或相持，这在当前中国还是一个未解之题。我们只能通过自媒体环境下可能加速民智开启的步伐来判断，机构与媒体对于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进行完全操控的可能性不大了，其中的利与弊，都会在公众日益觉醒的自主意识中得到检验。

历史作品并非只是客观实在的表现，相反，它往往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表达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可能形成一个思想和观念上的战国时代，在其中，个人、群体、机构、国家都成为社会多元历史观的建构者之一，并且彼此之间形成博弈。出现博弈状态，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征，它令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诉说、解释历史的权利。尽管这种权利的行使与否与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社会责任感直接相关，但表达空间的存在，是个人构造历史、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前提。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从来都不只是还原历史，即便我们只是编辑一部史料集，也需要运用确定的编排原则。只要有不同的编排原则，只要有不同的历史叙事方式，只要有对于历史认知的不同倾向，历史就会以不同的面貌被作者呈现出来。各种历史面貌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被阅读，读者又以怎样的知识素养和心态来理解，媒体按照怎样的视角和立场进行渲染，国家又采取何种方式面对不同历史观的表达，所有这些都令我们感觉到，自媒体为公众历史时代的来临准备了技术手段，它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认识期待的时间节奏。多样化历史知识的生产、多元化历史观念的竞争将塑造一群思想混乱、保守偏执的读者，还是一群自主积极、心态宽容的读者，这都有可能，也难以预料，这也正是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魔力所在。正基于此，自媒体与公众历史时代的来临，不仅对于传统历史知识生产和传播是一个挑战，对于我们应该如何思考历史，也将是一种挑战。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平民传记史学价值的多视野观察

钱茂伟

摘要：从文本世界视野来看，传记是人类生命历程的文本替身，平民传记是平民历史的文本化呈现。人为本位视野的提出，使小人物的个人史有了独立的生存空间，也更符合公众史学原则。平民传记包含了丰富的个人经验与时代感受，日常生活史理念的引入，使平民传记在历史研究中有了用武之地。

近十年，随着中国通向“公众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传记的发展也进入繁荣阶段。从数量上说，每年出版的传记上万种，可谓惊人，中国已经成为传记大国。传记即个人史，这是普遍的看法。严格说来，传记是个人史的文体形态，而个人史是一个现代学科概念。其中一部分，我们称之为平民传记或平民个人史。目前中国平民传记作品的数量已经上来了，质量也在提升之中，到了需要学界关注、研究、鼓励、批评、引导的时候了，不能再让其放任自流了。已经有部分文学工作者开始关注平民传记研究，如全展教授自2000年以来已经关注平民传记的研究。确实也到了从史学角度重视传记的时候了，史学工作者不能再漠视传记的发展了，要关注传记尤其是平民传记的研究。平民为什么要写个人传记？平民传记到底有什么价值？平民传记的出现有何意义？这些是人们要弄清楚的问题。对实用至上的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核心观念问题，必须从学理上给予充分的回答，否则，无法解释清楚平民传记写作的意义，平民传记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自然没有人会来参与平民传记写作活动。

关于平民传记价值的认知，要注意几条原则。第一，平民传记价值的认知有着多元的标准。公众有自我认知，史家有专业认知，要区分内在价值与外在评判的不同。传记的内在价值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外在价值评判则言人人殊。当人们质疑平民传记有什么价值时，往往是站在他者立场上说话的，史学工作者喜欢从大历史立场来理解。我们以为，先要从普通当事人立场来思考此问题，然后从他者立场的历史专业角度来思考。平民传记的专业价值，须放在人为本位史学与公众史学两大视野下加以观察，前者是大视野，后者是小视野。第二，对平民传记的熟悉程度决定其对平民传记价值的认知程度。没有写过或看过平民传记的人，不管是学者或平民，都会怀疑平民传记的写作价值。但写过或看过平民传记的人，则会持肯定态度。对文化人来说，传记是有用的宣传之物；对普通人来说，传记是无用之物，因为他们看不到、体验不到平民传记的价值，一旦真的写成传记，给他们看，他们还是会重视的。在平民传记不存在的时候来讨论有用与无用，是不合适的。只有读了平民传记，仍觉无用时才要加以讨论。第三，要用历史眼光来判断平民传记的价值。平民写传记的活动本身就有个人意义与社会意义。有念头想写，就是一个了不起了；动手写作，是第二个了不起；写出作品，是第三个了不起。至于传记文本会派其他什么用场，取决于未来与别人的需求。平民传记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那是必须在另一个时空中加以判断的事。写不写是你的事，用不用、如何用是别人的事。

一、文本世界视野下的平民传记

传记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回答。杨正润认为传记是“一种文化形态的体现”，赵白生以为传记是“心灵的证据”。笔者以为，传记是用文本（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记录个体一生言行的个人史。传记是一种体裁名，其基本属性是文本，文本是历史生活的载体。它是建立在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二分理论基础上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真实的人类活动世界，文本世界是通过文本来呈现的生活世界。“历史”有二义，即真实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书写历史，本质上是将生活世界转化成文本世界。不用文字表达的生活事实当然是历史，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历史，是无法传承的私密历史。只有形诸文本的历史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可以超时空传承的公共历史。可以说，历史生发于生活世界，存在于文本世界。

传记实际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故事的文本化，平民传记是平民历史的文本化呈现。历史的存在，一般人相信心证。只要存在过了，大脑有记忆了，就是存在。不过，历史学科与法学学科有相似之处，只相信物证，而不相信心证。因为，存在于大脑中的心证是无法验证的、无法观察到的不成型之物。无法成为物证的历史，均是无法进入观察与研究层面的东西，自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历史。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人有“国可亡而史不可亡”说，同理，我们可以说“人可亡而史不可亡”。平民个人史得以被记录下来，才是人类个体存在于世的证明。传记是“人类生命的载体”，是人类生命历程的文本替身。有了“替身”，就可代替“真身”在文本世界独立行走，起到“真身”的宣传与传播作用。人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一个“真身”只能占一个特定的时空段，大约不超过百年。此后的时空段，若想继续让后人知道，须借“替身”来代劳。传记文本可以超时空传播，是百年之后的存在形态。拥有传记，无疑是对自己过去存在的最好诠释方式。由此可知，每个人要重视自我生存的物证，有了物证才算完成了自己人生存在的论证。没有文本，只能在生活世界中存在；有了文本，就可能进入永久流传的精神世界。家人编纂的追忆录，有的直接命名为“存在——王长松追忆录”，正是这种理念的体现。雷颐称“写下来、留下来，才能进入历史”，这是对的，有文献才能进入历史长河；否则，人的存在是无法验证的存在，可能白到地球上走了一趟而已。

传记是人生历程的系统总结。文本的优势是可以使人的一生事迹系统化。生活中的闲聊，大家会回顾某一些片断，但往往是不成系统的，经常是支离破碎的，只有故事的梗概而显模糊。传记写作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系统的建构行为。这样形成的文本是自足的，它会建构成一个系统，内部有较强的逻辑关系，可以提供精确的人类活动信息。人的前半辈子是在用自己活生生的努力书写历史，到了中年、晚年应有系统的总结，将一生中最难忘、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记录下来。有人说：“写这本回忆录主要是想给我七十多年的文艺生活做一个小结，做一次梳理，让我这七十多年的酸甜苦辣都化成一个个的字符，向认识我的人一一诉说。”也有人说：“为了纪念我的平凡人生，因为那里有着很多不平凡的感动。”到了老年，人的记忆带会出现老化现象，会忘记眼前的事，但却不会忘记已经刻入记忆中的往事。“人上了年纪，怀旧之情与日俱增，很多事情不断地涌入脑海并浮现在眼前。”由于多种因素，相当多老人的早年、中年经历与感受是不讲出来的，留在记忆深处。和盘托出，留下文字记忆，对老人来说是一种自我发泄与自我放松。搁笔之际，如释重负，换得一身轻松，这是回忆者的共同感受。对一个老人来说，尤其要学会从容地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从容可以防止意外，从而少留下些人生遗憾。文本是自足的，可以一览无余，了解一个人的一生。没有自传，旁人无法理解传主全面的人生历程与内心世界。它是后人评判、了解一个人一生的文献依据。

传记可留下个人的精神财富。在这个世界上，人死后是否有灵魂一直有争议；但一个人的经验与思想可以通过文本来传承则是可以肯定的。人来到世上走一趟，享受一番，吃一些苦，同时，也要付出、留下一些东西。人准备留下什么？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一些物质财富，这是多数中国人的想法。这种留下物质财富的想法本身不错，是世俗社会多数人的选择，但仅有这些想法是不够的，还要留下一些精神遗产。在人世间走一圈，每个人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很多，如果能记录下来，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精神财富。“记录是为了流传，流传是为了裨益别人和后人。”将人生经验总结一下，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写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笔精神财富，可以被他人享用。有人说：“之所以写这本书，主要是想通过我一生的作为和点滴成就，说明一个问题——一个人只要发奋图强，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勤勤恳恳地学习工作，持之以恒地努力奋斗，就会有所成就，做出一番事业来。希望我的后人能从这书里明白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样这部回忆录就没有白写了。”也有人说：“回首一生，得出一条人生经验，就是人要自尊、自爱、自省、自勉。”这些人生经验是可以与人分享的人类公共精神遗产。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给士大夫看的，今天的历史还要给更多的凡人看。平民除了对帝王将相、各路精英故事有兴趣外，也对平民自身有兴趣。有的人不喜欢名人传记，对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更感兴趣。“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演出，没有固定的剧本，只有无限的可能。”那样的生活，他们更为熟悉，更容易接受。读凡人传记，可以明白人世间的各色人物及故事。李健健称：“传记是把人与人结合在一起的纽带。”平民传记可以将不同平民的心联系在一起。专门论著是普通人读不懂的，只有传记是可以与大众直接分享的。在各种作品中，传记最容易阅读，也最容易应用于生活。

平民传记文本也可让现实社会处于卑微地位的平民得有机会翻身。很多人会说，我是一个小人物，不值得写。我们的观念正相反，人人生活于生活世界中，但只有一小部人会进入文本世界。不写不是名人，写了以后就可能成为名人。一旦成为一个典型以后，就会成为名人。也就是说，普通人更要宣传，更要写出来。如果他的故事有一定的典型性，他有可能成为一个典型性名人。凡有文本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名人。反之，不写成文本，最有名的人也会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留下历史文本，就可能在文本世界占据话语权，这就是要求我们普通人来写传记文本的原因所在。文本本身有一定的权威性，有一定的精神力量。凡人的故事进入文本，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抢占文本市场，在文本世界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文本世界与生活世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两者不对等，双方信息不匹配。文本世界是一个只有读书人才看得懂的世界，而生活世界是人人可以懂的一个世界。书写小历史，就是要在文本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树立自己的位置。生活世界中可以没有位置，但在文本世界须有位置。随着时代的发展，进入文本世界的人会越来越多，身份层次会不断下降。

平民传记是家族文化建设的核心。现在有了政府倡导的省市县文化工程，其实家族也应关注家族文化的建设。没有文本，就是没有文化。中国古人用“文献”指代“文化”，正是凸显了文本的重要性。平民传记得写下来，才有资格谈论其实用性。平民传记可以小用，也可以大用。所谓小用，就是给小范围内的后人与亲朋看。凡人传记首先是给自己看，个人史由现实存在到文本存在，对传主来说是一大超越。有了文本，可以自我阅读，自我品味，自我欣赏。其次是给家人看，给传主的后裔与亲朋看。“最想给我的子孙看看，让他多了解了解我。”“每个人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我希望我的亲朋好友、子孙后代，也能从我这一生的历史里，读到当年的风采。”“这本书我愿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并希望把其中社会需要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年代，精神、灵感又使我们相通了。”有人评论说：“老人们获得的不仅仅是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更是家里人的一种理解。这份回忆录像是一架沟通感情的桥梁，拉近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写凡人传记，是家族文化建设工程的开始。中国人要改变留多少钱财给子孙这样过于物质的观念，更应该重视精神文化。“不可当饭吃的文化”远比“可以当饭吃的物质”更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价值。在家庭文化构建、家风传承方面，回忆录是一大重要而有效的方式，是无价之宝，是生命的延续，具有持久性。把人生保留下来给子孙们看，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

二、人为本位视野下的平民传记

平民传记或平民个人史的价值是由“人为本位”理念决定的。

从空间来看，一个国家可分为组织与个人两大层面。如此，一个国家的历史也可分为组织史与个人史两大层面。政府是现实社会中最强势的组织，帝王将相为代表的政府官员是最强势的个人，所以政府及其官员成为历史优先关注的对象，政府史一直是至上的编纂单位，帝王将相成为国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后人称为“王朝史”。王朝史的优势是可以实现宏大的国家历史建构，谱写出大人物的历史，缺陷是小人物的历史则难以涉及。这种格局的出现，有其一定合理性。现实生活中的人分为大人物与小人物，大人物掌握着政府的权力，事关全国或一方的大局，所以他们的个人史就成了大历史；而那些小人物的历史，则因为无关国家与地方发展的大局，于是成为边缘化的小历史。王朝史主要靠官方档案构成，对个人史的需求度不大。大人物是王朝史的组件，小人物是没有位置的。小人物是国家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粒粟，作用难于显现。

欧洲18世纪以来历史学逐步社会科学化的结果是见物不见人。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流行社会形态史。近二十多年，则流行国家与社会互动分析视野，开始由上层到下层，关注民间社会。这三种历史分析模式，本质上都是“组织本位”模式。它们不同程度地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西方的微观史学认为，“抽掉人这个内核，对世俗社会任何变动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解释”，“人际交往远比结构更能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最近，鲁西奇教授明确提出了“人为本位”视野。所谓人为本位，就是以个人为中心，展开全新的历史思考。人为本位，使个人成为历史观察单位。这样的思考，突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的组织本位历史观察模式的局限。

“人为本位”视野的提出，是当代社会个人力量发展的结果。近代以来，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国民的主体性越来越强，“公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样的现代观念越来越被强化。公民既然是“国家的主人”，自然每个公民有书写自己历史的权力，人人有资格立传，“每个平凡的人都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这应是人的基本要求。雷颐称：“在个人写作和回忆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个村间老叟与一个帝王之间没有高低。”人是世界之宝，人类历史是靠个人来创造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因个人而发生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类历史是由个体的人所组成的。即使组织的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平民传记就是普通公民的历史，有人公开称为“庶民本纪”，有人称为“草民史传”。精英可以立传，平民也可以立传。传记书写对象的扩大化，平民百姓有机会书写自我的历史，这自然是历史书写观念一大进步，“从一滴水映射出中国伟大时代的来临”。既然时代变了，个人的作用越来越强，自然我们的历史研究也要改变，要求以人为中心观察历史、书写历史。时代的变迁，个人力量的加强，人类自我解放进程的加快，个人史的大量出现，促使人为本位历史研究视野的提出。

而人为本位视野的提出，进一步为平民传记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促进普通人个人史写作的发展。人为本位理念，使平民传记成为独立的历史建构单位。不管是自己来做还是借助别人的力量，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值得来参与。不要考虑那么多，做起来就可以了。“若能将飘零的记忆幻化成文字，虽不保证这一生永恒，可我的念想却寻到了延续的方式。”平民不应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应发出自己的声音，积极从事个人史书写。平民传记的实践能改变人的传记观念。普通公民也可以站到历史舞台上说话，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自己的历史感受。

人为本位的提出，是由“大国家史”理念决定的。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权力重心在转移，权力空间在扩大。国家形态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型，意味着由“小国家”到“大国家”的转型。历史记录对象的大小取决于国家形态的变化。传统的国家形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的“小国家”，现代的国家形态则表现为政府、社会兼容的“大国家”。“国家”概念的扩大，导致历史记录对象的扩大、“历史”概念的扩大，由此产生“大国家史”概念。“大国家史”是一个涵盖政府与社会两大层面“历史”概念。这意味着，“国的历史是由家的历史叠合而成，而家的历史正是由个人的命运所串联起来的”。民间社会是普通人活动的空间，他们的历史也成为大国家历史的一个部分。大国家史是由无数个人的经历汇合而成的，记录小人物就是在书写局部历史。个人的命运是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每个小人物的命运都对应着一个社会阶层的变迁，每个阶层的变迁都对应着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传主的众多方面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真实面貌。总之，在精英与大众共创的“大国家史”格局中，传记这种个人史的作用将有着无限的发展空间。

三、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平民传记

平民传记可留下丰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材料。在组织本位视野下，大人物是政府的人，是组织史的一部分，所以国史中的大人物列传偏重公共生活而忽视私生活。而在以人为本位的视野下，人是独立的建构单位，人是全面的人，既有公共生活，又有私生活。

平民传记内容的史学价值，必须放在日常生活史视野下加以观察。什么是日常生活史？狭义的“生活”是指工作之余的活动，广义的“生活”则是包括工作在内的全部生存活动。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日常生活史，首见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接着意大利出现类似的微观史学。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的日常行为，它目光向下，关注到普通人的日常世界，“把关注点放在实践的过程”，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答案。他们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事件，包括生活琐事都富有意义，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说明其意义”。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特色，刘新成教授归纳为五点：研究范围的微观化、目光向下、研究内容包罗万象、重建全面史、他者立场的解释。黄正建教授认为日常生活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三是“综合性”。忽视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特定的内部需求，也就无法理解个体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德国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阿尔夫·吕德克认为，历史是“由普通人创造的动态实践的产物，而不是由抽象的国家或市场造成的结构或力量”，“抓住个人在一个密集的、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生动经验可以更好地丰富单一的历史解释”。日常生活的改革，才是社会变化的关键。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日常生活史，核心思考的是个人经验与总体结构间的关系。

平民传记的内容，主要是个体的日常生活史。这是一种以小见小、由小见大的历史研究视野。

一是以小见小，平民传记留下了凡人生命历程的自我感受。受大历史观的影响，许多人觉得自己是小老百姓，生活相当平淡，没有东西可写，也不值得写。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从生命体来说，地球上的任何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所见所闻，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经历才塑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我。”人类的整体文化库，正是由不同个体的观察积累起来的。接受个人史写作，就是对自己人生的肯定。“闲暇之时，将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和一些学习心得、生活心得、工作心得写出来，也算是一种乐趣吧！”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感受。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忽略了真实地生活在社会里的那些小人物的命运和感受，历史是残缺的历史。平民传记能真正体现一个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历史命运。章立凡称：“历史是一张拼图，个人史只是其中的一块，只有大家都来书写的时候，才有可能窥见历史的全貌。”退休往往是离开社会，进入个体化生存时代。对老人来说，写回忆录或自传更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化生存方式。退休以后的老人并不是没有用的人物，而是有着另一种方式的价值，他们可以为民族创造文化精神财富。

二是由小见大，平民传记可以留下一个时代的个人观感。人类最为宝贵的是拥有大脑，每个人有一个大脑，相当于拥有一台摄像机。无数的人，就是拥有无数台摄像机。每个人在地球上行走一生，会捕捉到无数的镜头。人类在地球上行走以后获得的所见所闻所思，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思考、他人的故事、他人的思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个大脑就是一个知识信息库。写个人传记，就是希望记录下大脑储存的信息、经验、知识、理论。这些东西，是可以永垂于世的。留下文本，是人生最大的精神财富。这个生活世界是必须要靠记录才得以保存的。记录是个体的，不可能是群体的。多人的观察，才形成群体的观察。历史就是生活世界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这些东西具有一度性，如果不加以记录，就会自动消失。如果人人动起来，人人将自己每天的见闻记录下来，那就成为一个当代历史的记录者。生活是万花筒，一个人一个侧面。多个侧面，就能建构出相对完整的全貌。无数人对地球的无数拍摄记录，可以让后人对地球上人类生活的面貌有更为完整的了解。“从日常生活中感悟历史、理解历史”，可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缓慢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平民传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生活史以人为中心，自然关注大众文化，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日常生活史视野也可引导平民传记书写内容的发展方向。有了日常生活史理念，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让个体与社会关系靠拢，厘清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升个人史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参考价值。否则，平民传记的发展也会丧失方向。

平民传记的不断增多，为民史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平民传记是最理想的民史书写形式。平民传记是人的故事，是平民的生命史。这个世界是丰富而复杂的，各人的语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故事与感悟不同。不是只有名人有光彩，那些凡人的故事也可以改编成影视剧。譬如“凡人大传”上的《一个死刑犯的故事》，刻画了一个秉持政治理念坚持不变的文弱书生最后却葬送于自己理念之下的故事，这是典型的A型人格知识分子结局。如据此编一部电视剧，那是十分形象的。真实比虚构更有力量，平民比名人更亲切，人类真实的故事本身就相当离奇了，根本用不着文学家们来编故事。今日中国影视剧题材创作不理想，民史研究不理想，正与缺乏公众个人史资源有一定关系。希望通过上百年的努力，改写历史书写的格局，那时历史书写对象的扩大，历史书写队伍的扩大，小历史书写作品的成倍增加，将是一笔海量的公众历史记忆资料。未来中国历史书写，将是一部由大人物与小人物共同构成的历史画卷。

平民传记是民史建设之基，只有充足的民史作品，才可能有真正的民史研究。从历史书写对象来看，历史人物可以分为“大人物”与“小人物”两大类。传统的历史学，一直重视“大人物”而忽视“小人物”。成天生活于政府视野之中的官员或学者，往往看不见“小人物”的历史。“大国家史”应是大家共同的历史，是“大人物”与“小人物”共同创造的历史。民史的建设须从民史的写作入手，要从民间人物历史记录入手。关注小历史书写是为了丰富大历史的书写。大历史是粗线索的，往往缺少血肉。个人史最重要的是记录了个人的人生经验与历史感受，可以弥补大历史的不足。“历史是英雄和凡人共同创造的。了解历史固然要熟知站在时代潮头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也要知悉为摆脱苦难、追求光明而顽强拼搏的芸芸众生。前者构筑起历史的框架，后者则为这座历史大厦提供细节。没有框架的历史站不起来，而没有细节的历史则空洞而苍白。”有人说：“这路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对于路上的所见所闻，或许我有些不同于他人的心得与体会，所以把它们一一写下与众人共享。”历史编纂是对众多的人生感受、人生历史进行汇总与提炼而已。有了这些人生的真实感受，后人才能体验前人的得失与甘苦，从而理解那个时代。有人说：“我之所以想写回忆录，是我明白个人的历史对认识时代和其他人同样有意义。”普通人的传记是一种颇为珍贵的史料，“普通人的经历基本上无法出现在传统的历史书写中，但小人物的回忆录对于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事件有积极的作用。”人人来写传记，留下传记，就能建立起更为完整、更为丰富的大国家史。

总之，平民传记的独立书写与自我总结意义是原生的，而别人的阅读与研究意义是派生的。作为公众史学的个人史书写，价值重心在下层。在“我—家—国”的模式下，平民传记首先对自己有用，对自己家族有用，其次对地方民间文化建设有用，最后对大国家史学建设有用。凡是公共文化产品，凡是真实的历史书写，均有其历史价值，它是不以外在的传播空间大小与读者数量多少来确定的。囿于大国家视野的学者与限于生活世界的凡人，往往看不到平民传记的价值所在，这样的理念越来越不合时宜了。

（原载《人文杂志》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