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发展的协调性逐渐增强。从1978年到1999年，浙江国内生产总值从124亿元增长到5350亿元，在全国各省区市的排位由第12上升到第4。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浙江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2001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6748.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达到10465元，农村居民纯收入达4582元。1999年到2003年间，浙江GDP年均增幅达到11.7%，高出全国同期平均增幅3.4个百分点。2003年到2017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从9170亿元增加到51768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4203元增加到92057元；地方财政收入从707亿元增加到5803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180元增加到51261元，已连续17年居全国省区首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431元增加到24956元，连续33年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十二五”期末浙江省全面消除了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摘除了26个欠发达县帽子，实现了不把贫困带入“十三五”的目标。2017年浙江生产总值占全国的6.2%，连续21年居全国第4位，经济总量与2016年居全球第18位的荷兰相当；人均生产总值达13634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确定的收入分组标准，浙江已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浙江区域发生了千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都市化、大众传播的发展，对传统的乡村社会构成了革命性的冲击。浙江区域社会加快了从自然经济社会到商品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从伦理型社会到法理型社会转变的步伐。

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是在一个并不优越的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下起步的。浙江是资源小省，人均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3，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改革开放前，浙江国家投资少、国有企业少，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投资额全国人均600元以上，浙江人均仅240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1978年，中央企业和大中型企业占浙江工业总产值比重仅为2.6%和16%。温州、台州、丽水、金华等地的国家投资额更低。1978年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对浙江投资少的状况并未有根本性改变。比如，从1978年至1992年，国家对浙江投资额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三；就沿海与浙江有可比性的6个省份（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福建、广东）1985年至1997年国家投资额的比较，浙江仅排在福建之前，位居第6。然而，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业比重大、资源匮乏等不利条件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

浙江经济社会现象的“奥妙”究竟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必须考虑制度变量这一因素。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变迁、制度创新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现象表明，浙江既是一个富于制度创新冲动的地方，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专业市场等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体现了这一点，民办教育、自筹资金修路、民主恳谈、“不靠输血，自己造血”的城镇化模式等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也体现了这一点。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的“多发”性，使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呈现出了自身鲜明的特征。当代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既不同于以发展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也不同于以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广东模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浙江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既显著地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所谓“诱致性”的特征，也鲜明地呈示了哈耶克所谓“扩展秩序”的特征，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绩效。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绩效，似乎可以归结为制度创新上的成功。然而，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浙江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

如何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帕森斯曾指出，在解释经济社会变迁现象时，任何单因论的学说都是幼稚的。他认为，任何因素都与其他因素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马克斯·韦伯主张一种多因素的弹性解释体系，即不仅考察各种制度结构、物质因素和文化因素对社会的独立影响，而且从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价值体系与其他制度化的结构交互作用来看它们的整体社会影响。他对资本主义兴起原因的讨论，就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韦伯并不是仅仅从功能契合的角度来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一一考察了导致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历史背景。虽然韦伯对于当时的主流学术界仅仅从物质的层面去阐述资本主义起源表示了不满，但同时他又声明：“我们仅仅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我们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他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尽管这是非常主要的一点，但我们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一般而言，现代人，即使是带着最好的愿望，也不能切实看到宗教思想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及其对于民族特征形成的重要性。但是，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替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每一种解释都有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做做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斯·韦伯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多因素的弹性解释方法。在比较宗教研究中，韦伯及后来学者的分析都说明了各种文化均包含着导致经济增长和衰退的种子。在新教、天主教、儒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及各种穆斯林教的文化中，都可以发现经济迅速增长和完全停滞的例子，这取决于经济制度环境究竟有利于每种文化中哪些特性的发展。针对“制度论”和“文化论”都只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而未能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这种现象，金耀基也指出：“我们在解释经济发展这样复杂的经济现象时，实毋须也不应该在‘文化论’与‘制度论’之间强作选择，也即制度论与文化论的观点都是不能偏废的，二者实际上是互为补充，而非互相排斥的。”

这就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启示：解读浙江现象也必须从多角度、多因素的视野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浙江经济领先全国的快速发展，不少省内外学者已经从经济、政治等层面对浙江现象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但浙江现象背后文化的、精神的因素，仍然未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本书只欲立己，不欲破人，仅仅想在已有的理解层面之外增加一个理解层面。也就是说，试图在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在浙江区域制度创新和独特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形成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

只有将文化的阐释和经济的阐释、政治的阐释结合起来，才可能对浙江区域制度创新的多发性和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现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理解。在现实世界中，文化的重要性难以低估。人们的日常生活，时刻都发生、发展在特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情景之中，每个人的行动时时处处都受到文化的内在指引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是人们任何社会行动都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如果离开了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对于当代浙江区域的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现象的阐释，就至少会被认为是不充分的。

研究当代浙江制度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文化的关系问题，韦伯关于某些民族或地区合理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生以及另外一些地区或民族合理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发生的学说，以及后来学者关于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将约束人类经济生活的条件区分为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认为正式制度安排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或可以被统称为文化的东西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作用等观点，都可以作为有价值的参照系。除此以外，文化人类学理论、经济社会学理论等，也可以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