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本古今对照来记述城市水系和相关公共工程的规划设计论著。这本书根植于笔者十年来城市滨水区域规划实践的点滴感想与感悟，更源自十年来对中国古代城市治水、滨水环境整治的历史文献研究，通过对隋唐以来的长安水系、北宋汴京水系、元明清三代北京水系、唐五代至南宋的杭州水系，以及近代广州水系等五大城市水系及一条厚载历史人文信息的大运河水系的系统回顾与论述，揭示了古今城市水系治理和水环境改善工作之间的一些共同特征，借古人的智慧总结今日城市水环境治理中的一些共性问题。其中的杰出匠人，如鲜卑血统的宇文恺及后来建设元大都的刘秉忠，诗人白居易、苏轼，科学家郭守敬等人，他们既是伟大的诗人、工匠、科学家，也是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最早的水利专家和滨水环境规划师。还有那些雄才大略的建设者——隋大业之杨广，唐开元之李隆基，后周世宗柴荣，北宋太祖赵匡胤，元世祖忽必烈，清高宗弘历等。这些古代辉煌城市的缔造者，在建设城市之初，都把水环境治理、水利通漕作为城市建设之首要任务，次则引水溉田、渠造园庭等。

伟大的建设者杨广不仅划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持久的文化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大业三年），也沟通了一条旷古未有的经济、文化和景观大动脉——大运河，这是自魏晋400多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南北融合。正所谓通波千里，国脉所系，这条动脉决定了中国后世都城的基本落位和迁移方向。柴荣对于汴京城市规划的规范，堪称人类史上第一部科学城市规划法。其中的官民共建、利益均衡、人性化拆迁等内容独步中外，对于今日城市环境规划仍具有很大的指导价值。清高宗弘历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开始京西水系规划，在水利与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的综合平衡、财税制度和“以工代赈”的用工制度调节等方面所开先河，同样折射出震古烁今的理性之光。

更如苏轼宦海沉浮中的三个西湖的建设，不仅是苏轼豁达人生的例证，更是扎根于杭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惠州等城市的文化与血脉之中，成为这些城市至今引以为傲的记忆。今天，这两千多年历史的颍州西湖面临新条件下的改造与变迁，其中涉及风景与人居环境、滨水与城市，以及自然生态与农业生产的诸多方面问题及对策，既有历史的共性又有今天的新问题。

今日的规划者、景园师面对这些风景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还有古今交融中时时出现的智慧之光。2015年，恰在本书撰写期间，笔者有幸主持了阜阳（即古颍州）水系规划。历史上，欧阳修、苏轼修治的颍州西湖，今天仍然是现代城市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座曾引领古颍州城市风貌、方圆十余里的巨大湖泊，正不断萎缩、且被蚕食，而今天的阜阳人很少能知道这片如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湖泊，曾经与杭州西湖齐名。欧阳修为官颍州，举家迁于此，终老葬于此湖；苏轼继之，从杭州通判任上来此，一上任便大修西湖，并写下“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的名句。

如今重临颍州西湖，仍不难感受到这种古今交错的历史与厚重，感到东坡诗、东坡竹、东坡西湖、东坡肉皆在眼前，未曾离去。如何发掘并重现这些城市建设史上最美的风景线，古人的智慧时时刻刻都在指导着我们。八百多年前，苏轼在奏折中将杭州西湖称为城市之眼（《乞开杭州西湖状》），称之：杭州如美人，杭州无西湖则如美人无眼目一样不可想象。这恐怕是迄今为止对于水系与城市景观最生动的比喻，深刻反映了城水相依，城市以水系为眼目、为灵魂的关系。对于现代城市而言，城以水为、城因水活，以水为魂的并存共生点丝毫没有减弱。

在学习西方经验和中国古代传统智慧两方面，我们今天似乎更侧重前者，而从建设中国特色景观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智慧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城市终究是为人所用，古今的一致性、类似性仍然大于差异性，古人佳事值得评究并借鉴。尤其是涉及景观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民族性、风格选择等问题，离开古人的智慧宝库，一切均无从谈起。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撰写了这本跨度很大的书，通过古今对照的标尺，审视我们今天的城市滨水改造与规划，乃更重新诠释我们景观规划设计实践，并予以重新定位。在我们轰轰烈烈的滨水实践十余年后，再作这样的审视，或有补于今日该行业过于自尊乃至自大的偏差。

皆因景观之路于中国城市建设而言，正属方兴未艾，来日方长，笔者才要不揣鄙陋，直抒己见，以期开卷有益，收效于他山。

2016年11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