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的丧失——灵知主义

对终末论意识的灵知主义畸变与该意识从古至今的分化是相伴始终的。然而，这一平行过程的许多方面仍然模糊不清，以至于实际上有时甚至连其真实性都受到怀疑。导致困难的是，那些体系在建构时所使用的具体想象图景是多种多样的。的确很难将那些表现形态差异巨大的灵知主义思辨，例如《瓦伦廷福音》（据说它即便不是瓦伦廷亲自所作，也是出自其徒众之手）与黑格尔的体系，视为同一种类的不同个例。因此，我将区分灵知主义体系的实质内核与可变部分。该实质内核是这样一种事业：使位于人身上的灵由其位于宇宙中的异化状态，通过基于知识的行动，回归位居超越的神之灵。而且，灵知主义思辨者想要回归的超越之神，必定等同于“未有宇宙之前”的创世张力之神，而非等同于创世神。于是，该实质内核就能通过诸多符号化表达，例如在瓦伦廷的那些思辨中出现的前创世心理剧，加以想象式扩展。该心理剧叙述了神性的堕落，并为此目的使用了一大批作为工具的角色：神圣的完满（Pleroma）和三体一线（Syzygies）、来自永恒的八尊神（Ogdoads）、十尊神（Decads）和十二尊神（Dodecads）、高级的与低级的索菲亚（Sophia）、造物主（Demiurge）、宇宙创造者（Cosmocrator）和全能救世主（pleromatic Savior）。如果将这些变化多端的扩展及其丰富多彩的人物视为典型的灵知主义符号化表达，就像人们经常以为的那样，那么就会顺理成章地引起对“那些现代体系究竟有没有灵知主义特征”的怀疑。然而，为了要维持这种反对意见，就必须无视如下事实：被现代的灵知主义者奉为祖师的，并不是瓦伦廷或巴西利德斯，而是《约翰福音》。例如，人们必须无视谢林就基督教的历史提出的一条三阶段法则：在彼得式基督教之后，迎来的是保罗式基督教的改革，如今又将继之以由德国的各种思辨体系构成的约翰式基督教。就现代灵知主义的原型案例（黑格尔的体系）而言，它与瓦伦廷的思辨在实质内核上相同，但具体的想象图景则无疑是约翰式的。因此，灵知主义的历史中的那些含混不清之处，并非源自古代体系与现代体系间的真实差异，而是出自对古代灵知主义的一种特定理解，即过于狭隘地仅专注于那些以心理剧的方式进行思辨扩展的实例。因此，如果要将《新约》作品中的“灵知主义因素”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灵知主义表达，与更为显眼的埃及、叙利亚以及安纳托利亚变体并列，那么就必须以基于种类特性的概念，来取代依据表现形态得到界定的概念。为此，必须将灵知主义对意识的畸变置于“天下时代”（这是本卷的主题）的现实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语境中。

我所指的这一种类共有的语境是帝国扩张与意识分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就现实层面的历史而言，灵知主义源自为期六个世纪的帝国扩张与文明破坏。由波斯人、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以及最终由罗马人进行的普世（ecumenic）扩张，摧毁了古代近东的各个宇宙论帝国；这些普世帝国又彼此摧毁，直至罗马的胜利。以色列和古希腊，这两个分别出现了灵性之光与理智之光的社会，也沦为该进程的受害者。对于在社会中的生存所采取的那些传统形式来说，征服所造成的这种现实层面的影响是突如其来的；而在精神层面，对局势的反应并不及时，无法与这种突然性相匹配。当那些社会（它们通过那些古老的符号来表达其有秩序的实在）失去政治上的独立，这些符号的神性权威便受到损害，而新生的帝国秩序所拥有的（至少在一开始），不过是权力的权威。因此，就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各民族而言，他们的灵性精神生活与理智生活便面临着与实在（体现为具有以社会的方式而塑造之秩序的生存）相分离的危险。社会和宇宙（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往往被体验为一片无序领域，致使实在的有序领域只剩下处于朝向神性超越的张力之中的个体生存。由此，那片能够被体验为由神塑造秩序的实在区域便出现严重退缩。

但是，神性秩序退缩至个体生存的领域，绝不应被误认为意识的一种分化。相反，关于实在秩序的图景发生了畸变，因为各种民族文化信奉的宇宙内众神已不足以对一个帝国社会确立的超民族人性进行符号化表达，而那种分化（它能为由各个帝国强行造成的、现实的普世性增添关于普遍人性的精神意识）则尚未出现。这并不是说，生活在被那些帝国吞没的多元文明区域中的人在遇到这些事件时完全无助，而是说，他们必须找到某种介乎关于宇宙的真理和关于生存的真理之间的形式来作为回应。在巴比伦和埃及受到来自波斯和希腊的征服所造成的冲击后，宇宙论信仰和对古老神灵的崇拜依然延续着，正像希腊城邦在被罗马征服后，对城邦众神的崇拜也依然延续着；反过来，那些征服者也通过认可从那些古老神灵中明智地挑选出来的，或是着意新创的一众高级神，尽其所能地为他们的普世征服提供支持。于是，在社会性的各种信仰得到普遍传播之后留下的个体秩序空缺中，希腊的各种神秘宗教获得了跨文化的传播，成为个体生存所遵循的救赎论秩序（soteriological order）采用的新形式。然而，宇宙论形式的精神为适应普世格局而进行的这些调整，并未满足所有人。正如灵知主义的爆发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些多元文明帝国中，必定有一些思想家和群体曾经察觉到，这些调整不过是权宜之计。在古希腊的这种融合表象背后，人对其人性的理解正在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

只要以下提到的这些种类共性因素未被清晰辨识，灵知主义爆发的原因与结构就仍将是个谜团：帝国的扩张对秩序的破坏效果；实在所具有的神性秩序退缩至个体生存领域；在缺少某种充分的灵性分化的情况下，难以用“宇宙论众神”这一亲宇宙（pro-cosmic）的形式来表达反宇宙的退缩；反宇宙主义（anti-cosmism）在以色列——犹太历史中的逐步阐发；基督的显现所起的催化效果；还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欲望，它来自由哲学进行的理智性分化，试图将无序的实在和由其获得的解脱，都纳入某一井然有序、可被理解的体系。即使这些因素均得到关注，仍然会有许多疑问有待解决，但那时至少就有可能避免某些错误。

首先，灵知主义运动中的反宇宙主义并非基督教的一种畸变。这是由于，通过将神性秩序退缩至对意识的超越，灵知主义歪曲了实在，而这先于由基督教所进行的灵性分化。教父们将灵知主义视为基督教的一种异端而与之斗争，这诱使人们夸大了基督教的催化作用，并误认为灵知主义依附于基督教。因此，考虑到反宇宙的意识在前基督教时期的滋生，我们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灵知主义的实质内核肇始于以色列——犹太地区，而非那些多元文明帝国的任何其他区域。这一事实并不应当使人感到惊讶，因为摩西及其他先知同宇宙论形式的帝国的决裂，业已创造出一套灵性意识的言语，在遭遇到那些普世帝国时，这套言语能得到运用和进一步阐发。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以便给基督教中的“灵知主义因素”以恰如其分的地位，但我们也不应夸大其词地认为，犹太起源是灵知主义的唯一源头。面对那些心理剧式思辨（它们的符号化表达所依据的，是普世征服者们占领下的波斯、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的文化），这种夸张便无法成立。

就实质内核的这些扩展而言，它们的史前史是模糊不清的。的确，在心理剧中用到的那些符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那些前普世文化；而且，关于灵知主义的伊朗、巴比伦或一般而言的“东方”起源，已有不少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并不十分让人信服，这不是由于这些符号的起源存在问题，而是由于在经验层面上，在较早时期对这些符号的宇宙论用法和较晚时期的反宇宙用法之间必定发生过的那些变化，无法得到充分的文字记录。当然，有关这段过渡期的文本呈现也有可能是佚失了，或者尚未被发现，但我还是更愿意这样推测：堪与有关这一过程的以色列——犹太文字记录相比的资源从未出现过，因为在该帝国的“东方”地区并未发展出有关灵性意识的类似语言。基于对那些伟大的灵知主义体系的调和主义特征的一项观察，这一推测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当这种心理剧在瓦伦廷式思辨中显露出来时，它的符号化表达并非来自某种特殊的文化，而是不加区别地使用了埃及的八尊神和毕达哥拉斯的四元组（Tetrad），以及伊朗、巴比伦、以色列和基督教的各种符号。如果这种调和主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就像我们在表现形态的层面上经常看到的那样，那么重要的经验意涵就会受到忽视。因为在前创世心理剧这个具体案例中，它所用到的那些符号已经同它们在原文化语境中所发挥的功能脱离；在从宇宙中解放灵的游戏中，灵知主义思想家的想象随意地搬移这些符号。那些神圣形象不再是为宇宙论形式的社会所尊奉的宇宙内众神；尽管依然拥有相同的名称，但它们其实是一种新型的符号，是在普世——帝国形式的社会中，由对生存异化经验的精神回应所创造的。

我斗胆提出，必须将具有调和主义特性的唯灵论（spiritualism）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符号形式。在多元文化帝国中，它出现在分化程度较低的文化区域，是在抵抗某种令人不满的普世秩序的过程中，作为应对普遍人性问题的手段而出现的。因此，就这个方面而言，必须将这种唯灵论视为一种带有抵抗性质的符号化表达，它可与犹太教中的启示录式发展相提并论——但也只是在这方面相似，因为调和主义并不知道帝国之内的边界。灵知主义心理剧接过以色列的各种符号，正如启示录接过“东方的”各种符号。一个相对无害的案例是，有名字的天使（也许来自伊朗）出现在犹太教著作中，例如《但以理书》中的加百列。在大约公元前165年，亦即《但以理书》成书之前，天使们是没有名字的。不过，正如围绕着著名的《珍珠赞美诗》发生的争论所显示的那样，对于调和主义唯灵论所采用的主要表述，如果我们试图追踪并确定它们出现的时期，事情就会急遽地变得复杂起来。

这篇赞美诗包含在伪经《多马行传》中，但与这位使徒的叙事关联十分单薄，以至于有理由认为它是一首插入《多马行传》的外来诗篇。于是，权威们在如下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这首有着确定无疑的宇宙不实论（acosmism）、灵性与救赎论内容的诗篇，究竟是一项能证明确有前基督教的伊朗灵知主义的文本呢？还是代表了位于叙利亚地区的默思反语式（Encratistic）基督教的精神，其时期必须确定在公元2世纪？参与其中的有像汉斯·约纳斯（他持前一种立场），和吉勒斯·基斯佩（他持后一种立场）这样的出色学者。这一分歧的解决看来不会是一蹴而就之事（如果它最终能得到解决的话），因为它是由调和主义唯灵论的发展过程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的那些问题所引发的。尽管前创世心理剧是该过程可能走向的形式之一，但它并非唯一可能的走向。那位体验到神性秩序退缩至个体生存的唯灵论者，并不一定要将其经验中的宇宙不实论扩展为以反宇宙的方式来建构作为一个整体的实在；就像这篇赞美诗的作者那样，他能将自身限制在关于生存秩序的张力之中，并将其符号化表达为从此世的恶龙那里夺取救赎珍珠的斗争。在这个案例中，确实很难确定的是：这一文本究竟是应该被理解为通向灵知主义的前基督教步骤？还是灵知主义在早期基督教语境中的表达？抑或是一首富有叙利亚基督教典型色彩的非灵知主义诗篇？那位唯灵论者通过具有调和特性的方式探寻未知神，这与上述任何一种语境都相容。

神性秩序退缩至个体生存的领域，还有造成这种退缩的动因，在以色列——犹太案例中有着最清晰的体现。这一过程可被描述为一系列以逃离为主题的、愈发激进的变化形态。首先是在现实层面逃离埃及，这同时也是在精神层面上从宇宙论形式的帝国统治下逃离。神之子的身份，从法老身上转移到了直接生存于耶和华之下的以色列人民身上。然而，为了在现实层面存活下来，处于神的王权统治之下的部落联盟必须像其他民族一样，赋予自身一位作为神之子的统治者、一位国王。除了人民之外，又确立一位神之子，这给政治上的符号化表达增添了模糊性。在大卫——所罗门帝国和后续各王国存在期间，这种模糊性始终不曾在理智上得到过充分解决。公元前8世纪，现实中的王权统治与先知所主张的神权政治原则（theopolitism）之间的冲突在如下的以赛亚式要求中臻于极致：国王在战争中不应依赖堡垒与军队，而应仰仗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因为后者将会奇迹般地使国王的人民远离危险。先知的这种变形信仰期待通过王室的信仰行为而对战争的胜负施以奇迹般的改变，这标志着不仅要逃离宇宙论形式，而且还要逃离在社会和历史中的生存所具有的现实结构。接下来，当居鲁士在公元前6世纪征服巴比伦时，“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提出了“作为受难仆人的以色列”这个符号化表达，这个受难的仆人如今将要自立，作为“各民族之光”和“各民族的君主与领袖”。在创造世界并与以色列立约之后，历史如今进入了作为神之国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囊括了所有民族，并以耶路撒冷作为精神中心。以色列不再是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而是将所有民族都转化并纳入以色列自身；在又一次逃离中，她必须由其自身开始，将救赎的消息带到世界的尽头。创世神（bore）已被转化为所有人的救赎者（goel）。最后，在公元前2世纪，在与塞琉古帝国的冲突中，这种符号化表达采用了《但以理书》中的启示录形式。各个帝国的前后相继是无意义的；无论是在现实层面战胜帝国敌人，还是在精神层面转化人类，都没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要重新引入神性秩序，那么，由于实在的当下结构是没有意义的，来自神的干预就必须改变这个结构本身。对以神性秩序加以塑造的实在的意识，已然退缩成一位启示录式思想家的幻想。为神的那些使者准备的舞台已经搭好，他们彻底放弃被创造出来的实在，转而重点关注关于从宇宙的救赎性逃离的灵知。

这个以色列案例充分揭示了问题的实质。退缩过程是通过开端与超越之间均衡的丧失来对意识进行的干扰。而且，由于这种干扰的影响远比各个普世帝国深远，以色列式的启示经验作为一种独立的、打破均衡的因素进入人们的视野，因为以赛亚的各种变形期盼，都来自他对“在由耶和华信仰构成的秩序与政治生存的权力秩序间存在着矛盾”这一观点的认识。在这种经验中，终末论取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先知能以一种预见性的精神完美要求来抗衡宇宙与社会，并宣布不符合这种要求的实在不再有意义。先知唯灵论中特有的这种扭曲，可被历史性地理解为在部落社会进行的灵性分化的结果，它缺乏理智性分化和概念区分。逃离埃及是对逃离宇宙论形式，以及逃离超越了部落联盟形式的政治组织进行的紧凑的符号化表达。通过比较以赛亚和柏拉图在对待“如何认识社会秩序中的生存真理”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这种古老的紧凑性所起的效果将能得到更清晰的显现。柏拉图关于社会的正当秩序的分析以哲学家——王和王权统治者这两个符号为顶峰，他在这样做时充分意识到由人性和现实层面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阻碍，这限制了典范城邦成为一个社会实际采用的制度的可能性；他既强调这个典范城邦不大可能得以建立，又强调如果它竟然真的得以建立，那么其衰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赛亚的信仰以关于和平之王的幻想为顶峰，这个和平之王将采取为务实的国王所拒绝的信仰行动。当以赛亚这样做时，他信赖那种将颠覆实在之结构的行动所具有的魔力，也信赖他自己的建议，并将它视为一种关于颠覆性改变的灵知。如果先知的灵性思维中的这种古老魔法因素与一系列政治灾祸相叠加（后者似乎支持了“现实层面的实在并无意义”这种观点），那么这一灵性过程看来便一定会在其内在逻辑的作用下导向灵知主义。虽然灵知主义并非一种犹太运动，而是在普世帝国中出现的多元文明运动，但对它独有的激情和世俗层面推动力的理解，离不开这段先知性的、启示录式的灵知主义史前史，它以基督的显现为顶峰，是一项重要的起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