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音》中的张力

使这些集合在一起的因素形成一套连贯的符号化表达的事件，是基督的显现；将宇宙起源论意义上的开端，置于它与神性超越在人的意识中的显现这二者的关系中加以阐述，完成这一工作的思想家是《约翰福音》的作者。这部福音书以《创世记》1:1中的“开端之时”开篇，但约翰所记住的并不是创世叙事，而是讲故事的人的过往（praeteritum）。在这段过往中，他并没有讲故事，而是思考神创的实质及其内在结构：“开端之时有言语；言语与神同在；言语就是神。”言语和神既彼此相异，又相互同一，位于开端之时的创世张力正是经由这个矛盾而被理解。然后，通过重复，作者认真地强调了差异性（《约翰福音》1:2），并使创世张力变成创世行动。那个神——他说他存在——通过说出言语而创造万物：“万物是由它造的；没有它，则无一受造物可受造。”这是由于，创世言语就是“生命”，而言语的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里，宇宙起源论的创世言语混杂于“照在黑暗里的光”的出现，它以黑暗无法抵挡之势，强烈地照亮人的生存所处的黑暗。开端的言语出现在基督的显现中，这为施洗者约翰所体验和见证，并由这部福音书的作者进一步证实。

在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大辩论中（《约翰福音》8），对开端的言语与来自超越的言语二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在继续进行，不过这一次不是从开端的言语走向它在神显中的生命，而是从它在基督身上的显现开始，回溯历史，走向它与神的再次同在，同在于创世之前的张力。这场辩论意在澄清，神性显现于一个人身上的含义。当那些不信神的对话者问基督“你是谁”时，他以摩西式的“我是”（《约翰福音》8:24）确认了神性实在在他身上的显现。因此，当被体验为在人的意识中显现的神性实在得到确认时，所使用的符号语言便合乎情理地借鉴了在摩西的意识中启示了自身的那一言语先例，而不是借鉴开端的言语。当然，对先例的求助不应掩盖此时正在进行之事的新颖之处。这是因为，从荆棘丛中对摩西说话的神，此时通过一人之口对其他人说话；以往启示事件中的神业已成为“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约翰福音》1:9）。对摩西的启示（“我是”）仍深陷于对宇宙的原初经验中，以至于它必须用各种宇宙论符号来包围自身，例如来自历代祖先所信奉的某个宇宙内神灵的声音，他在一丛奇异的荆棘中说话；该启示并不塑造所有人的人性，而是塑造摩西的品质，使他能带领以色列人集体摆脱在一个宇宙论帝国中受到的束缚，走向神之下、历史之中的自由。另一方面，耶稣的“我是”则将其自身启示为言语在一个人身上的鲜活显现；它无意于在历史中建立一个民族，而是将使回应其吁求的每个人清楚意识到对神性言语的参与，消解生存的黑暗与荒谬。那位作者果断地将耶稣与法利赛人的争论推向深入，明确揭示出以色列人此前领受的更加紧凑的启示与“我是”在耶稣身上的明晰显现这二者之间的冲突。“我是”以永生的、使人不朽的方式显现于耶稣这个人身上，这如何才能与身受历史束缚的人（即便是像亚伯拉罕这样受人敬重的人物）的死不发生矛盾？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激发出可称高潮的宣示，而它在时态顺序上的断裂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在亚伯拉罕存在前，我存在。”（《约翰福音》8:58）在这一宣示后，被激怒的听众想用石头打他；但耶稣躲开了（《约翰福音》8:59）。

那些使精神洞见得到阐发的大事件并不一定会令所有人欣喜；精神贫乏者为数众多。另有一些人是精神上的实用主义者，例如上述那场争论中的法利赛人，或是在现代基督教与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他们相对应的人。他们愿意倾听某个向历史之内说话的声音，前提是它不能过于明晰，以至于由来自超越的运动要求进行朝向超越的对应运动，即越出历史、通向终末完满的运动。他们想享用由启示带来的蛋糕，同时又将其留在历史之中。上述宣示之所以激怒人，是由于它的语言奇迹突然使“我是”所具有的非历史的、反启示录式的（antiapocalyptic）、终末论的意图表露无遗。随着叙述的进行，《约翰福音》的语言的确会令人惊讶，因为作者并未发展出新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各种新含义，而是当这些新含义在分化过程中从紧凑的“我是”中涌现出来时，仍然使用相同的符号来涵盖这些含义。我已分辨出这个复合体中的两项因素。首先是隐匿神在《出埃及记》3中向摩西所做的自我启示。复合体的这个维度使埃蒂耶·吉尔松将基督教关于存在的所有形而上学理解为关于逃离（Exodus）的形而上学。其次是那个“我是”，它通过在基督身上的显现，使自己在每个人（甚至是有着前基督教信仰的人）身上的参与式显现变得清晰可见：“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约翰福音》8:56）这个维度使托马斯认为，基督不是某个具有历史有限性的神秘体（corpus mysticum）的首脑，而是自创世到末日都是所有人的首脑。第三是终末论意义，从术语的角度来看，它并不与其他意义相分离。通过各项著名的“我是（ego eimi）……”宣示，该意义主导了这篇福音书。

来自那丛荆棘的神性声音将自身界定为“我是我所是”（I-am-who-I-am），随后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个‘我是’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出埃及记》3:14）在开端，隐匿神的言语创造宇宙；当该言语从超越进入人的意识时，它通过语言启示自身。在该启示语言中，那个“我是”变成需要有谓语的主语。就主语而言，进行了自我启示的神是绝对的存在；就谓语而言，他是他在那个启示事件中让自身被人们具体看到的形态。在荆棘丛故事中，他是那个将摩西派给其民众的“我是”。在《约翰福音》中，这个“我是”是神性言语在耶稣身上的显现，并将其作为基督，带着从黑暗中经过救赎返归光明的应许与要求，派给每个人。因此，在《约翰福音》的语境中，那个“我是我所是”就变成某种类似于空白表格的东西，有待由那些“我是……”言语来填写：

 

我是——生命的粮（6:35）；

我是—— 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8:12）；

我是——好牧人（10:11）；

我是— 复活与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将会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将永远不死（11:25—26）；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14:6）；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15:5）。

 

这些话明白无误：谓语表达了言语的运动，即从超越进入每个人的生存，并要求进行反向的、以经由基督之口说出的言语为方向的运动。

然而，当约翰使耶稣就这些话进行阐述时，例如在6:38—40中，一些重要的意涵得到了阐发：“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志行事；差我来者的意志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一切都不应失落，而要在末日使它升天。因为我父的意志，是叫每个见子并信子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升天。”传达那言语的人自身并无意志；通过耶稣之口说出那言语及其要求的，是隐匿神的意志。因此，这段话中的人称代词变得模糊。在“他所赐给我的一切都不应失落”中，这个“我”是谁？是耶稣，还是他所说出的言语？另外，赐每个见他并信他的人永生的“子”是谁？是那个人耶稣，还是那言语？最后，在末日使人升天的“我”是谁？

如果将这些模糊之处理解为来自对那场终末论运动及其历史的经验，那它们就将变得可以理解。只有当超越已进行了自我启示之后，这场以对宇宙的超越为方向的运动才能得到充分阐述。只有当人意识到，神性实在对其人性的推动，不是通过神性实在在宇宙中的显现，而是通过一种由超越直达他的灵魂的显现，他的回应才能变得明晰，成为朝向超越、使人得以不朽的反向运动。约翰在灵性启示的过程中看到了从紧凑到分化的进展，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理智性启示的过程中看到这种进展一样。正如耶稣与法利赛人的辩论所示，在耶稣身上说话的那个“我是”，正是之前那个“我是”——它通过激发出作为回应的信仰而形成人的人性。但耶稣的信仰不像亚伯拉罕的信仰那样具有紧凑模式。在基督的显现中，人性在历史中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得以显明，即作为转变（transformation）过程。就耶稣而言，他的人性对神性言语的参与达到十分强烈的程度，以至于融合在了那言语之中。这部福音书中模棱两可的人称代词，按照那些曾经见到过基督的人所体验到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具有变形效果的融合。

但宇宙依然自开端以来持续存在着；变形自超越的基督必须经历人之死。那么，变形的意义是什么？在耶稣受难之前关键的真理时刻，该福音书的作者让耶稣对其门徒说：“时辰将到，实则已经到了，那时你们将要分散，各归其家，将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父与我同在。我正在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虽然在宇宙中你们有苦难，但要有信心，因为我已胜了宇宙。”（《约翰福音》16:32—33）就是这些。但这些至关重要。在随后的祈祷中，耶稣为那些信守他的言语的人祈祷：“我不求你将他们带出宇宙，只求你保护他们脱离罪恶。他们不属于宇宙，正如我不属于宇宙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言语就是真理。”“这就是永生：他们将你认作唯一的真神，认作那派来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17:15—17;17:3）他为自己祈祷道：“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享有那荣耀，就是那未有宇宙之前我便与你同享的荣耀。”（《约翰福音》17:5）

 

尽管神性实在是一，但其显现则通过超越与开端这两种模式得到体验。超越显现于对心灵中的运动的直接经验之中，而神性开端的显现则经由一种经验的中介，即对宇宙中的事物之生存与可知结构的经验。为充分表达这两种模式，需要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灵魂的那些运动中的直接显现要求使用有关意识的启示性语言。这种语言讲的是探寻、搜索与追问，讲的是对神性本原的无知与知识，讲的是生存的无用、荒谬、焦虑与异化，讲的是被推动着进行的探寻与追问，讲的是被引向本原，讲的是转向，讲的是回归、照亮和重生。经由宇宙中的事物之生存与秩序的显现，则要求使用神话性语言，它讲的是某个创世神或造物主，讲的是某种创造、支持与维护事物秩序的神性力量。然而，如果神性实在的一元性及其显现于人得到十分强烈的体验，就像该福音书的作者在基督身上所体验到的那样，那么，即使是非比寻常的语言敏感性，依然无法阻止他在阐述这两种显现模式时，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种语言。这正是在《约翰福音》中出现的状况：作者将关于创世的宇宙起源论“言语”，与由那个“我是”从超越之处向人说出的启示性“言语”混杂了起来。在当时的那种文化所能运用的各种符号化表达中，这种关于创世的神话性言语（它来自埃及的各种宇宙起源论），与来自摩西及众先知的启示性言语共存。这两种“言语”很容易在一个强烈地被基督的显现所塑造与转变，以至于对此后的那些语言分析问题毫不关注的思想家那里，混合成一种关于神性实在的语言，对应于唯一的神性实在。

困难必定会出现。在耶稣身上进行了自我启示的那个言语，并不回到作为主语的“我是”（该言语是这个主语的谓语），也不回到位居超越的神，而是回到那个在开端说出创世言语的神。然而，通过其死亡战胜了宇宙的基督，无意和创造了宇宙的那个言语同享荣耀，因此，他必须超越创世，回到那处于创世张力中、“未有宇宙之前”（《约翰福音》17:5）的言语的地位。但是，作者通过这种语言想要表达什么？他是否将创世理解为一项罪恶，也许那是由神性的堕落所引发，如今将要为基督的救赎行为所修复？简而言之，他是一位灵知主义者吗？很难这么说。基督将他的门徒派到宇宙中，就像他曾被派到宇宙中一样，是为了使其他人皈依那言语的真理，从而使神的爱能在他们身上显现。信徒们将在（in）宇宙中形成一个共同体，同时又不属于（of）宇宙（《约翰福音》17:14—26）。然而，最后一段话的明晰并未驱散先前那段话对宇宙所投射的阴影。研究《新约》的学者们通过谈论灵知主义在这部福音书中的“影响”或“趋势”，承认了这种冲突。

对灵知主义的诊断是正确的，但对历史影响的观察并未解决这个问题。毋宁说，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当关于某个灵性超越的意识，在源自基督之显现的各种运动，以及“人类的牧人”这种异教灵知的展现中，变得极为明晰之时，是什么因素导致灵知主义恰恰也在这时出现并日渐富有影响力？如果以这种方式来提问的话，那么同时也就提示了答案：超越的显现得到了密切体验，而这就会使开端问题受到密切关注。随着先前不为人知的超越之神将其自身启示为灵魂中的终末论运动的目标，宇宙的生存也就成为愈发恼人的奥秘。如果人所能做的，最好也不过是在宇宙中生活的同时又好像不属于宇宙，以便能通过死亡来逃离这个监狱，那么，这个宇宙究竟为什么应该存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使关于实在的奥秘得以充分展现：有这样一个宇宙，人通过其生存参与其中；人天生具有对实在（他是其中一员）的认知意识；意识在一个被称为历史的过程中发生分化；人在历史过程中发现，实在处于一场以对其当下结构的超越为方向的运动中。宇宙由其神性开端向对自身的某种神性超越运动，这样一个宇宙的确神秘莫测；这个疑问本身并无不妥。

然而，这也是个典型的灵知主义疑问，因为它游移于可能使那个神性奥秘变成人为荒谬的边缘，如果将那种意识（它关注的是以超越为方向的运动），同作为语境的实在（该意识出现于其中）相分离，使这种意识成为将要取消那个奥秘的人类行为的自足基础的话。针对该疑问的各种灵知主义答案的内核所具有的谬误是，它将意识从超越扩展至开端。在各种灵知主义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对以超越模式进行的神性显现的直接经验被以思辨的方式加以扩展，用于包含某种关于开端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其实只能以经过中介的经验这种模式为人所认知。在这种恣意思辨所想象的图景中，实在的过程变成一部可理解的心理剧，它开始于灵性神性的堕落，延续于灵性实体的一些部分被囚禁于由邪恶的造物主所创造的一个宇宙中，终结于被囚禁的实体通过回归灵性神性而获得解放的过程。关于这一心理剧的知识，亦即灵知，是将位于人身上的灵从其宇宙监狱中成功解放出来的前提。这种想象中的解放游戏，其推动力来自得到强烈体验的异化和同样强烈的对异化的反抗；灵知主义思想家们，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是分析异化问题的出色心理学家，都是这种普罗米修斯式反抗的承载者。

然而，在帝国扩张的时代里，可以找到更为简单的方式来发泄对生存无意义的不满，狂热主义和各种启示录式运动的历史表明了这一点。尽管异化与反抗提供了推动力，但仅凭这些并不足以产生一种通过相当可观的思辨努力，试图囊括实在及其过程的灵知主义体系。需要的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对那种以超越为方向的运动的意识，它是如此强烈、明晰，以至于成为过度的光芒，反而使人对作为语境结构的实在视而不见。灵知主义思想家必须要能忘记，宇宙并非出自意识，而人的意识则出自宇宙。而且，他还必须确保在颠覆开端与超越之关系的同时，不会察觉到自己正通过思辨上的颠覆，摧毁实在所具有的奥秘。最后，当他的想象发明出神性堕落这出戏剧时，为了通过他的思辨行为将这出戏剧引向其救赎结局，他必须漠然无视如下事实：他正在放纵他的权势欲（libido dominandi）。我所强调的是，为构建一种灵知主义体系所需的这种漠然无视何其强烈，而这是为了强调，要想使灵知主义畸变得到理解，就必须具备强劲、明晰的终末论意识。在考察了灵知主义的历史之后（它的绝大部分表现属于或者源自基督教范畴），我倾向于认为在基督的显现中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使终末论意识成为一种既塑造人性又毁灭人性的历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