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选贤任能，尚同下效

如上所述，兼爱是墨家思想学说的核心主张。那么，兼爱理想该如何来实现呢？即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实行、如何来实行的问题。“政治的实质是管理，谁来管理、怎样管理，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墨子主张贤人用智慧的方法管理国家。”^[1]

周代社会，用人的标准主要是亲亲，即只任用自己亲近的人。孔子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非儒》）、“故旧不遗”（《论语·泰伯》），又说“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论语·微子》）。虽然也重视贤才，但这种重视是有范围的。而墨子则主张任人唯贤。

墨子认为，选用贤才对于国家政治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是否尚贤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是一个国家能够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尚贤上》说：“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没有一个统治者希望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得越来越糟糕，而是总希望把国家治理得好，但为什么希望的是把国家治理好，结果却总是国家被治理得很差呢？墨子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治理得好，关键就在于能否众贤，即得到大量的人才。《所染》说：“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尚贤上》说：“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好的统治者、管理者一定要善于把精力集中在人才的选拔上，只有选拔好的人才来管理，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因此，《尚贤中》说：“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尚贤是国家政治的根本。

那么，贤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素养呢？《尚贤上》指出，贤才的基本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这相当于今天说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时下有这样的说法，有德有才是合格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作为人才，德和才均属重要素养，实际情况下，甚至德要远重于才。所以，墨子认为，人才首先必须具有高尚的德行修养，德是人才之本。《修身》篇说：“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品行是衡量一个人才的根本。《鲁问》篇载：鲁君曾问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墨子回答说：“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赏誉）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蛊，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必须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即必须了解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才能做出立谁为太子的决定。《修身》篇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辨）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非）智无察，在身而情（惰），反其路（务）者也。”人才必须是具有高远的志向、讲诚信、公平正义、学识渊博、行胜于言、言行一致的人，是能够“反之身者也”，即能够经常进行自我反思、反省的人。例如，关于诚信问题，《经上》说：“信，言合于意也。”《经说上》说：“信，不（必）以其言之当也。”言语诚信，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虽然所说的最终不一定发生。《经上》说：“行，为也。”《经说上》说：“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行就在于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并不是为了取得某种好的名声，否则就和盗贼的行为没有两样了。所以，人才必须首先具有很深厚的修养。

其次，人才必须具有过硬的本事及专长。《耕柱》篇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人才不一定是全才，但必须具有自己的专长。没有才能的人不值得被重视。《亲士》篇说：“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一个人是否为人才，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尤其要考察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耕柱》篇载墨子曰：“言足以复行（履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除非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否则不是什么好的言论。《公孟》篇载：告子曾经对墨子说：“我〔能〕治国为政。”墨子说道：“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言），子之身乱之矣！”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言论只有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才可以体现其意义。

墨子也看到，人才存在自身的弱点。首先，人才因为其有才华，所以很容易被摧残。《亲士》篇说：“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其次，人才因为有其所长，所以很容易自负。《亲士》篇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人才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和问题，但是却可以为聪明的统治者出谋划策，发挥作用。《鲁问》篇载：鲁阳文君曾经问墨子：“有语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处则静，呼则应，可谓忠臣乎？”墨子回答道：“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景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上有过则微之以谏，己有善则访之上，而无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无下比。是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只知道听从领导者任意指挥的人算不得真正的人才，因为这种人与影子和回声的作用类似，真正的人才必须能够对领导者的过错进行劝谏，具有捍卫真理的勇气。

因此，作为统治者来说，必须不拘一格用人才。首先，统治者必须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尚贤下》说：“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财不能杀，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财不能制，必索良工。……王公大人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有一危弓不能张，必索良工。……当王公大人之于此也，则不失尚贤而使能。逮至其国家则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则举之，则王公大人之亲其国家也，不若亲其一危弓、罢马、衣裳、牛羊之财与？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统治者在小事情上知道尚贤，但在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情上却不知道尚贤，是“知小而不知大”的表现，其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就是把国家看得不如牛羊或衣服重要。所以，《尚贤中》说：“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借良宰。故当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尝不〕知以尚贤使能为政也。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重用没有智慧的无故富贵、面目姣好者，是不尚贤的重要表现。任人唯亲是封建宗法制社会的普遍现象，墨子对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进行了否定，强调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必须任人唯贤。《尚贤中》说：“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主张用任人唯贤来代替、否定血缘宗法制的“亲亲尊尊”的用人原则，反对封建贵族世袭垄断的政治特权，强调唯才是举、唯贤是举。所以，《尚贤上》说：“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对于统治者来说，必须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以德才兼备作为用人的标准，而且只要统治者能够真正唯才是举，就能够众贤。

其次，统治者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真正地重视人才。《尚贤上》说：“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对人才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即必须充分地尊重人才。《尚贤中》说：“是以必为置三本。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之成也。”必须给予人才以足够的地位、适当的待遇、应有的权力，人才才能发挥其作用。《鲁问》篇载：墨子曾经派遣公尚过到越国去。公尚过游说越王，越王很高兴，并对公尚过说：“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答应了这件事，于是越王为公尚过套车五十乘，请他到鲁国迎接墨子来越国。公尚过对墨子说：“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回答公尚过说：“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如果越王充分重视墨子的学说，那么即使生活条件差，墨子也会到越国效力；但是如果越王并不重视墨子的学说，则即使生活条件再优厚，墨子也不会到越国去。所以，对于人才来说，“尊重”比待遇丰厚更重要。所以，《尚贤上》说：“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只要统治者能够唯才是举并真正地重视人才，就能够充分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实现天下大治。

在墨家看来，要实现天下大治，除了要任用贤人来管理国家外，还要解决一个如何管理好国家的问题。墨子认为，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尚同，即上同，也就是要全国上下一心，“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从而实现天下太平、社会安定。

墨子认为，人类最初由于没有“一同天下之义”，因此完全处于一种“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的混乱状态。思想认识上的混乱状态，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亏害和仇恨。《尚同上》说：“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尚同中》也说：“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在没有统一道义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交相非”，即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禽兽”般的关系中。梁启超认为，墨子的上述思想和欧洲初期的“民约论”类似。^[2]“民约论”虽大成于法国的卢梭，但其实发源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他们都说，在人类建国之前，人人都是野蛮的自由人，漫无限制，不得已聚起来商量，立一个首长，于是乎就产生出国家来了。他们的见解正和墨子一样。^[3]

国家起源于统一道义的需要，只有统一道义才能息争止乱，而政长的任务就是“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上》说：“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访）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以此为赏罚，甚明察以审信。”在墨子所设计的政权机构蓝图中，从天子、诸侯到乡长、里长等，各个级别的领导者都是从仁人、贤者中选拔任命的。由于各级领导者都由仁人、贤者来担任，他们首先便能够以身作则，推行兼爱，然后上行下效，下边学着上边的样子做，这样整个国家便能够用仁义统一起来了。为了维持政权的良性运转机制，墨子主张运用批评、表扬、奖励和惩罚等各种方式，即运用认识和道德评价，以及行政和法律的手段。^[4]

墨家的“尚同”即“上同”的意思，就是要上下通情，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做到信息畅通。《尚同中》说：“故古者圣王唯而审以尚同，以为正长，是故上下情请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曰：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通过尚同，领导者就能够使人耳目助己视听，使人嘴巴助己言谈，使人心智助己思考，使人手脚助己作为。助己视听的人多了，就能闻见远；助己言谈的人多了，好话就能传播广；助己思考的人多了，谋划的效率就高；助己作为的人多了，做事的效率就高。^[5]有人攻击墨子的尚同论是封建专制，笔者认为这是不妥的。事实上，墨子的尚同思想主要是为了让领导者更多地、更好地、更快地得下之情，以便更好地做判断、做决策，是为了更好地走群众路线。中国台湾学者张伟国说：“墨子的政治思想就算与西洋现代民主政治理想比，也绝不失色。从迎合中国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说，墨子政治理想的价值，不一定在西洋现代民主政治理想之下。”^[6]这种观点是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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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孙中原主编：《墨学与现代文化》（修订版），5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2]参见吴进安：《墨家哲学》，186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3]参见梁启超：《墨子学案》，见《饮冰室合集》，第8卷，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4]参见孙中原：《墨学通论》，2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5]参见孙中原：《墨子解读》，2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6]参见张伟国：《尚同非极权》，载《鹅湖》，198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