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及迅捷行动

中共对战后东北问题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而其战略宏阔之远见与战术运思之细密则胜于国民党，因此，中共成功地在战后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并为其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角度而言，中共在东北的根基至少不弱于国民党。张学良统治时期，东北的中共地下党始终在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利用东北地方的权力真空时期，大力发动民众抗日运动，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活动范围一度遍及东北各地。1940年以后，由于日本占领军在东北的严酷镇压，抗联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残余力量被迫退至苏联，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也趋于低落。但是，东北的重要性始终在中共领袖的考虑之中。还在抗战中期，毛泽东即提出，“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1]。在决定战后路线方针的中共七大开会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到东北。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2]毛泽东特别强调东北相对发达的现代工业对中共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共现有的基础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3]。据此，七大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的方针，可见中共当时已经有了在战后经略东北的明确设想。虽然根据现有资料，七大是如何讨论东北问题并作出相应决定的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但东北问题在中共七大占有重要地位则毋庸置疑，只是由于中共对苏联的动向尚无所知，具体行动方案并不明确。[4]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的第二号令，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察、热、辽、吉进军，从而揭开了战后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

在中共战后经略东北之初，跟随苏军进入东北的原抗联人员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42年8月，退入苏联的抗联部队成立国际第88独立步兵教导旅，并组成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负责，在实行军事整训的同时，也在寻求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1944年6月，抗联教导旅制定了抗联在反攻中的五条方针，第一条即“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参加反攻东北的作战”。第五条是要与中共中央迅速取得联系。[5]苏联对日宣战前，周保中等决定，向苏方要求随军行动，以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城镇，迎接中共进军。为此，苏方同意“利用抗联参加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的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建立根据地”。远东苏军司令部军事委员希金还和抗联方面商讨了出兵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如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东北分布力量，准备迎接中央和八路军；八路军被新的反动势力暂时隔断，国民党统治东北的时候，准备作新的长期的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6]在苏联出兵后，苏方同意原抗联领导人以卫戍副司令身份随苏军进入东北57个城市，其中周保中在长春，冯仲云在沈阳，李兆麟在哈尔滨。他们的工作重点，一是接收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广播、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二是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压制国民党人员的活动。他们为中共部队以后大举出关准备了一定的基础。[7]中共东北局成立后，这批抗联人员均归属于东北局领导。

中共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后，紧邻东北的中共冀热辽军区行动最早，8月中旬由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指挥，分路向承德、赤峰、锦州进军，其中担任东路进军任务的第16军分区部队，在司令员曾克林率领下，29日已从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绕道越过长城，进入东北。30日，该部与苏军在山海关以东20余公里的北宁路前所车站会合，并成功地说服苏军帮助他们攻占了尚被日军占据的山海关。日本宣布投降不过半月，中共便以其迅捷动作，卡住了由陆路出关最重要的咽喉要道，迫使国民党其后为了循陆路出关而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此时国民党甚而连接收东北的班底还未搭成，中共则已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先机之利。

曾克林部行动迅速，9月4日已过锦州，体现出中共部队尤其是其指挥员部署行动时的高度主动性和灵活性。由于所带电台功率太小，此时曾部已与其上级李运昌失去联系[8]，中共中央对东北前方的实情并不十分清楚，而且中苏条约刚刚在8月27日公布，其对国共双方的意义尤其是苏联的态度，中共尚不能立即确定，因此，中共最初对进军东北的态度还是较为谨慎的。8月20日，中共决定从山东、冀鲁豫和冀中调4个团进军东北。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说明，“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目前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9]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为党内起草的通知中，提出东北“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10]。

不过，中共对进军东北的谨慎态度迅即发生了变化。还是在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说：为了有利于谈判，需要作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让步的地区，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要看谈判的情况。“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11]刘少奇也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这又说明，虽然情况尚不十分明朗，但中共已有着重向北发展的考虑。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局的指示中，虽然仍提出“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同时也提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在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是对苏联动向和国共双方战略态势作出的较为准确果断的判断，以后的历史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正是建立在上述判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下令“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12]。“越快越好”，说明了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争取东北的果断与急迫，与国民党慢条斯理、按部就班的动作恰成鲜明对比。8月底，已到大连的胶东军区情报部部长邹大鹏发回情报，称“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进一步坚定了中共进入东北的决心。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出关部队增加10个团，同时决定调集近万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出关。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13]。

就在中共正紧锣密鼓地部署进军东北时，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主动向已到东北的曾克林提出，派代表和曾同去延安，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无论马氏的举动是他本人所为还是出自莫斯科的旨意，其结果对中共有利则无疑义。9月14日，曾克林和马氏代表贝鲁罗索夫飞抵延安。贝氏向朱德转告了马氏的口头通知：在苏军撤退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14]马氏的表示，虽然没有明确支持中共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也没有提及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联须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之事，而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事，苏联不会反对，在中共军队已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对中共实际上是有利的。[15]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谈到东北广大地区无人管理，秩序混乱，而我军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认为应该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听了曾克林的汇报后，刘少奇说，在曾克林到延安前，中央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曾克林的汇报为中央提供了了解东北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从而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6]

在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同一天，新四军第3师师长黄克诚发出致华中局转中共中央电。他认为，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主力不多，且部署分散，突击力量欠强大，各根据地联系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他提出了中共未来发展可选择的方针：一是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但将造成严重失败；二是在有利基础下让步，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但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三是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逼蒋介石让步，取得和平。他建议中共中央采取后一方针，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为此须从山东调三万至五万人去东北，从华中调三万至六万人去山东，河南主力调山西，江南主力调江北。他认为：“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17]与此同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亦建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18]。9月17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意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需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作战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因此他们建议，“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越快越好”[19]。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负责人同时提出向北发展的建议并非偶然，盱衡形势，这确实是战后中共与国民党争胜的关键所在，而上下一心也为中共内部达成高度一致、实现战略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认为有改变中共战略方针的必要。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正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中共中央的工作暂由刘少奇主持。9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等，通报东北情况，提出这是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当天，中共中央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20]9月17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定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电，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21]。毛泽东等于19日回电“完全同意”。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朱德也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22]会后，刘少奇即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至各地，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23]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并对各地领导机关作出调整。从此，向北发展，以东北为发展中心，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成为中共的战略方针。进军东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战后中共全盘战略棋局中最重要的一着棋，以后的历史演进证明，这是对中共在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24]

中共确立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进行相关部署。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彭真为书记。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25]。19日决定原去山东的林彪改去冀热辽（10月17日又改令其去东北），罗荣桓去东北。其后，又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这样，就有4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20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近三分之一）前往东北工作，由此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18日，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开始工作（此时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最高负责人熊式辉还远在离东北数千里之遥的重庆搭班子），随后陆续组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分局和各地方党委。10月9日，成立东北军区，程子华任司令员。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东北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26]，由林彪任总司令。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至此组建完成。

彭真到沈阳的次日，9月19日即主持召开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接应各路部队和干部，准备抗击国民党武装抢占东北。20日彭真电告中央，苏军愿给援助，中共在大城市受限制，但仍有相当便利，在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基本可以放手干。[27]10月3日，彭真在沈阳面见苏军高级领导人（此人未向彭真亮明自己的身份，但据说是苏共中央军委委员），据事后彭真的报告，这位苏军领导人向彭真了解各方情况，问了很多问题，并转告斯大林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中共很有信心；他表示中共在东北的气魄很大，但批评中共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观念。他告知彭真，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北面自然是中共的。东北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看来他是喜欢我们控制全东北的。”过后他又告，在东北要什么，不可向第三人谈，否则将不会再给。次日，彭真又见了另一位苏军领导人，他告彭真，某处等中共，可否马上接。彭告有些地方尚须稍待，并提出交通问题。他说不成。彭问至迟须何时接？他说一月内，他可以代为保存。他说最大部分在北面，要中共准备接收并快点。为此，彭真等东北中共领导人大受鼓舞，4日电告中共中央，“苏方表示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收一部分，允许在一个月内替我保存”[28]。彭真、陈云等因此建议中共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卅万，于一月内赶到彭、陈处，用一切方法控制此间，宁使其它区受牺牲化为游击区，以至暂时丧失。”[29]由此也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共向北发展的决心。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分两批调动至少10万部队到东北，并以山东军区部队为出关部队的中坚。

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水之隔，海路交通方便，从来都是所谓“闯关东”的捷径。山东也是中共抗战时期发展较快、实力较强的根据地，抗战胜利时已编成主力与基干部队8个师、11个警备旅、4个独立旅共23万余人。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时机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同时指示东北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30]还指示华中局：“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31]

山东部队主要由海路进入东北，在胶东由蓬莱和龙口出发，于辽东孤山、庄河、貔子窝一带登陆，并且得到苏军的默认[32]，到达东北的部队总数有6万余人。由陆路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主力是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3万余人，其他还有陕北、冀中、晋绥部队以及抗大总校和大批干部。到1945年12月，中共出关部队总数近11万人，还有2万干部，原定调军计划基本完成。

不仅由关内调兵东北，中共部队到东北后，“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33]，以至“一名排长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已多了一个排的新兵，一时传为笑谈”。中共要求出关部队“必须分散摆开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会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34]。因此，中共早期出关部队几乎是以成倍的速度增加。曾克林部半个月内从4000人扩到2万人，年底已有7万人。1945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已辖有13个军区、3个纵队、5个师、17个旅，共274900人。[35]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

在部队大举出关的同时，中共在东北还大力扩张地盘。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局：“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日，中共中央再度指示：“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36]东北局据此提出其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或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37]为了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东北局进驻沈阳后的工作中心，就是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沿线及营口、山海关等要点，为大部队出关及建立根据地创造更好的条件。[38]

与中共争夺东北的迅捷动作相比，国民党的动作确实太过缓慢，而且其对中共争夺东北的决心与部署始终估计不足。直到1945年12月，中共出关及扩编部队的总人数已经接近30万，然国民党军事主管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称，估计中共出关部队人数不过4万余人[39]，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再加上国民党在向东北运兵时，海运受阻于苏联的拒绝，陆运受阻于中共的阻击，进展不快，导致其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可以用于东北接收的兵力只有两个军，难免在动武时捉襟见肘。

注释：

[1]《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68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410~411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5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据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3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然而据参加中苏条约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所记，斯大林告诉宋子文，孙科将莫斯科谈判的内容传给了延安，并称这是“非常糟”的事，必须停止。（参见《1945年7月12日谈判记录》，见胡世泽档，Box.2）蒋经国在致蒋介石电文中，也称“史氏谓孙科曾将莫斯科谈判经过密告延安驻渝代表，彼对此甚表不满”（《蒋经国致蒋介石电》，1945年7月13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文电·专案·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雅尔达密约与中苏协定》，第603号）。但根据目前公布的材料，毛泽东在8月23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讲话时，对14日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内容尚在推测，故中共究竟是否在中苏条约签订前后得到相关情报尚待考证。

[5]参见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280页，沈阳，白山出版社，1993。

[6]参见周保中：《1949年3月19日给东北局的申请书》，见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295页。

[7]据苏联塔斯社的数字，苏军在东北共收缴步枪68万余支，机枪近3万挺，手枪6万支，火炮1.2万余门，装甲战车500余辆，卡车1.5万余辆（参见“三军大学”：《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1册，167~168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但是这些武器装备不可能都交给中共。

[8]参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1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9]参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4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1]《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15~16页。

[12]《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57~258页。

[13]《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74页。

[14]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49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5]中共得知苏联态度后致函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热河、辽宁抗战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得到苏方的默认。（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491页）同时，进入华北的苏军则要求中共“火速北开接收”，并给予武器，“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16]参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32页。

[17]《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1945年9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83~285页。中共中央书记处20日复电黄克诚：“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同上书，282页）

[18]《刘少奇年谱》上卷，494页。

[19]《华中局建议江南主力北调致中央电》，1945年9月17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20]《刘少奇年谱》上卷，492页。

[21]《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电及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复电》，1945年9月1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79页。

[22]参见《刘少奇年谱》上卷，49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3]《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1945年9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选集》上卷，371~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4]国民党和美英在华人员均认为：“国党最大危险，莫如共党全力挺进东北，借苏联暗中掩护占据东北，利用日军武器武装军队，然后由张家口至承德沿山海关秦皇岛一线筑成防线，若是，则国际和会对国共必折衷解决，共产党如失此机处境必危。”（《中情部关于东北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20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25]《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26]苏方曾对进入沈阳的曾克林建议，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中共军队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改叫东北人民自治军，他们就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接受了苏方建议后，苏方下令凡佩戴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阻拦限制。（参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18页）刘少奇也建议彭真，出关部队既要有正式名称，又要避免外交纠纷，“请考虑是否可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刘少奇年谱》上卷，499页）。

[27]参见《彭真年谱》第1卷，299~302页。

[28]《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1卷，341~34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29]《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30]《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电》，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0日、24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31]《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进军问题给华中局的指示》，1945年9月2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86~287页。

[32]罗荣桓在渡海途中，曾遇到苏军巡逻艇，苏军官登艇后表示，他们不阻止八路军的行动，船队可在旅顺、大连之外的任何港口登陆。（参见《罗荣桓传》编写组：《罗荣桓传》，388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33]《中央通报》，1945年9月16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34]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46页。此种扩军素质不高，中共亦有察觉。据林彪的报告，“在东北新成立之10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分，亦被带坏”（《林彪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4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当国民党部队一进攻，这些部队整团整营的反水，杀害我们的干部，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32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底到次年初，东北收编部队叛变的有近4万人。（参见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29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因此，中共在东北后期的扩军作法有了改变，注重对新编部队进行大规模整顿。

[35]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3卷，552页，北京，长征出版社，1994。

[36]《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300、309页。

[37]《东北局关于建军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13日，见《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4页，藏北京中央档案馆。

[38]参见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42页。

[39]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1册，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