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国民党进军东北与山海关之战

国民党接收东北暂时受挫，并不妨碍其最终接收东北的决心。总结其受挫原因，除了苏联的阻扰之外，没有足够可用的军事力量也是重要因素，对于一向信奉武力解决而又面临中共强力挑战的蒋介石而言更是如此。在苏联拒绝国民党军队海运登陆东北后，国民党只能转求美国的协助。抗战胜利后，美国动用舰船为国民党从西南后方大规模运送部队至各接收地区，其中也包括邻近东北的华北各港。10月2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河北秦皇岛登陆，其后国民党第13军和第52军由美舰运送登陆秦皇岛，为从陆路向东北进军建立了前进基地。10月底，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亲往东北，与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交涉后，认为国民党指望苏联协助接收东北已无可能，遂向蒋介石建议：既不能和平接收，即不惜使用武力，迅速抽调10个军，以美舰掩护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产党军，再回师关内作战。[1]此时，蒋介石正恼怒于东北接收受挫，希望有所作为，以示力量，杜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正合其想法，但出于总体战略、用兵实际困难与对苏关系等种种考虑，蒋尚无意在东北贸然动用重兵，而令杜聿明先攻击山海关，打开进军东北的门户，视情再定。

秦皇岛距出关门户山海关不过咫尺之遥，国民党军登陆秦皇岛，引起中共的高度关注，认为其“向山海关、锦州进攻前进是必然的”[2]。此时正值中共进军东北的关键时刻，东北尚无国民党一兵一卒，中共认为，既然苏联已经拒绝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登陆，则中共如能控制山海关，就可将国民党堵在东北大门之外，由中共控制东北，因此，中共立即开始部署应对之策，改变前此在东北分散发展、扩大地盘的方针，要求东北方面集中兵力进行阻击作战，坚决打消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可能。10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3]19日再度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4]28日三度指示东北局：“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5]这几次指示的中心要点就在于，“竭尽全力……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6]，表现出中共因应时局变化的决心与能力。

中共对国民党进军东北的因应举措还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至少是默认。通过拒绝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各港登陆，苏联已经向国民党充分表达了对拒止美国介入、保持其在东北利益的严重关切，而中共对国民党进军东北的阻击，又可被苏联用来作为实际打消国民党在东北地位的一着妙棋，故此，苏联对中共的举动一度予以暗中支持，并在双方之间形成了相当的默契。当国民党军表现出准备进军东北的动向时，苏方先已通告中共，并促“派兵阻击”。毛泽东得知后，即要彭真“告辰、马诸兄（苏方与中共联络的代号——作者注）”，对国民党军登陆企图“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7]。苏方随后建议中共部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以阻止国民党军登陆，使中共“甚为欣慰”[8]。中共还请求苏联推迟苏军撤退时间，并在此期间拒绝国民党军登陆及接收政权，允许中共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9]这些要求大体都得到了苏军当局的认可或默认，对中共抗击国民党进军东北，发展自身力量都是非常有利的。[10]

国共双方既对东北战事都有心理与物质的准备，战争自不可避免。就国民党方而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出身黄埔军校，曾率领国民党精锐部队5军征战疆场，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甚佳，确立其指挥自信，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作为的新进将领的代表人物之一。准备进军东北的国民党13军和52军都为全美械装备，实力较强，又有作战经验，士气也比较高昂，杜聿明因此对作战前景较为乐观。他曾对人说：“如今我们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加上美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整个形势都将对我们有利，只要认真、慎重地指挥作战，打败共军不是不可能的。”[11]

11月7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应即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12]。杜聿明到秦皇岛前线后，经过对国共双方部队的评估和对前此国共部队小规模接触战例的分析，判断山海关当面的中共部队“素质训练均极低劣，弹药尤为缺乏”，而己方13军和52军总计7万余人，兵力集中，装备精良，背靠铁路，补给方便，进退自如，自信可以一战。14日，他下达作战命令，令13军4、89师正面攻击山海关，13军54师和52军25师由九门口和无名口迂回攻击山海关侧翼，52军主力为预备兵团，“随攻势之进展，逐次向山海关推进，于攻击兵团攻势奏功而弹药缺乏时，应适应战机准备超越第一线扩张战果，穷追败退之匪”[13]。15日上午，国民党军首先向山海关侧翼九门口和义院口发起攻击，中共参战部队共6个团1万余人，不仅人数与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有的单位平均每两个人才有一支枪），而且或系长途跋涉刚到东北，或系到东北后扩编而成，战斗力并不强，面对国民党军的攻击，阵地失守。16日，国民党军再从正面攻击山海关，中共部队因人数有限，只能采取平面阻击的方式，无法进行纵深配备，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有被侧翼包抄的危险，因此经一天阻击后，在当晚撤离山海关。

中共部队失守山海关，根本还在于国共两军实力差距过大，对此，在东北前线的林彪已有体认。林彪领受中共中央的指示，自冀热辽转进东北，于10月下旬到达沈阳，出任东北前线中共最高军事主官。根据中共中央尽力将国民党军堵在东北之外的指示，他到任后命令东北部队在古北口、山海关、葫芦岛、营口、安东设防，从海陆两方面把守东北门户，落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但是，同为杜聿明的黄埔校友[14]、一向用兵大胆而又谨慎的林彪对东北局势有自己的看法，在兵力部署上主张“我之战术基本原则是将主力隐蔽、控制于前方的适当地点，寻找战机”[15]。因此，面对国民党军的攻势，他并未将主力全部投入山海关一线，与国民党军作大规模正面交锋，这也符合他一贯的战略战术运用原则。

不过，林彪的做法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山海关战前，毛泽东曾经指示东北局：国民党“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而我军正向东北开进，“只要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16]。山海关战事初起，毛泽东虽已认识到，中共出关部队同样存在“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的问题，如“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因此提出“谨慎使用主力”的主张。但在具体作战指导方面，他仍指示林彪，沿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待对手疲惫而自己休整后，再由林“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7]。这样的指示多少脱离了当时战场的实际，并高估了中共东北部队的实力，很快即为事实证明确实过于乐观。

国民党军没费多少周折即较为顺利地攻下山海关，更使杜聿明认为自己判断的正确，从而坚定其继续进击的决心，而且也提高了国民党军的士气。国民党军在16日攻占山海关的当晚，杜聿明即下令沿榆沈公路继续向绥中进击，并于19日占领绥中，战场情势对中共方面较为不利。当天，林彪亲临前线观察形势，他认为：前线部队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武器弹药不足，缺少用费，对地理形势不了解，通讯联络混乱，地方群众未发动，而且出关部队来自各地，整合战力有待时日，因此向中共中央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18]。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苏联则因顾忌国际和美国反应而对其东北战略有所调整，要求中共配合，中共因此而相应改变东北工作方针，准备退出东北大城市和中长铁路沿线，军事战略的改变自然随之而行。23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林彪的“基本意见”。

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进展令蒋介石颇为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山海关自俄军让给共匪以后，我出东北之关门被匪堵塞，各海口又被盘踞，海运之道全绝，此皆为我革命成败之重大关键也。山海关亦于十六日为我攻占，共匪向东北逃窜，于是进出东北之门户复启矣。而俄国因我撤退行营之决心，而其态度变化，转与我来妥协矣。此或为国家与世界转危为安之枢机乎，非上帝佑我，决不能有此旋转之大力也。”[19]他在杜聿明部进占绥中后致电杜，嘉奖其“忠勇奋战，迭克要隘，着即转谕锦州、葫芦岛一带，尚有匪军，仍希转励所部击灭之，向大凌河进展”[20]。杜聿明随后下令所部沿锦榆公路和北宁铁路迅速向锦州推进。22日，杜部占兴城、锦西、葫芦岛，其势汹汹，林彪为避其锋，无意死守锦州，率部退往辽西阜新，26日国民党军占锦州。

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国民党军前后不过用了10天时间，而且未付出太大代价，可谓长驱直进，说明国共两军当时实力的差距，中共部队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中共中央总结认为，国民党军“几乎未遇严重抵抗”，表明出关部队“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21]。然而，虽然国民党军一路挺进，但其弱点在于，当时能用于东北作战的部队只有这两个军数万人，而以东北地域之辽阔，两个军的兵力运用实在是捉襟见肘。本来蒋介石还答应杜聿明，调天津的94军出关，但军令部和北平行营都不同意，因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主张先解决关内尤其是华北问题，而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则认为，“华北如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22]。11月24日，国民党各军事指挥机构举行军事会报，认为“五十二军、十三军虽攻击奏功，但目前后援不继，侧背暴露，似不可过于深入，应由军令部统筹策划，即指示杜聿明第一期进出线，并先电令注意警戒左侧背”[23]。他们的主张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因为此时国共两军正在华北各铁路沿线交手，蒋介石既要分心关注关内尤其是华北的情况，而且在华北铁路交通受阻之际，暂时亦无法调动更多部队出关；同时，格于先前交涉的经验，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并无把握，唯恐调派部队出关后，“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因此主张“更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也”[24]。

作为东北军事主官，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一路进军，未有波折，当然是雄心勃勃，跃跃欲试，企望更进一步，直进沈阳，但他也明白孤军深入的危险，知晓以东北的地域环境，势须调动更多部队出关，方可达成计划任务。他在11月底向国民党统帅部提出：“调十个军进入东北，于一个半月内控制全面，三个月内肃清散匪，完成绥靖后，再由东北抽出三至五个军转用于热、察。”杜聿明的建议有其观察敏锐的方面，也不无军事的意义。以当时的实际（国共力量的对比，美苏的角力，苏联对国民党态度的某些缓和，甚至中共也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国民党军至少可推进到沈阳一线而无大碍，甚而再进一步也并非全无可能。杜聿明根据其在东北的观察和作战经验，一直力主集中重兵，先向北进，然后再回师关内。但是，调派10个军出关，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不仅做不到（在东北内战的三年间也从未做到），而且牵涉到国民党的全盘军事战略调整，即究竟是先东北还是先华北，先关外还是先关内。在当时状况下，先关内先华北的军事战略似已得国民党多数支持。不仅如此，国民党运兵东北当时还依赖于美国舰船，杜聿明的建议被提交中美联合军事小组研究，美方意见是：“甲、全面接收东北之前提，1.华北已告稳定；2.苏联态度友好；3.反动派与政府之冲突保持现状。乙、接收办法：1.控制交通——以有力部队先控制华北要点及交通要线；2.开始日前——须在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增援华北各军集中完毕以后；3.使用兵力——最初接收要点要线至少需十五个师，自三月一日起每月运入东北两师（七个半月运完）；4.运输补给——关于军队运输须先作详尽之研究与计划，俾保证部队到后，能获适当之补给。”[25]这些条件都是国民党当时根本不具备的，所以杜聿明的建议不能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也是必然。

12月3日，蒋介石电令杜聿明：“我军进驻锦州后，应先占领义县及其以西地区，建立周围强固工事，严防朝阳方面之来袭击也。待占义县后，切实整顿后方交通线路，非有命令，不得向大凌河以东地区进占，至要。”[26]6日又致电杜聿明，“希即飞渝，面授机宜，我军暂勿向沈阳推进为要”[27]。8日决定，“由锦州前进部队须待铁路交通恢复方能决定日期，向沈阳开拔时，当先饬派员与苏军切实联络”[28]。这说明蒋基本放弃了在当时立即进军东北的想法。12日，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提出：“东北与平津互为唇齿，辅车相依，故欲保东北，必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先定热察。……东北军事因运输困难，增援补给均属不易，加以关内绥包之围未解，奸匪主力尚未击破，职意此刻只能巩固锦州，以关外关内之兵会攻承德，先纾热河。”[29]白的建议为蒋所接受。蒋在重庆召见杜聿明时，告其对东北苏军占领区将用外交接收，交代其当前任务是打通锦承铁路，占领热河，保证东北侧翼和后方的安全，切断中共东北与华北的联系。随后，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转进热河作战。[30]担任东北接收交涉的张嘉璈，因不明蒋之用意，对军队停止不动“深为诧异”，认为“若专赖由南向北，设临时发生枝节，或路有故障，而苏军又自长北撤，尔时景象不堪设想”[31]。然蒋坚持己见，即不超越苏军防线，故国民党军进入锦州后即未向北再有进一步的动作。

国共两军在山海关和锦州的战斗，规模并不大，国共双方的战地指挥官着重考虑的是军事战术的运用及是否有利于己方的问题，并且都表现出与统帅部的分歧，自无可厚非。然而，国民党方胜而未继续进击，为中共留下了军事调整整顿的时空余地，虽然国民党方统帅部的考量亦有其出发点，但毕竟未能达成以军事进击完成东北接收的任务，其间反映的主要仍为政治问题，即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因此，国共双方领导层的对苏战略运用，更能体现其对总体形势与自身地位优劣的分析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全盘部署。

注释：

[1]参见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8页。

[2]《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阻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见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18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

[3]《中央关于阻止国民党军队入东北问题给彭真、陈云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351页。

[4]《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364页。

[5]《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388~389页。

[6]《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彭真文选》，6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拒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见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189页。

[8]《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388页。

[9]参见《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10]主要是由于资料方面的原因，目前对中共与苏联在战后东北关系的方方面面还不十分清楚，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11]《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399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2。

[12]《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2册，474页。

[13]《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2011~2012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14]杜聿明是黄埔军校一期生，林彪是黄埔军校四期生。

[15]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279页。

[16]《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册，419页。

[17]《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1945年11月15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43~144页。

[18]《林彪致军委等电》，1945年11月21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档抄件。

[19]《蒋介石日记》，1945年11月17日。

[20]《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2024页。

[21]《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465~466页。

[22]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23页。

[23]《军事会报报告资料》，1945年11月24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224页。

[24]《蒋介石日记》，1945年12月12日。

[25]参见《徐永昌呈蒋介石签呈》，1945年12月16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287~288页。

[26]《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5年12月3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240页。

[27]《蒋介石致杜聿明电》，1945年12月6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259页。

[28]《蒋介石致蒋经国转张嘉璈》，1945年12月8日，见张嘉璈档，Box26。

[29]《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45年12月12日，见《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接收东北与对苏交涉）》上（二）第一册，279~280页。

[30]台湾出版的战史认为，国民党军转用于热河，“我追匪窜，我去匪来，耗时一月，虽偶有斩获，仍未能竟歼匪之全功”（《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2册，486页）。

[31]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