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中国经济寻找新动能

第二章
三个反超：数据中的经济动能转换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在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其实，经济新动能在数据中已经有明显的蛛丝马迹。这种新动能是否能够持续、壮大，取决于我们怎么做。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一路跌破10%、9%、8%、7%四个关口，趋势上看可能还会继续向下。

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凸显了过去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未来经济会怎样？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转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在哪里？这些问题并非事不关己的“假大空”，而是关系到社稷民生。没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改善民生，社会矛盾也会积聚和爆发。

判断未来的方向，要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寻找线索。我们先从数据上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拐点在2013年，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可谓是“过去已去，未来已来”。

2013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由工业化主导的，以工业化为主发动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变成了世界的工厂，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开始，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城市化主导，以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为主发动机。这一转变，前文提过，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三个反超”。

我们首先来比较一、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增长速度（图2–1）。一线城市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特大城市，二线城市指一线以外的大中城市，包括重庆、厦门、青岛、大连和大部分省会城市，三线城市指其他的中小城市。图2–1显示，大部分时间里我国二、三线城市的经济增速是快于一线城市的，差距达到3个百分点左右。但是从2013年开始，一线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二、三线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并且保持了反超的态势。

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相对稳定，还起到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这不是大城市第一次发挥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20世纪末，也就是1998年、1999年的时候，中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疲软，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很多农民工没工可打，只好回乡。经济增速“保八”，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在那几年，也是一线城市的增速比二、三线城市快。看起来，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一线城市就挺身而出，成为经济的稳定器。要使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这个现象，不可不察，这么重要的证据，不可不看。

我们进一步比较消费型城市和投资型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图2–2）。消费型城市和投资型城市的划分标准，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对大小，前者大则为消费型城市，后者大则为投资型城市。由于常住人口的数据缺失，我们统一用户籍人口来比较人口增速。

图2–2显示，从2013年开始，消费型城市的经济和人口增长速度都反超了投资型城市。2004—2012年间，投资型城市比消费型城市的经济增速快，人口增速也快，差距比较明显，经济增速快了1.9个百分点，人口增速分别为0.9%和0.6%，快了0.3%。2013—2015年，这一模式发生了彻底的反转，消费型城市全面反超投资型城市。而且，二者的差距不是一点点，而是非常大。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9%和5.8%，消费型城市快了2.1个百分点，相当于经济平均增速的1/3。人口增速分别为1.5%和0.1%，消费型城市是投资型城市的15倍，可谓天差地别。

消费型城市和投资型城市的比较，体现的是经济支出结构的变化。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由投资拉动的，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大，甚至引起过很多“投资过度”的担忧。从2013年起，这个担忧成为过去时，消费型城市的增速反超投资型城市，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这几年宏观数据中消费增速的稳健和投资增速的下滑，佐证了这一点。

其实呢，过去底子薄，多投资在战略方向上是对的。不投资，哪里来的机器设备和生产能力，哪里来的道路设施，哪里来的学校医院，哪里来的房屋地产？现在收入到一定水平了，消费自然会增加，加上投资增速放缓，消费的占比自然会增加，这其实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对于“投资过度”的担忧，很多时候是没有看到这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至于腐败分子搞的奢华的楼堂馆所、腐败工程，那是腐败问题，要和投资问题分开。

第三个比较，我们来比较一下服务型城市和工业型城市的增速（图2–3）。上述投资和消费，是支出结构，是从经济生活的两大需求来看经济结构。服务型城市和工业型城市，看的是经济的生产结构，看的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对体量。这两类城市的划分依据，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大小，第二产业大则为工业型城市，第三产业大则为服务型城市。

图2–3显示，2013年开始，服务型城市反超工业型城市。2004—2012年，不管是从经济增速还是人口增速来看，这两组城市都是差不多的，差别很小。而从2013年起，这一规律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2013—2015年间，不管是人口增速还是经济增速，服务型城市都大幅超过工业型城市。人口增速差得很大，一个是0.1%，一个是0.8%，差了7倍。经济增速差距也很大，一个是5.4%，一个是8.8%，相差3.4%，相当于我国经济总体增速的一半。这么大的差距，说明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上面三张图综合起来，说明不管是从城市规模，还是从生产与支出结构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三个变化是独立的变化，还是有共同的根源呢？经验上看，大城市往往服务业占比高、工业生产占比低，同时消费占比高、投资占比低。这样的话，这三个变化是关联在一起的。下结论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数据。

图2–4显示，一线城市的第二产业比二、三线城市的低很多，而第三产业比二、三线城市高很多，而且差距很大。一、二、三线城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31.2%、42.9%、47.7%，最大相差16.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68.2%、52.8%、38.8%，最大相差29.4个百分点。换句话说，一线城市是服务型城市，而二、三线城市则更多是工业型城市。前面说的服务业型城市反超工业型城市，与大城市增速反超中小城市，是一致的。

图2–5显示，一、二、三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的比重相差不大，都在40%左右，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重相差很大，一线只有27%，二线达到78%，三线则高达91%。二、三线城市如此依赖投资，在投资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整体的经济增速也就难免下行。所以，一线城市增速的反超，与投资的下行，也是一致的。

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发现，就是以服务和消费为主要优势的大城市，已经超过以工业生产和投资为主要优势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大城市主导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到来。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会不会持续下去。一个可能性是，2010年以来我国逐步进行紧缩，扩张性政策逐步退出，这样一来，对政策刺激更敏感的中小城市、投资、第二产业就慢慢减速，而更加依赖内生市场力量的大城市、消费、服务类行业就慢慢占据相对优势。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政策取向，应该是继续孕育市场力量。只有这样，经济新动能才能持续下去。